《王力文编》目录

001 沂源县复查的主要经验
002 春色满园关不住　圣地亚哥印象
003 我所看到的一座“山”——蒙得维的亚忆语
004 巴西的动人景色
005 阿根廷印象
006 我们需要这样的内行
007 我们的天下，是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008 国际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
009 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010 七律五首读陈毅副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谈话有感
011 王力在中联部张贴的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012 王力在中宣部的讲话
013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记录
014 王力戚本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015 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
016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017 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018 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019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020 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021 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022 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023 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024 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025 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026 王力戚本禹对廿二省市来京小学教师的讲话
027 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028 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029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胡痴等与商业部各地上访群众的谈话
030 王力与福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邱学峰的谈话
031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032 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033 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
034 王力宋穷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讲话
035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会议上的讲话
036 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037 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038 王力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讲话
039 王力戚本禹对北京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谈话纪要
040 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041 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042 王力对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043 关锋王力接见北京市四清工作团同志时的讲话
044 王力对新华社的电话指示
045 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046 陈伯达王力关锋接见人民日报社革命同志的讲话
047 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048 王力对新华社革命群众的两次讲话
049 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社宣布中央文革的重要决定
050 王力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的讲话
051 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王力］
052 王力对人民日报社的电话指示
053 王力与首都三司等组织座谈摘要
054 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055 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056 王力对北京邮电学院和清华大学同学的讲话
057 王力传达毛主席对广播系统的指示
058 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059 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
060 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061 王力关锋在中宣部传达陈伯达的指示
062 康生王力接见中共中央某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代表的谈话
063 王力传达中央文革对到新华社帮助工作的学生的指示
064 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065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要点
066 王力对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讲话
067 王力对《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讲话
068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069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070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几个同志的谈话
071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的讲话
072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073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074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75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的谈话
076 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077 王力对外国马列主义者的讲话
078 王力关锋李广文给新华社的指示信
079 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080 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081 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082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会议上的指示
083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084 戚本禹王力关锋给新华社的电话
085 王力关锋就新华总社请示报告给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的信
086 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087 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088 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089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090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091 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092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093 《王力反思录》节录
094 王力眼中的文革历史（《反思录》摘）
095 王力反思录：毛泽东七十叁岁生日的谈话（节选）
096 王力略介
097 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
098 王平权（王力之妻）就“王力事件”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函
099 读《王力反思录》后
100 《王力反思录》读后 丁东
101 周恩来林彪合力打倒王力
102 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103 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104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105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


沂源县复查的主要经验

王力(1947.08.02)《人民日报》

    （一）总清算，刨老根，土地浮财一场清。

  去年土地改革没有满足沂源全体农民的要求，和平献田现象很普遍，封建势力随便拿出一些田来，反而减轻了负担。农民说：“是替封建势力抓痒。”封建势力每口人据有四五亩至七八亩好田的还不少，浮财一般的未动。农民只分到几亩薄地，各村赤贫多未消灭。封建势力不仅仍然有钱而且仍然有势，有的对农民吹胡瞪眼的说：“你们翻身的还不是天天吃糠，我这个没翻身的，还不是每集都吃肉；你们翻身的家当合起来，还抵不上我那罐子的白胡老头哩（银元）”。

  领导上号召复查以后，鲁村区安平庄等十余村农民就提出了和封建势力总清算，刨老根，土地浮财一场清口号，掀起了清财运动。斗争空前激烈，将恶霸封建地主的全部土地，不管黑白地、好、坏地，菜园、果园、房屋，不管屋里放的、地下埋的、外家藏的，一切农具用具财物等全部偿还农民，然后视其悔过程度，再由全体农民作主分别恩赐他一份生活。农民们兴奋地唱着：“这才是土地回老家，房子大搬家，牛羊财物归原主，劳苦农民坐天下”。

    （二）查地先查缺，补地补到平。

  “地是万事本”。复查的中心，是查地补地，只要一查地，就打破了“没问题”和“没对象”的障碍，和开一个斗争会就满足了的看法。过去查田的毛病，是眼皮朝上翻，先看有几户地主富农，先研究他的生活，不少是由干部像猜谜一样的估计（这次复查，仍有不少地方重犯这个毛病）。鲁村区安平庄原认为是“沂源县翻身运动最好村庄之一”，以为“没问题”了。村干训练班上，光确定了一“顽固”赶驴的为复查对象，但提出查地先查缺以后，村支部大会即决定找那些吃不上新麦，脱不下棉袄的贫农，提出：“吃麦子、脱棉袄”，召集贫农会议做骨干，发动全体农民来查缺地户，一查就全部查了出来。全庄平均地亩数，每人一亩七分。平大溜是一亩五分，一亩五分地以下的就有十五户，七十一口人，仅有七十一亩地，按照“补地补到平”原则，向封建势力彻底总清算结果，缺地户都达到了平大溜。

    （三）各提所缺，各分所需，填平补齐。

  过去分配果实，按公归公私归私的原则，把全庄分果实的人分为三等分配，贫农分地，中农分财，和把斗争果实财物以至土地都折成粮食大家按等分粮等办法，都不妥当，都使贫雇农吃亏（今天还有不少中农掌握分配委员会，采取着以上办法）。历山区九会等村分配果实的办法是由农民彻底民主讨论，各提所缺，从下看，往上补，贫雇农缺的最多，土地、房屋、粮食、农具、牲口、用具、衣服等等，缺什么分什么，先贫穷后富裕，各分所需。中农个别缺场园、菜园、用具等，在先穷后富的原则下，也可以分给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四）斗政治给恶霸封建势力戴上“紧箍帽”

  前一阶段运动中，恶霸封建势力很多钻了和平献田的空子，不少在村里仍摆着“大老爷”“大老奶奶”的架子，“哼二哈的吓唬农民，造谣破坏。此次复查沂源农民普遍要求斗政治。总清算中，不仅清经济，而且要清政治，把封建势力的淫威一扫光。冯家沟的老农民对封建势力说：“如今天下大变了，往年不叫你大爷不行，今年你不叫俺大爷也不行，你得叫俺翻身大爷了！”要打垮封建势力的淫威，必须让农民彻底清算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任何理由不得限制农民清算血债的行动，并且要真正把权力交给农民，除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分别予以镇压。一般地主封建势力，在斗争后，农民必须“治”住他，给他戴上一个“紧箍帽”，叫他逃不脱如来佛（群众）的手掌心。九会村让地主立上交保状，在保状上列举自己罪恶。由农民推派监视人和教育人为其作保，犯小错误教育，犯大错处罪，绝不饶恕。地主赶集、走亲戚、出庄门及来客人等，都要向农会报告。该村恶霸向农民宣誓说：“今后若有三心二意，枪毙就枪毙，砸死就砸死。”农民问：“先前你造谣说麦子黄稍不晓得谁吃？”恶霸说：“大伙吃”！农民说：“蒋贼打不来，是俺吃，打来了也是俺吃，你要是变了心，摸摸几个脑袋！”经验证明，真正把封建残余治服，变天思想也就一扫而光了。此外有的村庄农民采红黑榜、红黑登记簿、红黑点板等办法控制地主。这样便打下了群众性的反特及巩固革命秩序的基础。

  （五）雇贫农民代表大会

  运动大发展阶段，是采取大规模积极分子训练班方式开展的，此次复查，不少地方仍用此法。此种方式的好处是：一、有桥梁骨干。二、大家思想一致。三、行动快；但有缺点！干部在农民头上，从下而上提的问题不多。雇贫农的利益没有特别被注意，故沂源县委用雇贫农代表大会，为复查主要形式，村内开雇贫农会议或小组会，充分发动全体雇贫农作为农会的骨干，联合全体中农吸收中农入会，民选代表开贫雇农代表会或农民大会，克服少数积极分子“蹦跳”现象，从推动复查中为乡农会、区农会建立骨干。“一切权力交农民”，必须交给这种树立雇贫为骨干领导的农会，同时一切农会都在复查中改造。


春色满园关不住　圣地亚哥印象

王力(1957.01.02)《人民日报》

（访南美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王力）

  我们这次从中国到智利的旅程，是地球上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最长的旅程。尽管这里被称为“地球的边缘”，但是好客的智利人使我们生活在如同自己的家里一样。

  一到圣地亚哥机场，曾经访问过我国的智利著名政治领袖阿伦德先生就让楚图南团长和我，坐上他自己驾驶的汽车，把我们送到旅馆。

  阿伦德先生是一个中等身材、蓄着短胡子、具有典型的南美洲人性格的政治家。他是智利社会党领袖，人民行动阵线主席，参议员，前参议院议长，是上次大选时和现任总统竞选的对手。他所领导的智利社会党是主张同智利共产党合作，主张同苏联和中国友好的；他担任着智中文化协会的主席。他和他的夫人一起访问过中国。

  阿伦德先生对我们说，圣地亚哥人提前唤来了春季来迎接远方的客人。

  ８月，应该是圣地亚哥的残冬和雨季，却出现了明媚的春光。樱桃花已经雕谢，桃花正含苞待放，柳条正吐出青芽，丁香和菊花盛开，橘子树上正结着金黄的果实。

  “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情景，正好也象征着今天智利人民的心情。

  这个狭长土地的国家，以丰富的铜和硝石的蕴藏闻名于世。在圣地亚哥，人们可以看到，到处是精采动人的铜像，到处是铜质器皿，到处是铜制的手工艺品。但是这种宝贵的金属的出口，却被美国的公司所操纵；近三年来，铜的价格更被压低得如同粪土。硝石也销售不出去，硝矿工人已经连续罢工三个月；他们的罢工行动表示了对美国垄断智利经济的不满情绪。

  ８月１８日这一天，智利人民尽情地吐露了他们的民族情绪。

  这是纪念智利独立战争时代开国的民族英雄奥黑金斯的节日。全智利的报纸都在首页刊载着奥黑金斯的巨幅照片，铭录着他的名言：“跟着我取得生的荣誉，或者是光荣的战死！”“用我的臂膀，拯救我的祖国！”

  在高耸的身披盔甲、骑着战马的奥黑金斯铜像面前，人群络绎不绝地献上鲜花。

  这一天，依照圣地亚哥市的传统，由市内两个最高学府——智利大学和天主教大学比赛足球，同时举行化装表演。五万多智利人聚集在安第斯山脚下一个足球场上，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文武官员也都出席了这个盛会。大学生们穿着民族服装，用活报形式叙述了智利独立战争的历史，用诗的语言歌颂了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无名英雄，也表演了各种土风舞。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会场上的大喇叭一直广播着以最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美国垄断资本窒息智利经济的蛮横作法的对口白和讽刺诗。全场对这种广播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雷动的掌声中，中国艺术团的代表被请到场子中央，接受了两个大学赠送的花篮。

  中国艺术团在圣地亚哥也受到智利政府的礼貌待遇。在我们首次公演开幕前五分钟，伊巴涅斯总统夫妇突然来到剧院。在一个特别大厅里，身穿将军服的伊巴涅斯总统接见了楚图南团长和我。这位总统对我们说：“智利人民很欢迎你们。”这句话和他在演出结束时讲的“他们果然带来了很好的东西”一起被刊载在次日圣地亚哥的报纸上。

  伊巴涅斯总统是一个无党派的军人。在议会里，他的政府主要依靠激进党和自由党的支持。

  自由党领袖亚历山大先生是参议院议长，他在接见中国艺术团的领导人时，赠送了银质底盘的国徽给我们。

  激进党领袖阿兰先生和各党派的议员代表陪着艺术团团员参观了议会的大厅。阿兰先生表示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在智利议会的大厅中，激进党席位在中间，右边是自由党，再右边是保守党，极右边是传统保守党（天主教保守党），左边是社会党和一些别的小党派。他们以席位的位置，来表明自己在政治态度上的倾向。

  智利的各政党和各报，对待中国艺术团的态度都是友好的。最初，只有传统保守党表现冷淡，在他们主办的“知识丰富报”上连广告也拒绝刊载。

  自从九十一岁的红衣大主教加罗尔博士接见了中国艺术团的领导人之后，传统保守党和“知识丰富报”的态度也有了好转。

  这些党派的领袖人物在和中国艺术团接触时的谈吐中，充满着民族主义的情绪，连红衣大主教也被公众认为日益增长着“开明倾向”。

  圣地亚哥一家最大的报纸“水星报”，统计了半个月来各报的新闻篇幅，共有四大新闻。顺序是：第一是增加职工工薪：在这条新闻里，报纸抨击美国扼杀了智利经济。自从美国财经顾问团到智利后，三个月来，物价和生活指数更加飞速上升，与物价的猛烈上升相比，职工工薪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是硝石工人大罢工。

  第三是欢迎中国艺术团：各报一致称赞中国的艺术，认为欢迎的盛况甚至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的官方代表团。

  第四是政府内阁危机：这是伊巴涅斯总统就任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结果是又换了三位部长。这家报纸幽默地写道：“智利人关心中国艺术团超过了关心内阁危机。”

  显然的，中国艺术家对于智利人民的这种“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充满着同情的，而这对于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未免是“春色恼人眠不得”了。


我所看到的一座“山”——蒙得维的亚忆语

王力(1957.01.06)《人民日报》

（访南美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王力）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座象馒头似的小山，伸出在拉巴拉他河口，这就是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

  下了飞机，见到乌拉圭议会议员法林拉先生。他彬彬有礼地递了一张印着“乌拉圭驻北京商务代表”的名片，同时带来一大卷报纸，这些报纸上都刊载着他访问中国商谈贸易归国后的讲演。

  法林拉先生是中国艺术团在乌拉圭演出的组织者。从一见面，法林拉先生就一直热心地谈论着开展乌中贸易的话题。

  艺术团上演的剧院叫“索德雷”。“索德雷”是乌拉圭政府管理文化艺术广播事业的委员会。“索德雷”主席加保罗夫人在她的家里亲切地接待了艺术团的领导人。

  加保罗夫人热心地介绍乌拉圭的国家领导人物与艺术团领导人相见。

  在艺术团首次公演的休息时间，乌拉圭国务会议的领导人之一、红徽党多数派领袖巴特莱·柏莱斯接见了我们。

  第二天，这位体格魁梧、面部表情严肃的乌拉圭政治家又在主席府正式接见了我们。

  巴特莱·柏莱斯代表他的国家，把一个乌拉圭的国徽，赠送给中国艺术团。

  巴特莱·柏莱斯表示愿意发展乌中两国的文化关系。他不仅对中国的古典戏剧和音乐感到兴趣，还特别愿意知道中国的现代音乐，他希望能得到中国唱片。

  巴特莱·柏莱斯还表明他和他的政府更关心的是发展乌中贸易关系的问题，他说：“发展乌中贸易，对于乌拉圭，是非常重要的。”

  巴特莱·柏莱斯还说道：“乌拉圭和中国也应该发展政治联系”。

  巴特莱·柏莱斯几次打消客人告辞的意思。他对中国客人赠送的礼品以至名片上的中国字也感到兴趣，他又询问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他说他近年来产生了学产中文的愿望。

  他召来了摄影师，同我们一起照了相，并说：明天在旅馆里就可以收到这张他亲笔签名的合影。

  乌拉圭政府是联邦国务会议制度。国务委员的成员三分之二为红徽党，三分之一为白徽党。国务会议主席由红徽党委员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本届第一任主席是巴特莱·柏莱斯，今年轮到苏维里亚。

  苏维里亚主席和他的政府的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长，蒙得维的亚的市长都分别接见了中国艺术团的领导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在伸在拉巴拉他河口的那座小山上，有一家乌拉圭国家屠宰工场。场长马拉葛来巴先生是一位胖胖的、精明的商人，他殷勤地引导艺术团团员仔细参观工场的每一个部分。这家工场的设备是比较陈旧的，但是这位乌拉圭人怀着民族主义的信心同对门那家美资经营的近代化设备的屠宰场竞争。场长先生请我们遍尝这家工厂出产的罐头，他急切地希望这些产品能够卖到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去。　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中心的。每人平均有三头牛、六头羊。全国人口的将近二分之一，共一百多万人集中在蒙得维的亚。这个城市也主要是为畜产品加工服务的，同时是一个吞吐的港口。

  这个被人们称做“美洲的瑞士”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条件曾经得天独厚地处在天涯的一角，过着宁静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美国资本象一个“妖魔”，把这个宁静的国家的经济生活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畜产品被断绝了销路，许多工厂倒闭了，或是处在半关闭状态，大量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境地，素以稳定著称的乌拉圭比索，过去九角六分钱换一美元，现在要四元八角钱才能换到一美元。

  具有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传统的乌拉圭人民，以及乌拉圭当政的政治家和商人由于他们今天的处境，因而急切地寻觅出路的心情，人们是容易理解的。

  全乌拉圭，只有以“白报”为代表的极少数亲美的大金融资本家在阻挠乌中发展贸易关系。但是，“对中国开展贸易”，是乌拉圭各阶层人民如山的意志，是难以阻挠的。

  如果说，蒙得维的亚原来的字义是“我看见一座山”，那么，我在蒙得维的亚所看到的一座“山”，便是乌拉圭人的这种如“山”的意志。


巴西的动人景色

王力(1957.01.10)《人民日报》

（访南美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王力）

  里约热内卢面临着美丽的可巴加巴拉海滩，背靠着许多奇异的峰峦；虽然９月在这里还是冬季，但已到处是浓艳的热带花草。

  巴西的自然景色是动人的，但更加动人的是巴西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国的情感。

  在巴西的议会中，自从去年７月访华议员代表团回国以后，谈论中国就成为一种时尚。当这些议员的夫人们穿着耀眼的中国锦缎料子的夜礼服，出现在晚会上时，人们都以欣羡的目光来询问中国。

  巴西参议院的议长是副总统古拉特兼任的，他是劳工党领袖。巴西劳工党有着比较明朗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在议会里的席位最多。

  库比契克总统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他的政府得到劳工党的支持。在巴西的议会大厅里，社会民主党的席次是在劳工党的右边，全国民主联盟的左边。

  巴西上下两院各党团的领袖都盛情地接待了中国艺术团，无例外地对人民中国表示好感。

  库比契克政府的外交部虽然曾经一度拒发中国艺术团的签证，但在四十八小时之后，便重新发表了一个对中国艺术团表示好感的声明，来回答各方面人士抗议的浪潮。外交部长索雷斯先生，也在开幕演出时，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人，表示了巴中两国发展文化联系的愿望。

  库比契克总统夫人在自己的挤满着穿着各色袒胸长裙妇女的包厢里，告诉艺术团的领导人：“总统很愿意看到你们，因为偶有小恙，遗憾地没有能够来。”

  在总统夫人的主持下，中国艺术团为总统夫人的慈善事业举行了一场义演。在马拉加尼亚室内运动场里，集聚着的两万五千个巴西人，他们以连续的鼓掌、欢呼和挥动手帕，表示了巴西人对中国人的热烈友谊。库比契克总统也赠送了一个花篮，附了一张写着“祝贺和感谢”的名片。

  当时，巴西的舆论界正评论着三件大事：一，是巴西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关于美国使用巴西铀矿的秘密协定，决定铀矿国有化；二，是拒绝美国提出的组织南大西洋防御公约的建议；三，是盛情接待中国艺术团。

  我们到处都看到巴西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一天，我们乘坐的出租汽车的司机，指着建筑在市中心的一幢奇特的现代化房屋叫“贼窝”，仔细一看，原来是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

  当里约热内卢市议会的主席巴依斯·李米接见我们的时候，他摇铃宣布休会一小时，全体议员以茶会形式招待中国艺术团。我们看到，有人拿了一支美国的“幸运牌”香烟给议长先生抽，他立即拿出了自己的烟，说道：“巴西人抽巴西烟”。他又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就连巴西烟，也受了美国影响”，原来这盒烟的牌子叫“好莱坞”。

  巴西的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司密脱和我们的交谈是意味深长的。

  一天晚上，艺术团领导人访问了司密脱。司密脱过去曾经是巴西的大诗人，现在是大产业家，也是最大的报纸、杂志公司的董事，是总统和市长的朋友，是巴西上层社会中的风云人物。这次，为了向政府争取发给中国艺术团的签证，他也曾作过一番努力。

  他首先作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死了的诗人，活动着的产业家。”

  他坦率地说：“我并不能称自己为中国的朋友。但是，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从小时候起，就对中国有着神话式的梦想，后来慢慢地迷茫了；而中国最近这几年来又给了我新的刺激，你们站立起来了，而且迅速地富强起来了。”

  当我们讲到中国和巴西这两个伟大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点的时候，司密脱说：“今天的巴西还有着许多困难。作为一个巴西人，我希望中国的今天，能够是巴西的明天。”

  司密脱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政治家。他说：“我劝你们艺术团的政治睡觉。今天巴西人只能看你们的艺术表演；明天，巴西人可能有兴趣看你们国家的政治。”这使得我们都笑起来了。我们说：“即使今天巴西人有兴趣要看中国的政治，中国艺术团的演员们也没有这种表演的本领。”司密脱说：“我认为，这便是最好的政治。”司密脱表示愿意和中国建立联系，他说：“非常愿意知道中国是如何走上富强道路的。”

  如果说，我们在里约热内卢看到了巴西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圣保罗，就进一步看到了巴西人发展自己国家经济力量的强烈愿望。

  圣保罗市，在一百多年前，还是一个不足一万人口的小城，十多年前，也不过有一百万人左右，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的年代中，这个城市却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万人口和大约有四、五万家工厂的大的工业城市。巴西人称圣保罗叫“巴西的上海。”

  巴西人在经济上引以为骄傲的：一是钢铁国有化；二是石油国有化。

  在圣保罗市历史博物馆门前，巴西的建筑家设计了一个螺旋式的建筑物，作为纪念巴西石油国有化的标志。人们把这个标志制成小徽章，挂在自己的胸襟上。　我们停留在圣保罗期间，库比契克总统来到圣保罗，参加一个新建的汽车工厂开始生产的典礼。这家汽车工厂是利用西德资本和技术经营的。巴西人提出利用西德资本和技术的条件是：一，鼓励投资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二，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些工厂将要属于巴西所有。

  圣保罗市市长比萨博士在接见艺术团领导人时说，“巴西和中国是两个新兴图强的国家，巴西人非常注重中国的经验。”市长先生正在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他表示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而且对中国的社会改革也感到浓厚的兴趣。

  住在圣保罗市的一个大咖啡园主马太罗梭先生在宴请中国艺术团领导人时，也表示了访问中国的愿望。这位咖啡园主同时是圣保罗近代艺术馆馆长，他说：“到中国去，只看艺术，不看政治。”

  “巴西很象中国”，“巴西对中国友好”，这是中国艺术团在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国度里，到处听到的声音。


阿根廷印象

王力(1957.01.22)

《人民日报》

（访南美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王力）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南半球最大的城市，被称为“南方的巴黎”。

  这个城市有四百五十万人口，连同它的近郊，阿根廷人叫“大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共有六百万人口。全国的工业有一半集中在这里，又是主要的吞吐港口。　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座落在拉巴拉他河畔，往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有着许多牧场和农庄，人们叫它“阿根廷中部平原区”。全国８６％的农产品，６５％的牲畜出产在这里。阿根廷人非常夸耀这块大平原。他们说：“从大西洋岸边，一犁头耕到安达斯山麓，可以碰不到一颗石子。”

  １０月，在阿根廷正是春天，天气时晴时雨，正象阿根廷变幻的政局。尽管如此，阿根廷人欢迎中国艺术团的热情，对中国的向往，还是如同盛开的花朵。　我们在阿根廷演出的组织者伊利白利先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在迎接我们的时候，愁容满面地说：“看上帝和全体圣徒的面子，让中国艺术团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吧！”等到最后送别的时候，他喜笑颜开地说道：“阿兰布鲁总统对中国艺术团表示非常满意。”原来阿根廷当局起先拒绝发给中国艺术团入境签证，给了以后又“希望”艺术团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而不演出。后来只是由于人民和舆论的要求，当局态度才有了改变。

  阿兰布鲁临时政府是在去年庇隆政权被推翻以后不久，继洛纳迪临时政府的倒台而建立的。这时刚满一年。过去的议会已被解散，成立了一个包括一些党派的代表的“谘询委员会”。

  临时政府的副总统多哈斯和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观看了艺术团的表演。据哥伦剧院的经理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几乎所有的达官要人都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表演。在剧院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临时政府的教育兼司法部部长阿德罗格先生接见了楚图南团长，他说：“中国艺术团在阿根廷是受到特殊的尊敬。”他表示愿意加强阿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阿根廷文化界的朋友和普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给了中国艺术团最热烈的欢迎。他们怀着仰慕的心情欣赏着中国的艺术，一面热情地将阿根廷典型的民间歌舞一一介绍给我们。

  中国艺术团的演出，一时形成当地舆论的中心。从资产阶级的“民族报”一直到天主教会的机关报，每天都刊载着关于艺术团的大量新闻。这时，和它同样吸引着阿根廷人的还有一个另外的中心。那就是人们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谈论，以及发展民族工业的普遍呼声。

  一些有名的政治界经济界人士，包括政府的畜牧部长奥来尔热赛在内，著文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建立重工业，保护关税，抵制外国资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者“农业阿根廷”的论调。

  阿根廷财政部长柏朗梭宣布：“今后除非有特殊需要，凡是本国工业能生产的商品，政府均将不给予进口许可证。”

  各界人士的种种言论，反映出阿根廷财政经济的困难处境。阿根廷是一个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农牧产品历来都占阿根廷出口总值的绝大部分。去年，因为天气不好和播种面积缩减，农产品出口量减少，畜产品的出口价格被压低，临时政府面对着无法解决国际支付的困难。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生活费用上涨，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建筑、纺织、码头、五金等行业的工人陆续地在罢工。

  为了寻找农牧产品的销路，用较合理的价格买进急需的燃料和机器，阿根廷很关心它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贸易。阿根廷原是南美各国中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关系最多、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最近，从苏联购买阿根廷羊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购买阿根廷皮革，以及苏联和波兰供应它大量燃料等许多迹象看来，这种贸易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临时政府也表示，它将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全部问题。

  乌拉圭驻北京商务代表、国会议员法林拉曾经把乌中贸易协定草案的副本给了阿根廷国家银行。阿根廷人正以浓厚的兴趣来研究这个草案。

  我们在阿根廷逗留的时间不长，但对阿根廷人人具有的民族自豪感印象挺深。阿根廷人一直讨厌美国的垄断资本，著名的女作家玛丽亚·罗莎·奥利佛说：“我在美国生活过很久，受过美国教育。我也很喜欢美国，但是我很不喜欢美国政府对阿根廷的侵略政策。”

  在“庇阿尔”民间歌舞俱乐部里，主席阿尔瓦来尔是一位退休的将军，他和他的会员们一起招待我们。这里，我们接触了许多普通的阿根廷人。他们对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表现出无限的尊重和热爱。人们尽情地弹着吉他，唱着“草原之歌”，跳着“桑巴”和其他许多南方和北方的民间舞。人们说：“但愿有一天，阿根廷的民间歌舞，能够象中国的一样得到发扬光大。”我们大家鼓掌以表示赞同；阿根廷人和中国人的掌声立刻联成了一片。


我们需要这样的内行

王力(1957.0.26)

所谓内行，是指真内行，不是假内行，是真知识分子，不是假知识分子，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不是半知识分子。……应当看到，对于一部分已经具有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说来，他们和工人阶级已经不分你我，根本也就不产生“你”是内行或是“我”是内行的问题，大家都是不同岗位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有既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至于那些对共产党还不心服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还有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还分你我，对新社会还不习惯，一有风吹草动，有的人还神魂不安，心里头七上八下，他们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话可能也很欣赏，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和共产党誓不两立，他们如果有真才实学，有一技之长，只要爱国守法，诚实劳动，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贡献的。事实证明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他们在经过改造以后，也可以成为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如此，他们才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内行人。

（摘自８月２６日中国青年报王力：“论社会主义的内行”）


我们的天下，是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王力(1957.09.05)

争天下，夺取政权，这就是右派分子发动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呢，还是右派领导的反人民的天下呢？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好得很；右派说：西方民主制度好得很。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分歧。

  今天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头上并不承认他们是要改朝换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们说：“我也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是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改良一下而已”。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右派分子一切有关“党天下”的谬论，归根结底，就是集中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点，都是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

  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人民民主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一句空话。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一个说法是：“你们清一色”、“你们统治一切”。右派说是反对“清一色”，实际上是反对“一色”，就是反对红色，而企图建立白色的清一色。中国人民为了巩固红色的领导权，迫切需要大量培养红色专家和领导人才。

  第二个说法是：“你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事实上，在我国，共产党和政权是分得很清楚的；共产党和军队，和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和人民团体，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用共产党去代替政权，代替其他的一切组织。很清楚，右派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政权，他们想把共产党和政权完全分家。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在总政策总路线方面，在工作方针方面，在行动方向方面，“党政不分”，溶成一片，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第三个说法是：“你们只要我们扛旗打伞。”人们知道：人民民主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谁都知道，许多非党人士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非党人士占到４０％以上。这能叫“扛旗打伞”吗？就算是“扛旗打伞”，你们不愿意为人民“扛旗打伞”，难道你们愿意重新再给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扛旗打伞”吗？

  第四个说法是：“你们独揽用人权”，“你们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什么叫领导？毛主席曾经通俗地规定为：出主意，用干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了保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必须掌握用人权，但不是“独揽”。任何人掌握着这个“权”，都要受国家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的约束。任何人的用人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革命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对社会主义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私人之权。否则，我们国家的性质岂不是要变质？从我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朝代来说，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今天的“天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私心，对待任何别的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只要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便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种阶级界限的消灭，正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哪里谈得到“一朝天子一朝臣”？

  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和右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中心内容，就是争的“天下谁属”的问题。我们是为人民争天下，而右派分子是为资产阶级争天下。

（摘自中国青年报９月５日王力：“论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国际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

王力(1957.10.08)

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呢？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该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站到一条战线上。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可分的，因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非常清楚，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在国际问题上，中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就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别的什么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普遍真理，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什么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呢？就是一边倒，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张世界上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利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而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一边倒，反对我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在我国提倡“中立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给我们上了一课。非常清楚，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使我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且将使我国成为帝国主义挑动新战争的战场，使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遭受战争的浩劫。因此，我们必须痛击右派的谬论。

（摘自１０月８日中国青年报王力：“国际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


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王力

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 《红旗》

毛泽东同志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这就用几句最平常的语言，描写了最不平凡的奇迹。

这个伟大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毛泽东同志把它归功于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这种干劲，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去年冬季，在我国有上亿的农民为兴修水利而连日奋战。自带工具，自带粮食，不计报酬，并且打破了社界、乡界、县界和省界，人们不是为自己的"近亲"，而是为自己的"远亲"自觉地互相支援，实行劳动大协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今年的钢铁战线上，全国有五千多万人在兴高采烈地连日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炼钢。同样是自带粮食，不计报酬，不受八小时工作制的限制。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是什么？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劳动就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计较报酬条件的劳动。这种性质的劳动，在我国已经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粮食才可以翻一番，钢铁才可以翻一番。同样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切任务都可以完成，一切事情都可以办好。

我国人民群众中出现的自愿的劳动，已经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广大群众懂得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了他们，没有私心，和他们一起干；并且懂得共产党提出的每一个任务，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加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时候，人们就都心情舒畅地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把完成这些任务，当做是最大的快乐。当洪水被人制服的时候，当粮棉堆积如山的时候，当铁水奔流的时候，当共同劳动的果实造福于公共利益的时候，人们高尚而愉快的心情，就是最好的诗人也很难描写得出来。

当人们的劳动具有自觉的共产主义精神时，那就谁也无法规定他们的工作定额。共产主义者的劳动量，从来就是无法规定的。试问，有谁能够规定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工作量呢？他们直到停止呼吸之前，除掉自然界规定他们必须要休息，此外是无法规定他们的工作定额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以他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名言，一直工作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谁也不能规定他的工作量。无数的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抛弃头颅的革命烈士们，只有当敌人剥夺他们生命的时候，才谈得到结束自己的工作。今天，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无定额的劳动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海的工人说得好："过去要加班加点，虽然拿钞票，还是要三请四邀，并且是请也请不来；今天自愿地加班加点，是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并且赶也赶不走了。"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当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休想动员他们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正如你要想把正同敌人酣战未休的战士从火线上动员下来一样困难。

共产主义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计较报酬条件的，也是无法计算报酬的劳动。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宣扬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当人们具有这种精神的时候，才称得起是一个高尚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鲁迅所描写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汁"，也就是对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颂扬。斤斤计较报酬，斤斤计较名誉地位，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富贵二字，这就是低级趣味。

提倡共产主义劳动精神，将使人们逐渐地把劳动看成为乐生的要素，而不单是当做谋生的手段。

共产主义的敌人，以他们那副浸透着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头脑，对这种不计报酬的劳动精神当然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们总是要把共产主义的劳动诬蔑为"奴隶劳动"。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者才是皮鞭和饥饿下的奴隶，而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才脱离了奴隶地位。当然，决不能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苦战精神，看做是只有一个"苦"字。是的，这种有时不分昼夜，不避风雨，不顾工作和生活条件好坏的劳动，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我们跟"苦战三年"的口号联系着的就是"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就是甜蜜的果实。在不断的苦战过程当中，就包含着逐渐地改变面貌，人们当然可以享受到这些不断给予的果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不指望报酬的艰苦的劳动，恰恰给予人们最伟大的最珍贵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发展，就是人类的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将要在我国逐步实现。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和反映这个规律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原理。这就是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必须首先在若干时间内，使我国现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逐步变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然后再经过多少年，逐步地以至完全地创造三大条件，即：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还必须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消灭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即：城乡之间的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同时，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合理地组织全民的劳动，不断地发展生产。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旗帜上和共产主义旗帜上，都写了一句共同的话在前边，就叫"各尽所能"。而在后边又分别地写了两句不同的话，前者叫"按劳取酬"，后者叫"各取所需"。人们注意了后边一句互不相同的话，即"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差别，这是对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前边一句相同的话，即忽略了"各尽所能"，这就不对了。

既然我国目前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按劳取酬"的原则当然还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去实行"各尽所能"，就不去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如果劳动者不肯多做一小时工，不肯少要一点钱，也就是说，没有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就谈不上共产主义。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的原则，不停顿地组织大规模的全民劳动，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以最高速度向前发展，才有可能逐步地创造条件，逐步地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与之相反，如果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各尽所能"，放在组织全民劳动，不是通过劳动实践去创造三个条件，消灭三个差别，而是脱离劳动生产，企图立即完全抛弃"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立即完全实现"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立即消灭商品交换，立即完全扫除资产阶级式法权残余，那是办不到的，不仅办不到，还会阻碍社会生产力以最高速度向前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也就从根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法权。在无产阶级法权中，劳动是统治一切的。以劳动的尺度来作衡量，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部分。因此，它比起一切旧社会来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所实行的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还是资产阶级式法权的表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同等的劳动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会消费品存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所领得的比另一个人多些，某一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些等等，为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消费品的分配，不是以人的劳动为尺度，而是以人的需要为尺度，所以人们领取消费品的权利，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平等的。这样，资产阶级式法权的残余，就完全消除了。

社会分配总是由社会生产来决定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如何才能逐步地为"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所代替，基本上取决于社会产品丰富的程度。所谓产品丰富了，是指全国范围来说的，而不是指某一个省区，更不是指某一个人民公社或工厂来说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了，才有条件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则。还必须了解，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了"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是永远赶不上人们的需要的。所以人们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也要受一定社会生产数量的控制。这就是说，需要是无限的，满足需要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首先在分配问题上打圈子，而应该首先发展生产。在今天，实行"各尽所能"的原则，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正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的决定性因素。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怀苦战中人民群众的利益，经常提醒人们应当注意：劳同逸要结合，苦战同休整要结合，要有节奏地进行生产。要吃饱、吃好，睡足、睡好。大丰收了，不要忘记开个庆祝会，要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毛泽东同志经常提起人们要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结合起来，这才是完整的群众观点。最近还提醒我们："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这就是说，有了这么大的丰收，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改善的。农业大丰收了，如果不注意适当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显然是不对的。在紧张劳动中，如果不照顾劳动者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有意义的。而一切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要以有利于发展生产为原则。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住这一原则，不断地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更好地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而奋斗。


七律五首读陈毅副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谈话有感

王力(1965.11.01)《人民日报》

王力

一

豪言壮语最强音，

道出神州六亿心。

主义环球瞻北斗，

政权新国有南针。

声波远撼摩天厦，

心瓣遥呈椰树林。

努目低眉分敌我，

妖魔诅咒友朋钦。

二

友谊千年绵亘长，

野心何事学强梁！

两条道路由君择，

九万平方是我疆。

有礼当知仍有节，

能柔应识亦能刚。

只轮匹马前车鉴，

在黩武从无好下场。

三

生财自诩兴家早，

作态相怜创业难。

若不因人肠辘辘，

何由使汝面团团！

泥涂此日翻身起，

云路他年刮目看。

世道沧桑应记取，

嗟来莫漫舍三餐。

四

激情翘首望南天，

如此英雄如此坚！

赤帜迎风招义烈，

红河汲水洗腥膻。

亡秦岂止存三户，

反帝长宜站一边。

行见铁蹄清扫尽，

凯歌万里净烽烟。

五

怒吼共工触不周，

国魂叱咤唤神州。

焚心久积填膺愤，

刺背深铭刻骨仇。

红日一轮驱雾夜，

青松六亿斗霜秋。

长蛇封豕终灰烬，

树帜昆仑最上头。


王力在中联部张贴的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王力

1966.06.09

《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节录）

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王稼祥从逃避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生的病，突然好了，精力很充沛，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三和一少”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检查失言失算”，就是要“纠偏”，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路线，就是打击坚持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刘宁一等同志。

他的所谓“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就是要用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来代替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国际群众组织活动的方针”，又是一套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莫斯科裁军会议，是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一个表演，立即遭到破产，引起左派不满，赫鲁晓夫要给发奖章。

这样一来，毛主席在王稼祥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捉住了，就严厉地进行批判，迅速地加以纠正。……

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

在这个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这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联部的一切部门彻底打倒王稼祥的阴魂，扫清王稼详的影响，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王力在中宣部的讲话

王力

1966.08.26

陶铸同志的有些话不是那样讲的，是针对中南地区的，听说他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中央十六条精神，《人民日报》社论、周总理在天安门的讲话都是以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为主，外地同学来北京，我们欢迎，北京有少数同学到外地去也是允许的，要分批分期去，什么人去，去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均由大家商量，要有组织，有目的地去。革命还是靠自己，不能外援为主。什么地方需要支援，需要什么人去支援、需要多少支援，都要搞清楚。不能说各地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平衡都要北京去人解决，还要靠自己。（这时同学问：中央是否有新的精神，让北京同学大量去外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

昨天，我见到陶铸同志，他在一次会上说，有些话是谣传，同学如果一定要去，不能阻挡，但是我相信，把道理讲清楚大家是会同意的。

（此时张平化同志进来，讲了几句，陶铸同志是代表中南局讲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文化革命搞好。王力同志接着讲）

现在怎么办？一个办法是采取紧急措施，澄清陶铸同志的讲话。陶铸同志将给聂元梓同志一封信，澄清这个问题，贴出来给大家抄。用这个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靠你们做工作，向大家解释，向大家商量，另外据你们反映的情况，还可以采取其它措施。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记录

王力 关锋

1966.09.03

〖说明：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同学在八月十八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汇报了他们对我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对一些问题作过请示，谈话他们将记录整理打印成文，散发各处。对其整理打印的传单，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感到与我校情况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山东大学红卫兵三十四人特访了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并汇报了我校运动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对目前运动的一些看法。今将谈话记录有关部分整理如下。此条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我们负责。〗

时间：1966.9.3.晚10：23─9.4晨2：00

地点：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

代表首先汇报了山东大学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后又提出了以下问题。

问：怎样看待打人问题？现在那些只有几张大字报，还没有定性质的人也强迫劳动，今后怎么办？

王、关合答：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

王：那一次谈话（指八月十八日对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即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连戴高帽子，我们都没有松口。挂牌子，强迫劳动，我们都不同意。他们和我们讲时，也没讲打谁。我们也没讲是打谁了，是泛泛地谈。

问：打人怎么办？

王：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

关：回去宣传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说服大多数？打人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你们要估计到这一点，你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听毛主席的话。林彪同志讲话作用很大，北京的变化很大。林彪同志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三段就是讲了三个“一定要”。打人的问题可以公开表示态度，就是黑帮分子也不打。他死了，我们就没有斗争对象了。

王：省委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和各级党委以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有关系。

关：林彪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的嘛。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要打人。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也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你们回去看一看会有好转，会有变化的。

问：象余光前这样的人打对不对？

王：不对，对什么人也不能打。

关：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要打人嘛。

王：以前讲到文斗、武斗，这次讲破了，不要打人。

问：对孙汉卿、马秉伦宣布三项纪律，每天劳动，每天汇报，每天斗一次，这样对吗？

关：孙汉卿我们俩都比较熟悉，多年没见面了，不了解，他到底有无问题，有什么性质的问题，要辩论，要弄清楚。有人说他是黑帮，摆出事实来。说不是，说明理由。可以辩论嘛，没定性质就这样处理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你们不要跟同学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对革命事业不利。还是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讲道理。你们可以反对他们这样做，但你们要想个好办法，否则双方打起来就不好办了。

问：领导认为什么办法妥当呢？

王：大字报、大辩论都可以嘛。

关：你们对大多数同学怎样说服、辩论呵？如果孙汉卿是好样的，也不要紧嘛，这一场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

王：要制止，不能打人。别的不要怕。

关：眼界要开阔些，要看得更远大些，要看到主流。

问：怎样看待造谁的反，依靠谁造反的问题？

关：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对的。

问：怎样捍卫十六条？

王：有的人说《十六条》（关于文斗）是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处理敌我矛盾不适当。《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也提抗议。现在就很清楚了。

关：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发表了十六条，你们宣传十六条。也不百分之百的（人）都按十六条办事，不听不要紧，坏人是不听的。让他们闹一闹，暴露一些，不闹还抓不住他们。认识问题通过学习可以改嘛。让他们闹一闹，也可以暴露嘛，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嘛。

问：应怎样看待架走孙汉卿、马秉伦的事件？

关：用不着弄到北京来，好人不要弄，坏人也不要弄，可以在本单位解决嘛。戴高帽子，不是黑帮也成不了。是什么还是什么，要依靠材料。

问：请谈谈对他们印的讲话记录稿（即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与王、关谈话记录稿）的看法，记录和谈话有无出入？

关：刚才看了一遍，我们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抵制，你们先指指吧？有的地方也可以贴大字报嘛，我的谈话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问：“十六条前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却不能为依据”这话是否有出入？

关：这话有出入，我是说十六条（发布）以前中央有的领导人的讲话不能作依据。但不能领会成所有的负责人。

问：记录稿上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回答说：“成仿吾的领导就是不要，孙汉卿的领导就是不要，要他干什么？王子文的领导也应该不要，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要他们领导就不能革命。”你们这样说了吗？

关：我们那样说有个前提。我们是说：“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压制群众运动的话，这样的领导就是不能要。”我们特别强调这一条，他们把这个前提掉了。我们没有权力定他们的性质，孙汉卿也好，成仿吾也好，性质由你们来定，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代替你们。由于我们没有调查，心中无数，他们到底是不是黑帮，我们不敢讲，当着你们的面不敢讲，在内部讨论，我们也不敢讲。

问：他们的记录上说，你们说：“你们对山东大学党委工作组、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怀疑呢？他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嘛。”是这样说的吗？

关：我们没有讲过这个话。我们的意见是：如果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大胆怀疑。我们没有肯定过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服从领导，就抵制。

问：怎么看待工作组？

王：派工作组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是全国性的，普遍的。绝大多数的工作组组员是好的，工作组组长不是都不好，不能怪他们。

关：你们那里工作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就当时那种情况下，百分之九十五还不止，工作组有问题。这一条你们可以再讨论，派工作组不能说山东省委没有责任，但不能怪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是全国唯一不主张派工作组的。后来还是派了，但是派的人数比较少。

问：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选筹委会？

关：你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学习，清华怎么样？（王：清华不行，北大可以。）有的地方，自由结合15个人选出一个代表来，先成立筹委会，考验考验，也不一定那么纯嘛。回去以后，你们能不能同他们谈判？

问：有人提出要分出左、中、右来才能选举。

关：现在怎么分呵？在运动后期考验嘛。

问：“文斗”、“武斗”的界限是什么？

关：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

问：保皇派是什么人？

王：我们主张取消这个名词，不要用这个名词。在学生中间不要说保什么皇。

关：赶紧回去做工作，选出一个筹委会。原则有了，大家去闯一闯，去锻炼锻炼。上级安排好了，一二三齐步走锻炼不出人来，只要忠实地闹革命嘛，犯错误也不要怕，可以改嘛。

王：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关插说：打人还叫文化革命吗？另一位接见的同志插话：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吗？）林彪同志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

代表：希望领导同志对我们提出要求。

王：十六条来之不易，是一次大斗争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斗争产物，要很好地学习它，体会它，思想上有赶不上去的要赶上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要赶上去。


王力戚本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6.09.07

〖六日的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根据大家要求，主席团和一部分同学前往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接待站反映昨天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志在七日凌晨两点接见了这些同志。首先由人民大学的同学介绍了九月六日在人大召开的“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筹备召开的情况，并将参加大会的三、四万革命师生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委托王力、戚本禹同志转达给毛主席。〗

王力：现在北京有些学校要赶外地同学，这个大会是不是你们发起的？把人家赶走。（大家笑了，一致说，不是的，是外地同学发起的）……以为你们这个会是要赶人家走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不好派人去参加。

同学说：这个会是外地住人大的同学发起的，得到一千多个单位拥护的，是我们离京前表决心、鼓干劲、把首都红卫兵的革命精神……誓师大会。

王力：这样的大会，在北京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还没有碰到过。外地同学发起组织这样的大会，如果几天开一次，去几位中央同志，来一个讲话，鼓鼓劲，大家就满足了，就可以几天开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一定要见毛主席是不可能的。毛主席五天接见一次是不可能的。（南昌王蓉说：我们一定要见毛主席，今天我们开会，有人提出来要整队到中南海见毛主席）

王力说：这样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是见不到的。

同学说：（北京）只让我们住五天。

王力说：五天是谁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回去问问。

同学说：我们要求十号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我们（有的要求八号）。

王力说：准备国庆以前还在天安门开一次会，八号以前不能了。

同学说：我们有的明天要走，有的后天走。

王力说：你们多住几天，等天安门开了会再走。

戚本禹：见到毛主席就可以回去了。

王力说：现在不是不要票了吗？

同学说：要票。（说着把临时乘车证拿给王力看）

同学说：周总理讲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都分期分批来北京，现有些人把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都说成是“混蛋”，让他们滚蛋，这对不对？

王力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同学说：有人把同学说成是“保皇派”，这样对不对？

王力说：你们可以跟大家说，毛主席说的，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同学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辩论，不要扣帽子。

同学说：我们坐火车，就看到有人强行剪人家的辫子。

戚本禹：这不对！


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

王力

1966.10.17

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过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还有些地方、单位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斗争很复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上次在这里讲过，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你们。无论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还是挑动工农斗学生，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愿意公开的向群众检查，又不接受批评，还不参加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就是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作组撤走后安排的“三员”（联络员等），或匆匆忙忙搞出的文革委员会，不是代表广大同学的，不是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而是执行工作组的那一套，这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我们斗争的锋芒是针对着操纵这些组织的人。因此，批这些组织时要牵涉到一些人，这不叫群众斗群众，但锋芒要对准背后的操纵者，我们不要象他们整你们一样去搜查他们的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现在有人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又来整革命少数派，我们坚决不答应！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不是针对群众的。社会上有反对毛主席，有反对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镇压学生。

被打成“反革命”、“真右派，假左派”、“反党”、“右派”的，应当众恢复名誉。做到这一点，同志们也要注意，不要把过去保党委、保工作队的同学喊成“保皇派”。你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在这个时候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工厂工人可不可以外出调查材料，和学校联系？是否可以到外面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就不能和别人相比，决不是说工人连调查都不可以的，决不是说连文化大革命都不搞，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变成不革命，这是不对的，是有错误的。何况工人同志还首先保证了生产。

对非红五类子女我们要团结，在学校里不要用黑五类、红五类这个名词。一九四五年后参加革命的和党员的子女不算红五类子女，我们不同意。至于怎样，现在还在研究。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关锋 戚本禹

1966.10.17

有人写信给江青同志，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要求接见。（王力同志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他是关锋同志，他是戚本禹同志，我是王力。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看看你们。

我们听取同志的意见，把意见带回去，今天主要让同志们上来讲。（会上有重庆、甘肃、江西、湖北、云南、新疆、安徽、上海、辽宁、福建、湖南、贵州等十二省市二十个代表发了言。）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我们负责，把同学们在会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交的材料，我们带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报告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同志们的情况、问题、要求和意见。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欢迎同志们通过各种途径再向我们提，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提出写成的材料，就往邮筒里一放，不要贴邮票，我们大体上当天可只收到。同志们提了一大堆条子、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来不及看，有些看了看，有些还需要回去研究。我们只能够就同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条子与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同志们提出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和意见。

现在文化革命形势怎么样？我们说现在的全国文化大革命是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到处是一片很好的革命形势，这是主流。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不是那样平平常常的、平平安安的，都是经过斗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判了前一段的错线路线，过去通过派工作组的形势来镇压学生革命、来镇压革命的学生、镇压革命的群众，这样一种形势受到了批判。工作组撤退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采取新的行式继续搞错误路线。

现在从同学们的条子，同学们的发言也可以看出来，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上一次陈伯达同志也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向同志们保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支持一切革命学生，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鼓掌）我们坚决反对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一切单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误路线的人，又不向革命群众公开检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得已才出来参加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那就表明，他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热烈鼓掌）对于那些在错误路线下，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打成”假左派，反右派”的这样一些群众，这样一些学生，这样一些工人，这样一些机关干部，不坚决地给他们平反，不公开地给他们恢复名誉，这就表明他们还在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热烈鼓掌，口号声），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

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这就算标志。有的地方工作组撤了，后一种形式叫什么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这三员也是在背后操纵，而且也还是在学生的头上，还是继续的压迫学生、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样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路线。

只要是他镇压学生，只要他压迫学生，只要是压制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群众运动，压制无产阶权文化大革命运动，他换了一个招牌，他工作组换成什么员，三大员也不行。那也是错误的。或者在他们操纵之下，工作组撤退了，但在工作组撤退之前，急急忙忙地搞了一个什么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是什么临时筹委会，这样子的形式急急忙忙地一手操纵，包办代替的，还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继续执行错误路线，继续镇压学生，这样一种形式。上一次在这个会场上，向同学们这样讲了，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鼓掌、口号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涉及到一些同学、一些工人、群众，涉及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是同学，这样算不算是（要涉及他们、批判他们）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决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热烈鼓掌，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我们不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我们要同他们讨论，我们要把问题讲清楚，摆事实讲道理，贴大字报讨论，我们也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就是过去跟着走的绝大多数同学，他们还是一时被蒙蔽的，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的所谓多数那是虚假的，靠不住的。（热烈鼓掌）我俩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的话，我们坚持革命的正确的无产阶教革命的路线。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绝大多数同学能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有的同学提出了问题，既是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放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同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的社论锋芒决不是针对学生的，决不是针对群众的，（掌声）它是针对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针对着社会上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能用这样一个口号作借口来反对革命学生哪？

是不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全部的人呢？（答：有。）肯定的有，肯定有。攻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反对毛主席的颁导，反对林彪同志，反对革命的同志，是不是有呢（答：有。）对于这点要警惕，不要上当。既要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惕，但是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未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有的同学有的工人同志们提出来，这个紧急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批语写了，就是提到凡是在运动初期，就是执行那个错误路线时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同志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成的材料应该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经过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当众销毁，提出来这个应当坚决执行的！有的同志提出来，是不是适合于工厂，是不是适合县以下的一些单位、学校，是不是适于机关、企业，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党中央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凡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单位，不管是工厂，不管是工矿企业，不管是机关，不管是县以下的学校和其它单位，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律适用！（鼓掌）同志们注意，这是指这一次运动初期的问题，就是错误路线统治下的院党委或者工作组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哪，就把运动初期打成的所谓反革命右派，所谓反党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还有其它的帽子的这些同志应当彻底解放，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同志们是少数派罗，有好多同志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要坚决执行这一条。执行这一条也是要经过斗争。做到这一点，这条执行了，那么同志们也要注意，同学们也要注意，就是也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我们建议，我们主张在学生当中不要戴保皇派这一类的帽子，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学，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学，我们对他们还是要团结的，对他们啊，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对这些同学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上一次在十万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的大会上，江青同志特别提出了请同学们注意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斗争的策略，注意争取团结大多数，这一个问题啊．在现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现在这样一个正确路线占了压倒优势、虽然还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同志们不但要敢于斗争，特别要善于斗争，要利用现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斗争的武器，注意政策，注意策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些单位刚解放、刚翻身，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有这样的现象，做了一些脱离群众的事情，这就不好了。有的同学。有的工人提出来工厂、工厂的工人可以不可以去调查材料，可以不可以同别人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学生是不是同工人农民联系联系，是不是可以。中央通知过，是发过这样的通知，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来对于非红五类的子女怎样看待，要不要团结，刚才我们商量，我们三个人商量，要团结以，为什么不要团结呢？应该团结么。另外，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要怎么样子的家庭出身，城市的阶级成份怎样子划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我们今天不可能具体地答复同志们这个问题。至今可以讲这一条，比如说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从1946年到现在20年了嘛，这样的划分法即1945年从前参加共产党的大都是中上级干部，高级干部，中上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子女才能叫做红五类，一般干部的子女就不能叫做红五类，这样一种划分法，至于如何划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也欢迎同学们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同学们提出来的是主要问题，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回答一下：这个说是被一些修正主义控制的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没有人这样说过，陈伯达同志在这里开会，我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的内容和实质，刚才已经讲了，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操纵一些红卫兵组织，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红卫兵就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个红卫兵就不好。我们这是要争取团结大多数，批判错误路线，我们希望你们劝说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控制，摆脱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组织，整个地说是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经过中央十六条公布以后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的斗争，现在面临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比较明朗的。至于还有的地区涉及到各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这个省委究竟怎样估计，这个省委究竟应不应做炮轰。这个省委究竟属于哪一类？这个省委的问题究竟应按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同志们还是要掌握这样一条，革命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抓住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析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这个革命的大串联是起了一个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成一片的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支持，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各个地方的问题还是要依靠自己来解决，依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判断，作出答案，自己提山解决的方案，进行革命的斗争，用革命的方法在解决它。

我刚才说了，说是不是要用这些名词，但是对各种家庭出身的，那还是用科学的名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用毛主席的名词，你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么！革命干部出身就是革命干部出身么！就是什么叫革命干部这个问题，我俩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什么叫做工人也需进一步地研咒。这个问题也有人提问，也不能把这个圈子推得大、死、小，解放前三年当工人才能叫工人，那我们现在解放十七年了，但这是不是混了一些坏人，怎么样的分析阶级成分，什么人能够取得阶级成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是用科学的语言，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语言，毛泽东的语言来讲话，不要用这些不科学不明

确的概念，这样并不是就不注重各种庭家出身了，还是要注重哪，就是不用这种名词，而是用科学的名词，这么样是不是出身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按照科学的名词，家庭出身是什么出身呢？他是工人，他是贫下中农，他是革命干部，他是革命军人，不是说取消了这几个名词，就是取消了阶级出身，不是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子更科学地划分社会成分呢？

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不能够回答，我们想今天就谈到这儿，有些问题在另外的场合回答，今天因请的单位太多了，有些问题也不好说，我们还是可以另外有专门的一个地区，也不是大家都要参加了。我们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很快地回去参加本地方的革命斗争，或者是革命串联，在北京呆得太久也并不能提出来，毛主席接见么，中央首长接见么，那很快就要接见么！

是不是就讲到这里吧！同学们！同志们提出说，有些材料要交，要有个时间来收，现在我们办公室的王善（音）同志留在这里，同学们要是有什么材料可以给他。同学们，现在关锋、戚本禹同志来给我们做指示。

关锋：

同学们，刚才王力同志讲的，也就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意见，我们再没有其他意见讲啦！向同志们问好！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得到很大的锻炼，很大的提高，祝你们胜利！

戚本禹：

向大家问好！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红卫兵整理）


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关锋 戚本禹

1966.10.18

王力：

有人写信给江青同志，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要求接见。（王力同志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他是关锋同志，他是戚本禹同志，我是王力。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看看你们。

我们听取同志的意见，把意见带回去，今天主要让同志们上来讲。

（会上有重庆、甘肃、江西、湖北、云南、新疆、安徽、上海、辽宁、福建、湖南、贵州等十二省市二十个代表发了言。）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我们负责，把同学们在会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交的材料，我们带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报告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同志们的情况、问题、要求和意见。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欢迎同志们通过各种途径再向我们提，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提出写成的材料，就往邮筒里一放，不要贴邮票，我们大体上当天可只收到。同志们提了一大堆条子、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来不及看，有些看了看，有些还需要回去研究。我们只能够就同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条子与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同志们提出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和意见。

现在文化革命形势怎么样？我们说现在的全国文化大革命是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到处是一片很好的革命形势，这是主流。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不是那样平平常常的、平平安安的，都是经过斗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判了前一段的错线路线，过去通过派工作组的形势来镇压学生革命、来镇压革命的学生、镇压革命的群众，这样一种形势受到了批判。工作组撤退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采取新的形式继续搞错误路线。

现在从同学们的条子，同学们的发言也可以看出来，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上一次陈伯达同志也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向同志们保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支持一切革命学生，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鼓掌）我们坚决反对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一切单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误路线的人，又不向革命群众公开检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得已才出来参加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那就表明，他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热烈鼓掌）对于那些在错误路线下，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打成”假左派，反右派”的这样一些群众，这样一些学生，这样一些工人，这样一些机关干部，不坚决地给他们平反，不公开地给他们恢复名誉，这就表明他们还在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热烈鼓掌，口号声），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这就算标志。

有的地方工作组撤了，后一种形式叫什么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这三员也是在背后操纵，而且也还是在学生的头上，还是继续的压迫学生、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样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路线。只要是他镇压学生，只要他压迫学生，只要是压制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群众运动，压制无产阶权文化大革命运动，他换了一个招牌，他工作组换成什么员，三大员也不行。那也是错误的。或者在他们操纵之下，工作组撤退了，但在工作组撤退之前，急急忙忙地搞了一个什么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是什么临时筹委会，这样子的形式急急忙忙地一手操纵，包办代替的，还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继续执行错误路线，继续镇压学生，这样一种形式。上一次在这个会场上，向同学们这样讲了，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鼓掌、口号声）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涉及到一些同学、一些工人、群众，涉及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是同学，这样算不算是（要涉及他们、批判他们）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决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热烈鼓掌，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我们不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我们要同他们讨论，我们要把问题讲清楚，摆事实讲道理，贴大字报讨论，我们也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就是过去跟着走的绝大多数同学，他们还是一时被蒙蔽的，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的所谓多数那是虚假的，靠不住的。（热烈鼓掌）我俩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的话，我们坚持革命的正确的无产阶教革命的路线。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绝大多数同学能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有的同学提出了问题，既是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放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同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的社论锋芒决不是针对学生的，决不是针对群众的，（掌声）它是针对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针对着社会上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能用这样一个口号作借口来反对革命学生哪？

是不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答：有。）肯定的有，肯定有。攻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反对毛主席的颁导，反对林彪同志，反对革命的同志，是不是有呢（答：有。）对于这点要警惕，不要上当。既要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惕，但是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未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有的同学有的工人同志们提出来，这个紧急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批语写了，就是提到凡是在运动初期，就是执行那个错误路线时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同志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成的材料应该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经过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当众销毁，提出来这个应当坚决执行的！

有的同志提出来，是不是适合于工厂，是不是适合县以下的一些单位、学校，是不是适于机关、企业，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党中央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凡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单位，不管是工厂，不管是工矿企业，不管是机关，不管是县以下的学校和其它单位，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律适用！（鼓掌）同志们注意，这是指这一次运动初期的问题，就是错误路线统治下的院党委或者工作组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哪，就把运动初期打成的所谓反革命右派，所谓反党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还有其它的帽子的这些同志应当彻底解放，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同志们是少数派罗，有好多同志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要坚决执行这一条。执行这一条也是要经过斗争。做到这一点，这条执行了，那么同志们也要注意，同学们也要注意，就是也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我们建议，我们主张在学生当中不要戴保皇派这一类的帽子，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学，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学，我们对他们还是要团结的，对他们啊，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对这些同学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上一次在十万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的大会上，江青同志特别提出了请同学们注意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斗争的策略，注意争取团结大多数，这一个问题啊．在现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现在这样一个正确路线占了压倒优势、虽然还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同志们不但要敢于斗争，特别要善于斗争，要利用现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斗争的武器，注意政策，注意策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些单位刚解放、刚翻身，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有这样的现象，做了一些脱离群众的事情，这就不好了。有的同学。有的工人提出来工厂、工厂的工人可以不可以去调查材料，可以不可以同别人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学生是不是同工人农民联系联系，是不是可以。中央通知过，是发过这样的通知，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来对于非红五类的子女怎样看待，要不要团结，刚才我们商量，我们三个人商量，要团结，为什么不要团结呢？应该团结嘛。另外，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要怎么样子的家庭出身，城市的阶级成份怎样子划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我们今天不可能具体地答复同志们这个问题。至今可以讲这一条，比如说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从1946年到现在20年了嘛。这样的划分法，即1945年从前参加共产党的大都是中上级干部、高级干部，中上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子女才能叫做红五类，一般干部的子女就不能叫做红五类，这样一种划分法。

至于如何划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也欢迎同学们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同学们提出来的是主要问题，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回答一下：这个说是被一些修正主义控制的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没有人这样说过，陈伯达同志在这里开会，我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的内容和实质，刚才已经讲了，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操纵一些红卫兵组织，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红卫兵就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个红卫兵就不好。我们这是要争取团结大多数，批判错误路线，我们希望你们劝说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控制，摆脱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组织，整个地说是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经过中央十六条公布以后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的斗争，现在面临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比较明朗的。至于还有的地区涉及到各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这个省委究竟怎样估计，这个省委究竟应不应做炮轰。这个省委究竟属于哪一类？这个省委的问题究竟应按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同志们还是要掌握这样一条，革命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抓住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析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这个革命的大串联是起了一个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成一片的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支持，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各个地方的问题还是要依靠自己来解决，依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判断，作出答案，自己提出解决的方案，进行革命的斗争，用革命的方法在解决它。

我刚才说了，说是不是要用这些名词，但是对各种家庭出身的，那还是用科学的名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用毛主席的名词，你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么！革命干部出身就是革命干部出身么！就是什么叫革命干部这个问题，我俩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什么叫做工人也需进一步地研究。这个问题也有人提问，也不能把这个圈子推得太小。解放前三年当工人才能叫工人，那我们现在解放十七年了。但这是不是混了一些坏人，怎么样的分析阶级成分，什么人能够取得阶级成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是用科学的语言，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语言，毛泽东的语言来讲话，不要用这些不科学不明确的概念，这样并不是就不注重各种庭家出身了，还是要注重哪，就是不用这种名词，而是用科学的名词，这么样是不是出身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按照科学的名词，家庭出身是什么出身呢？他是工人，他是贫下中农，他是革命干部，他是革命军人，不是说取消了这几个名词，就是取消了阶级出身，不是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子更科学地划分社会成分呢？

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不能够回答，我们想今天就谈到这儿，有些问题在另外的场合回答，今天因请的单位太多了，有些问题也不好说，我们还是可以另外有专门的一个地区，也不是大家都要参加了。我们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很快地回去参加本地方的革命斗争，或者是革命串联，在北京呆得太久也并不能提出来，毛主席接见么，中央首长接见么，那很快就要接见么！

是不是就讲到这里吧！同学们！同志们提出说，有些材料要交，要有个时间来收，现在我们办公室的王善（音）同志留在这里，同学们要是有什么材料可以给他。同学们，现在关锋、戚本禹同志来给我们做指示。

关锋：

同学们，刚才王力同志讲的，也就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意见，我们再没有其他意见讲啦！向同志们问好！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得到很大的锻炼，很大的提高，祝你们胜利！

戚本禹：

向大家问好！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红卫兵整理）


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陈伯达 王力

1966.10.29

陈伯达同志：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同学们：惠安一中。

伯达同志：惠安一中还是在城里吧？（众；是）我介绍一下（指了指坐在身边的王力同志），他是王力同志是来接见你们的，我来当他的翻译。（大家鼓掌）

王力同志：他是来接见你们的，我是陪他来的。（大家愉快地笑着）

伯达同志：我不会讲普通话，讲得比你还糟糕，讲土话好了。

同学们：好呀！（热烈鼓掌）你讲本地话，我们听起来更亲切。

伯达同志：（笑了，用闽南话入）很亲切噢。你们现在吃什么？

同学们：米饭和馒头。我们很爱吃地瓜。

伯达同志：（笑了笑用闽南话说）番茄，（并兴致勃勃地拿给王力看）你们吃过窝窝头吗？（众答：没有吃过）你们上北京要吃点北方的粮食，窝窝头要吃，锻炼锻炼。

同学们：好呀！

伯达同志：（指一个同学）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同学：靠近崇武那边）崇武是一个半岛，五六年我去过崇武，一些农民正在补网、染网。我在给他们谈话时，他们问我是从哪来的，我说是水产公司的，（大笑）他们向我反映社里的财经没有公开，干部拿公家的钱上馆子，不跟社员一起劳动，这次谈话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财经公开”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来的。

同学们：崇武离台湾很近，那里的女民兵很有办法。

伯达同志：噢！要走多久？（同学们：一夜能走到）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伯达同志：惠安城不是有一座大楼吗？现在什么人住？

同学：原来是县委的，现在是社教总团和县文革任的，大门总是关着，小门戒备森严，不让人过去。

伯达同志：派头这么大，六二年我就建议县委不要住在那里，会脱离老百姓，要搬出来，但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很遗憾。我建议县委会和中学对换。（同学：我们一中已经有“东风楼”）可以作展览馆。（同学：作工农业展览馆好嘛。）你们回去可见写大字报税：“陈伯达说，总团不能住在那里，要让出来。”

王力同志：可以作“学习毛选展览馆”，可作“阶级教育展览馆”，也可作医院、文化革命展览馆或破“四旧”、立“四新”展览馆（伯达同志也说）

伯达同志：你们今天来，有什么情况要与我说？他（指着王力同志）是主任，我是组长，主任管组长嘛，你们向他反映吧！

王力同志：他是组长，我是组员，属他管，组长很民主啊！

（众：大笑）

同学们：许多传说县以下中学文化大革命不搞了，要复课，我们正搞得轰轰烈烈，不搞了，那……

王力同志：已经轰轰烈烈就搞嘛？怎么不搞？

同学：九月十四日中央规定，不是说县以下机关不搞串连吗？

王力同志：那是指农忙会影响生产，你们不影响生产，怎么不搞？（鼓掌）

同学们：我们党支部书记在一次部分教师会上说：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不一定按照十六条办事（伯达、王力同志很注意地听）。总团知道后说，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王力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交换一下眼色，笑）第一他不是老革命，第二这不是新问题。

同学们：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队，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队索性留下。此后我们这些少数派就出现，自己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

王力同志：（大笑）他们把串连队扣留，要搞臭他们，可是结果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结果留下火种。串连队在你们学校摆观点，你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是不是？

同学：是，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

伯达同志：嘿，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看王力同志一下，笑了。一个同学把一、三中铅印的关于八·二九的传单递给两位首长看）

王力同志：这是一张（指一、三中的传单）很反动的传单。

伯达同志：这是一张反对革命的传单。

王力同志：（指着传单）这纸张很好，反对革命的传单他们就印，支持革命的传单就不印。这两张送给我们好吗？（热烈鼓掌）

同学们：他们有的到我们家里说：“你们干反革命。”有家长到学校哭哭啼啼，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教训”、“要听先生的话”，“要听校长的话”。

王力同志（风趣地说）听先生的话，听校长的话，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还说要好好读书。

王力同志：（风趣地说）好好读书，就是不干革命。

同学们：他们不让我们代表上京，不发给我们代表证，我们自己能行吗？

王力同志：（对伯达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一律都一样，革命的手法一样，反革命的手法也一样。

同学俩：由于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臂章，就自己印（伯达同志很感兴趣地换上眼镜，仔拥端详XXX同学的红臂章）

伯达同志：你们自己搞得呀？（同学们：是的，用墨水和肥皂就可以）好！你们这样干，很好，朴素大方！（王力同志：对！朴素大方。这时XXX同学把自己的红臂章脱下来给伯达同志佩戴上，也给王力同志一个，二位首长都很高兴，我们又拿三个要求代转给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

王力同志：我就拿给毛主席（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并热烈鼓掌。）

同学们：北京南下串连队离开我校后，学校当权派四处造谣诽谤，现在他们还可以到我校澄清……

王力同志：完全可以去。（征求伯达同志的意见，伯达同志点点头）

同学们：他俩连我县各中学都不让互相串连，校门关的很紧。

王力同志：不串连就不对，为什么县里不能互相串连？你们各中学相离多远？（同学们：不远，走一上午就可以走到。）这样不影响生产，也不影响交通，为什么不能呢？

伯达同志：走路吗？（同学们：是）对，要锻炼锻炼，不要坐车。你们应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看到你们的做法。

同学：中央有没有复课的规定？

王力同志：没有嘛！（回头问他同来的人员，其人答：没有听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复课也不能像过去那样。

伯达同志：现在你们都闯起来，不一定要复课（王力同志：也复不了。）你们准备怎么办？

同学们：要复课就罢课。继续搞革命。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搞，可以搞到明年夏天，明年秋天。学校不能像过去资产阶级统治，你们要出主意，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

同学们：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大小黑帮（反映关于工作组评黑帮的情况，还有谢、骆、郭三青年教师怎样被打成黑帮）。

伯达同志指着手，斩钉截铁地说：工作组划的黑帮一律无效。

王力同志：那三个更无效，打了三十多个黑帮根本不对头，以后你们掌权要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斗黑帮。

伯达同志：我给你们提一些要注意的。红卫兵是群众，要注意团结，要尊重他们。（王力：要等待他们的觉悟。）过去他们反对你们，你们不要计较，这个不要紧。他们压你们，你们跑出来了，很好，可以锻炼，要把群众团结起来，不要因为以前他们对你们那样，现在你们也就对他们那样，这不好嘛！也不用你们来北京见陈伯达、王力压他信（同学：我们一定不会）。

王力同志：是的，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伯达同志：他们压你们有好处，可见锻炼一个人嘛！受点压迫有点好处，你们还要感谢他们呢！我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右倾、保皇？（众：笑）

王力同志：原则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继续彻底批判。

伯达同志：你们回去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压我们，我们感谢你们，使我们得到锻炼，对同学们也可见说感谢你们，但必须还说二句话，第一句感激你们，随着运动的发展，还要批评你们。

同学：他们还骂我们是小牛鬼蛇神、狗崽子。

王力同志；你们不是小牛鬼蛇神。

伯达同志：也不是狗崽子。（热烈鼓掌）

同学：他们学谭力夫这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王力拍着伯达同志的背说：你们的贵福建。伯达同志笑了）我们这里有一本。

伯达同志：拿来看看。（伸手欲拿）

同学：没有带来，回去给你寄来。

伯达同志：谭力夫的讲话，你明懂得批判吗？

同学：我校的联络员……

伯达同志：不要，不要，你们就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要。（王力：统统不要）不要联络员，不要工作组。（鼓掌）

同学：他说是上级派来的，没有上级命令他就是不滚。

伯达同志：你们就不听他的，不理他，他不走就呆着吧！你们一定和群众搞好关系。

王力同志：你们组织有多少人？

同学：有一百零四人。

王力同志：有一百零四人就不少嘛！

同学：就是有一些中间派，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

伯达同志；你们不要说他们是中间派，他们听了会不高兴，耍好好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摆出你们的观点。

王力同志：要团结大多数嘛！

同学：有人说我们学校的党支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伯达同志：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自封的，要经过群众批准，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考验才行。

王力同志：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拒绝别人的批评，我们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受过不少批评，今天你们看有什么问题要批评？

同学：你（伯达同志）是否说过对福建的事情不关心吗？全国要一盘棋。（笑）

王力同志：这个批评有道理（大笑），就是要全国一盘棋。

同学：学校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怎么办？

伯达同志：不要紧，因为真理还是真理，他俩整理你们的材料，在文化革命中整理学生的黑材料，中央一律不承认。现在不一定要急着去抢（王力：不要打架），放在那里也没关系，（检讨一律还给你们）我们是搞革命的，是毛主席的学生，怕他什么！真金不怕火，这次回去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同学：很紧张，家里还来急电）不要紧，如果你们是革命的，一定能挺得住（同学：我们一定能挺得住）。你们要团结群众，搞好关系。如果你们对，就骄傲得不得了。那就不好了。你们回去以后，也不要和他们打架，要文斗，不要武斗。（笑）（同学：我们一定文斗，不用武斗）具体的主意，具体的办法我们不好说，你们自己去想，自己去闯，但要商量才对（拿起铅笔在纸上写：“自己教育自己”送给我们。热烈鼓掌）

同学：要求工作组回校检查可以吗？

伯达同志：这个可以，请一次不来就请二次、三次，如果不来，他欠的债就更多了。

同学：同学能否串连？

王力同志：这个问题要给他们答复，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伯达同志：（提着笔写道“各学校可见互相串连”，送给我们）我写的字不好。（同学：很好）我1962年就给惠安县委建议，把大楼让出来，但是现在还没有迁出来，很遗憾。（同时也在纸上写：很遗憾。接着又写：好的房子应该让给学校，送给我们，并送一个“毛主席语录牌”，同学热烈鼓掌、欢呼！）

最后伯达同志说：祝你们一路平安！同学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王力

1966.11.10

第一个电话：

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

我们很想和大家好好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靠大家谈情况，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麽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晚了应该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要市委吴德同志负责，使这些同志回去不受迫害。还有什麽困难可直接联系，可写信。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第二个电话：

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卫自己作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麽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

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一想。

过几天就要找你们工人代表进行座谈。我们现在很重视工人的问题。表面上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彻底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开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找少数人商量，对北京的典型的工厂，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怎麽搞，同你们大家商量。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同工人接触少，办事不多，现在同大家讨论，我们要多做一些事，请大家放心，不要发愁。现在中央也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迅速向上反映，请大家再次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和大家商量後，制出一套适合於工厂的政策，这些都要靠群众自己来想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王力 穆欣

1966.11.10

〖地点：政协礼堂〗

同学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穆欣同志和我来看望同学们，同志们。同学们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我和关锋同志写了许多信。关锋同志病了，同学们来了许多信，这些信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文革小组关心外地，山东、青岛、济南的斗争情况。康生同志也写过条子要我和关锋同志见大家。本来我和关锋同志来看大家……由于关锋同志病了，所有穆欣同志和我一起来了，主要是看看大家，听听同学们的意见，情况，要求，带回去在小组里研究。中央文革就只几个人，现在全国各地都要见，我们也想见大家。我们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不能发号施令，也不应该发号施令，我们只能听大家意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和要求。我们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我们两个人来就更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同学们要作结论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能作。今天只能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原则上的回答，可能对，可能不对，请同志们考虑。

整个文化革命形势很好，这一点同学们要作足够的估计。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热烈鼓掌）同学们把形势分析一下，回想一下就可看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掌声）这是八月八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通过了会议公报。这个错误路线在十一中全会之前，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这个斗争从八月初，八月底，到九月这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的地方改换了形式，还是继续执行错误路线。从十月初，林彪同志十月一日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群众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这个形势同学们都有亲身感受，很好。各个省、市，北京各个部门展开了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不是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不搞了，它们这一套就收起来了呢？因为群众批判就自动消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它是不会的！它会改变形式，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运动每发展一步要看到主流，另外也要看到提出什麽新的口号，坚持反动路线的也会更换花样，搞他的一套，斗争还在继续。

同学们提了许多条子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各个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到三级干部会议究竟怎麽样。山东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的说来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是中央统一布置的。由于这个运动的深入，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动下，要看到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於他们自己的错误，究竟采取什麽态度。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同志会进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群众性的大批判，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一个机会，改正错误。我们看一看，这个会是不是能开好，他们是不是能改好，屁股是不是坐到革命群众一边了。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象开完十一中全会那样，回去没有什麽大变化。我们应有一点信心，有了两个月斗争的经验，他们也有一点经验，是不是认识上有提高。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同志认识上会有提高。但有些同志反映：把谭启龙带到北京来了。就同志们反映：他回去之後进步很小。（群众说：他没进步。）他没有进步。

继续对革命学生采取这样对立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样辜负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苦心教导，一定要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要坚持正确路线，（热烈鼓掌）一定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斗到底，斗深，把这条路批深，批透。这个原则是一定不能妥协的，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个原则不能含糊！（鼓掌）同时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时间进行观察。同学们要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给他们条件，因为这个会要传达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从六月到现在五个多月了，从十一中全会算起两个多月了。在五个多月，两个多月中，革命师生，革命的同志是不是也应当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想一想，我们本身的斗争也要提高，我们的觉悟也要提高，斗争艺术，斗争策略也要提高。

同志们，同学们，记得十月六日的十万人大会，江青同志提出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稳政策，学会善於运用斗争的策略，提了一个多月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学能提高。对於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按毛主席的思想正确地进行。这一点请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林副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希望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

一、对形势要正确估计：一片大好形势，不要看成一片黑暗，不要对反动路线估计过高。北京革命派也有这么一点，是不是对形势估计过於黑暗一点了，要看到大的方向，大的主流。看到好得很的形势，看到一天比一天好的形势。当然一点黑暗没有，也不对。反动路线能那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再一个必须彻底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再一个对执行反动路线的要加以区别，对提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要加以区别，提出的只有一，两个或几个人，这是一个区别，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同志们温习一下我党的历史，每次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只有一两个；第二个，不自觉执行（大量的）和自觉执行（少量的）区别；第三个，有轻有重，轻重不同，量的不同，有时有性质上的不同，要有所区别；第四个，是坚持错误还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同继续坚持，顽抗不改的要有区别。

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党中央一贯处理党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我党历史上曾对犯路线错误的人作过不正确处理，这对党有很大损失。毛主席指出的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两个目的。一定要弄清问题，不弄清问题就团结，不成了合稀泥了吗？反对合稀泥！不坚持原则，不把问题搞清楚是不行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但又要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向他大喝一声，你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同毛主席相对立的，必须深刻检讨，改正。他说我不是改了吗？口说无凭，你是不是改，是看你的行动，而不是看你的宣言。

看行动看什麽呢？这个《红旗》杂志提出，要看他三条：一，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检讨自己过去犯了路线错误。明明犯了错误，大量事实摆在面前不认账，光说改，浮皮，不公开检讨是不行的。二，是不是纠正错误，特别是对过去被他们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公开平反，给这些革命同志当众恢复名誉。是否彻底做了，坚决做了，青岛做了没有？（众答：没有！）青岛没有做，而且十月二十五号还把小学生打成反革命，怎麽能叫青岛问题解决了呢？（热烈鼓掌！）这一结论应由青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来做，解决了没有？（众答：没有！）是否把同学被迫的检查材料交了？（众答：没有！呼口号。）三，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掌声，口号声）过去他压制，镇压群众，说改正了，过去这种同毛主席相对立的（路线）是严重错误。第三条就是看你能否真正把屁股挪到革命群众一边，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进行斗争。有这三条才叫改正了错误。我希望同志们再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能做得这三点。所谓看一看，还要进行斗争，每一步前进都要进行斗争，（掌声）不是我们抄起手来站到一边看他，所谓看是观察，观察还是要斗争……

斗争策略要注意，要提高。党中央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学生，特别是受压制，迫害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戴了种种帽子的群众，坚决支持你们。很多地方革命左派地位改变了，或开始改变了，但也有的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会改变，一定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一定要更加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办事，我们千万自己担负领导，自己改变地位，以后不要象他们过去对我们那样，不要接受他们的坏传统。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革命党的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的错误路线，那还不是革命党作风？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象他们那样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梢，监视，搜查笔记本等不正确的做法，我们采取林彪同志上次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是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要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善於同群众商量，同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每一个斗争要总结，整顿我们的队伍，逐步扩大我们的队伍，团结群众；我们不要象他们搞的那一套，陷到里面去，我们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在材料问题上，档案材料上，强迫个人检讨的材料要交给个人，自己处理。至於其它各种各样整理的材料，我们是不是想个最简单的方法处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扭来扭去，造成群众之间争论不休。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思想上去批判。当然也要进行斗争，斗到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不能隐藏，复制，转移，搞鬼，要全部交出来销毁。我们过去这方面想得不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纠葛。总之，通过这个斗争，自己把自己提高。有人提出条子，说山东三级干部会议是学生破坏了，我们第一次听到学生破坏了三级干部会议，把这个罪状加在革命学生头上是不对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应该很好把屁股坐在革命学生一边，我相信革命学生不会不让他们开的。（掌声，口号）一定可以经过商量达成一致协议的，如因商量没达成一致协议，耽搁了几天会议是不能叫破坏会议的。（掌声，口号）同学们要做到一点，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再看一看。最近毛主席讲，是不是这次比上一次好些，但是总有少数人还是对抗。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给他们条件，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开好，改正错误要看上面三条。红卫兵是否能参加？还是分开来，给他们时间讨论问题，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机会，承认错误。他们应当抽出一定力量，同时向红卫兵做工作，共同讨论问题。

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判断什麽事情对不对，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用毛主席的话来判断，按文化革命十六条办事，按林彪同志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它中央领导同志正式发表的讲话为标准。至於其它讲话，外面很流传，印成传单，还有接待站普通工作人员讲的不能作为标准。没有正式文件不能作为依据。以正式讲话，文件为标准，根据这个办事，流传的一律不算数。

比如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同志《论左派》这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是林彪同志写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捏造，这是假的。看来是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的。这些东西不能算数，要上当的。至於有人故意利用这些讲话，大量印发，达到其特定的个人目的，是要和他斗争的。例如青岛大量印发总理讲话，所谓青岛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对的。例如，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错误，有人大量印发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查。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如何搞，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我希望刚才谈情况的那个同志，把意见写个材料给我。现在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农村也是一样。希望同志们有这方面调查材料的向你们省提，也向外面提。革命学生应该和工农结合，这是方向，是毛主席的原则，任何大的运动革命学生不和工农结合，都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党历次革命经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革命学生怎麽能不同工农结合呢？这个大方向要肯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性要支持，不能压制，打击，更不能镇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工厂农村同学校不一样，学校停课一学期，再停一个学期，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但工厂不能停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农业生产也不能停。是不是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条，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全国人民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要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第二条，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具体的工厂文化革命任何搞法，欢迎工人同志们提出意见，同学们可以提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党中央很快会有指示。农村农闲时应怎麽办？工厂农村问题很紧迫，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


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6.11.12

戚本禹同志讲话：

同学们：

你们跑到北京来，你们看见毛主席了吧？（众：见到了）你们来北京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见毛主席，一个是来反映重庆的情况。中央首长很忙，所以派我们两个来看你们。先听取你们的意见，最后我们留点时间讲一点。你们的造反精神好像还不太够，很守规矩，当然守规矩也是好的罗。你们把认为最需要讲的都讲出来，讲得精练一点。

王力同志讲话：

同学们：

戚本禹同志同我今天来，我们代表我们小组看望同学们，（鼓掌）慰问同学们。（鼓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切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和我负责把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情况，各种问题，各种要求向我们小组其他同志汇报，向中央汇报。

同学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只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建议，不能发号施令，也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们把同学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能回答的作回答，我是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来回答大家。

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鼓掌）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也认为不是。（热烈鼓掌）从今天会上，我们听到的情况，和我们在其它地方听到的一系列情况，从这些情况看来，重庆市委的问题是严重的。这样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严肃处理。对於重庆市委镇压群众运动，对这样的市委为什麽不炮轰呢！应该炮轰！说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麽呢？要靠你们斗嘛，我看你们斗得还不够，现在就罢官，就改组，那太舒服了，我看这样不好。改组的人对你们支持不支持？这样改组对你们斗争有利没利呀？（答：没有利）我看不一定有利。这个问题还不光是重庆。不要光靠上边的一个命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重庆的问题应该靠重庆的群众来解决，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答：是）

有的同学提出，重庆中学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热烈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这种革命要求的，因为中央发了紧急指示嘛，你们知道吗？现在我把有关段落向大家念一念。

（念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也可以当众销毁。”）这个指示完全适用于学校。所以，他们在这样情况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导下，把你们打成“反革命”应该宣布一律无效，应该坚决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应该公开承认错误。中央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但执行中央这个指示还要靠你们自己的斗争。有的同学提出中央发给一个平反证，你们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要靠斗争来解决问题。不靠斗争，不把这条错误路线彻底摧毁，彻底肃清影响，给你个平反证也没有用。必须要靠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同学们，不要怪你们的家长，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的矛头应指向错误路线。对於这些支持革命学生的家长进行迫害，扣工资，也是极不对的，应该立即同他们作斗争。党中央坚决反对用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家长斗学生。

这种做法，扣工资及其它打击行为统统不对，应当立即改正。在这里我向同学念一篇也是刚发生的事情。陈伯达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讲了一些问题，介绍了四川一个例子。陈伯达同志说：我们有少数同志，以功臣自居，解放後长期当官做老爷，养成一种官气。毛主席多年批评的官、暮、骄、娇四气他们都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他们。现在介绍个例子向大家读一读。有一位学生家长（四川南充的）对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是搞反革命的，那么地委也有问题。为什麽反革命这么多，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么多年，都成了右派，地委能没有问题吗？”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是何等的正确，何等中肯，何等尖锐。有一位退休的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动员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还怕群众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得住。”陈伯达同志说：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麽清楚，这位工人同志很会领会毛泽东思想，比我们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同学们，你们要相信广大的工人和家长，他们有些不明白真相受挑动。他们也是处於对毛主席的热爱，而有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干部，也在利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种崇高威信保自己。你们回去也要做作工作，可以把这个例子讲一讲，这不是做工作吗？你们可不可以做好？（答：可以！）党的政策很明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

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掌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口号）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自动消失了呢？不会。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每个胜利都不会平平安安，平平当当地得来，而是进行斗争得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是派工作组；工作组撤销後，又用其它形式。不管用什麽花招，只要把矛头对准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应该批判斗争。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也可以组织一些群众，例如背後操纵某些红卫兵，作为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众：有）也有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把斗争矛头对准背後操纵的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不应该对准红卫兵整个组织。刚才有人问：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们看是革命的组织。强制把两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是完全错误的。强制家长动员子女参加他们支持的红卫兵完全是错误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表现。

现在斗争形势很好！对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大好形势，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赶快回到重庆去斗争，好不好？（众：好）

你们步行了七天七夜，又坐火车到北京，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又和各地革命师生交流了经验，你们的本领是不是提高多了？你们应该回去坚持斗争，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好不好？（众：好）坚决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你们重庆还是一个很严重的斗争任务。同学们，十月六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同志讲了话，要你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原则，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一定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不但要敢於斗争，而且要善於斗争，要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根据《红旗》十四期社论，对执行反动路线的人，要注意四个原则区别：（一）要区别提出的和执行的，提出的只是个别的。（二）区别自觉执行的或不是自觉的。（三）区别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四）区别是坚持错误路线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的。他总是会说，我已经改正了。口说无凭，要看行动。这就是要看三条。第一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错误路线。第二，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以及认真的处理材料问题。第三，他过去的屁股是坐在反对群众一边，现在是否移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我们要向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我们也欢迎你改正错误。改正不改正，不是口头上讲，要看你有没有这三条行动。对於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要"惩前毖後"，又要"治病救人"；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什麽叫弄清问题，就是原则要弄清，原则上不让步，原则上坚决斗争。原则问题上蒙混过关不叫弄清问题？不能叫弄清问题。但他们真正改正错误，和你们站在一边了，我们还是同意他们的。你们同意不同意？（众：同意）要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开会，只等待，不斗争，对不对？（众：不对！）等待他们改正，还是要斗争，斗争的艺术策略要提高一步。戚本禹同志讲：你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见毛主席，二反映情况。交流经验，提高斗争艺术。还要注意对待群众，或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组织，如红卫兵组织在内，我们主张不要把责任推向他们，不要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帽子，不要骂他们保皇派。他们是执行的错误路线，我们是执行的正确路线。不要用他们对待我们的做法来对待他们，不要搜他们的笔记本，不要盯梢。要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应该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策略艺术，提拔干部，形成我们的领导核心，在斗争中扩大我们的队伍。

我们今天的问题回答到这儿，有些问题就用不着我们回答了。群众支持你们，如有人说你们路上走，别人捐钱，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有人说，“你们北上告状这是违背中央指示”是不对的，你们不是来到北京了吗？毛主席不是接见你们了吗？我们今天不是进行交谈了吗？对於半工半读学校的问题和工人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不作回答了。

今天讲话只代表我和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同志讲话：

王力同志讲的很多了，他的讲话也代表我，我没有多少讲的了。我要说一点，我们支持同学们的造反。你们造得很好，但造得还不够，还要大造反。我看过四川的《收租院》，你们也看过了吧？四川的《收租院》，是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材料。今天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你们看过任白戈公馆吗？任公馆比《收租院》要大，任白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不造反，他们就会压在人民头上。所以我们今天受点围攻，挨打……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为了革命。我们不怕难，不怕打，要继续革命，保证我国不变颜色。我们希望你们回去，回到山城去继续斗争。关于重庆市委，不是一个任白戈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怎麽斗争，一定要把重庆市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垮，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要求中央派人去，要求改组重庆市委，这些要求是正当的革命的，但是要靠你们自己斗争。想有个包青天的想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想法。

在重庆有张大字报，说我到四川以后，看到四川情况，回来要把北京学生全部调到四川去，把四川问题闹翻，把西南局砸烂。有人问我去过四川没有？我不准备在这儿辟谣，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同学增加困难。我是在《人民日报》社说过，大家可以到四川去看一看。但这张大字报把情况说得严重了一点，我也不准备辟谣，只反映了你们一些同学的幻想，希望上面派人去四川。四川问题还应靠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应该回去，说服动员家长同情支持你们，不要光靠学生孤军作战，应争取支持你们的家长参加斗争，於你们一起造反。有了广大群众作你们的後盾，你们的斗争就一定能胜利，这是可能的。市委可以动员工农斗你们，难道你们不能争取工农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吗？是可以的，他们还是相信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斗争，和工农群众一起斗争。你们要向家长作工作，要他们来干，支持你们干，而不是断绝关系。现在重庆形势已比一个月前好得多了，你们回去，增加你们这一批生力军，一定会把斗争搞得更好。

有人提问党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而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哪一个党组织。如果你这个党组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象重庆市委就没有体现党的领导。你们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对的要执行，不对的就批判。我们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

祝你们最後胜利！


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6.11.15

王力同志讲话

工人同志们：

我同戚本禹来看望同志们，向同志们问好！

我们在这个会上听了好多同志反映了重要情况、问题、意见，我们一定负责地把同志们提出的情况、问题、要求，意见反映给中央文革小组及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很感谢同志们提出这样多的问题，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向同志们学习。关于工厂的文化革命怎样搞？谁最有发言权？是同志们！

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定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

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究竟怎样搞，还要听取意见，继续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争取迅速反映给党中央，迅速作出适合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意见。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因为群众起来就害怕了，这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听同志们讲，有人怕群众，不怕完不成生产任务。工人同志们对当权派的批评是多么一针见血，是多么正确。在场的大多数同志都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各级领导都应充分估计这一高度的自觉性，认识到对国家的责任感。很多工人同志看到革命与生产的这种情况，都积极地想办法，妥善地安排，缺产的还补上。一切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反对工人运动的错误观点必须批判，纠正。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底怎样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定要按党的政策、按十六条办事，要把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交给工人，应相信工人是会妥善安排的。大家充分讨论共同商量，一定会做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决定。不能再象学校那样，再犯包办代替，工作组那样下框框定调子的错误。

下面谈谈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和生产的时间问题完全会适当地安排。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生产绝对保证，文化革命用业余时间，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不占生产时间，同时又不影响休息。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一般的安排，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相信群众，要信任群众。工厂中一定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来搞，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还要强调。不许斗工人，不许斗一般干部，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不能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另一部分工人，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一位工人说：他们目前就是这样！）这样做不对！是完全错误的！（工人说：他们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工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对的，但是不能对工人。（一位工人建议：听首长作指示，先不要乱插话！）第一，我和戚本禹都是老百姓，不要用首长这个词来对待文革小组的同志，这里没有首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指示，而是同你们商量，问题的解决还要靠你们，我们的意见反映了你们的要求。（有人提问题，王力同志解答）矛头对工人这是不对的，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党支部向工人开炮，要斗争嘛！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准斗工人。

很多工人关心这个问题，很多工厂工人提出这样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适于工厂、机关？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指示，紧急指示是适合工厂、机关的。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个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除将群众在运动中检讨的材料交还本人外，另外将一切材料要全部的，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私自销毁，要当众销毁。（有人讲：他们不给）不给就斗争嘛！中央要有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有人组织压迫工人，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组织，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我们需要他承认什么呢？事实总是事实，有些问题按宪法办事嘛。同志们商谈另外建立组织，要注意保持工人的勤劳本色，不要专搞办公室，不要搞特殊的装备，不要搞财产的特殊。学生当中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但要注意，要适合工厂的情况，而且不要学习学生运动中错误的东西。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工人齐声喊：对！）

串联的问题：

在本市范围内，厂与厂之间的串联是正常的，是完全必要的。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关于出去的问题，一般是不出去的。必要的原则没有什么规定，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本地的问题，本地解决不了的再问上级。到北京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的，大家是否可以同意这样的原则。（大家高喊：同意！）

关于学生到工厂去的问题：

认为学生与工人、农民结合是正确的方向，应该欢迎学生到工人中去交流经验，好不好？你们赞成吗？（齐答：赞成！）学生到工人中去，虚心做工人的小学生，向工人同志学习。宣传十六条，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到会学生喊：坚决支持！）住到宿舍中去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适当地参加劳动。除劳动以外不要到车间去，要遵守劳动制度，保密厂和车间不要去。另外有什么经验和问题以后再商量。

关于《人民日报》的问题：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六月份已经造反变成革命的了。从总的原则来讲，应该支持、相信。第一是它的威信问题，第二是国际、国内的影响。另外，不对的，有缺点，有批评，有言论的自由。比如《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许多问题不对是可以改正的，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积极要求改进，应支持工人，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编辑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办好。

（有人问：平反是否适合文艺单位？）文艺单位更可以比工厂搞得凶一些，不好的戏可以停一停。什么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找文革小组（中央），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依靠十六条，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信自己起来闹革命。

关于农村，县以下中、小学搞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应请在座的同志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掌声雷动）今天没研究，不能回答。要掌握十六条，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去自己斗争，相信一定能斗好，一定能取得胜利，相信能将文化大革命搞好。（有人问：来北京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已经来了吗？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嘛！你们来北京反映情况，检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是革命的。但是，不要大批地离开工作岗位，影响生产。应该有计划地派代表。具体情况要反映，解决要靠自己。上海的工人要赶快回去，联合起来造反。

我要解答的原则就是这些，下面是不是再由戚本禹同志讲几句。

戚本禹同志讲话

我看具体问题你们还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王力同志插话：怕字当头）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你们刚才讲的嘛：“最关心生产的是工人群众，而不是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就是希望把生产搞坏，然后给我们施加压力”“文化革命小组，你看生产搞坏了吧！你看革命不能搞了，搞下去就不成了。”这是忘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忘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

生产和革命，究竟生产怎么发展？问问历史。总之，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群众：对！掌声）是不是，你们想想吧！封建社会几千年，地主压迫农民，生产就不能发展，生产就落后嘛！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很快的程度。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的一百多年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封建社会几千年还快嘛！那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呢？还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所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嘛！你们看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生产力发展的多厉害呀！这些人是忘了历史，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中国解放以前，大家想想嘛，生产是怎么个情况？什么都是进口的嘛！旧社会搞了几十年，才搞了一个九十万吨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你看看，我们的导弹上天了嘛！这不是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吗？──用导弹来运核武器呀！那么精确地击中目标，这个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外国人不敢搞的！（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的钢的产量，我们的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庆油田，这是怎么搞的？都是革命搞出来的！没有革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说，要是有人压你们说是革命就影响生产，你问他：你说现在生产是怎么搞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都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所以我们国家就能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不搞革命化，那么我们国家同样也要走苏联的道路，搞来搞去，搞个机械化，搞了个修正主义。只搞一化不行，也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才能把我们国家带上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搞革命化，把革命化丢了，还搞什么生产？只有革命，把革命化搞好，生产才能发展。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说：“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革命挂帅，毛主席没说生产挂帅嘛！所以，他们要用生产压革命，压你们，你们就拿毛主席的理论来驳斥他们。毛主席从来给我们讲的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是讲政治挂帅的。违反这个东西统统是修正主义理论，要批驳！痛驳！这是一个问题吧。革命和生产，我看你们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到处都是拿这个东西来压，好象他们怎样关心生产，实际上他们关心什么生产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中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他们破坏生产。太原市纺织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个党委书记，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人罢工，挑动保他的那一派工人罢工，他关心什么生产？

第二个问题就是王力同志刚才讲的大方向，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掌握这个问题。要革命一定要紧紧掌握大方向，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干什么？一句话，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就是大方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革命不是斗工人，也不是斗一般干部，而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种家伙！这些人是一小撮，不那么多。大多数人是革命的，就那么一小撮搞资本主义的，搞修正主义的，但是这一小撮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占据领导地位，不仅仅是你们工厂，就是现在工业战线上掌握领导权的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去，那是大头头，还不是一般头头，是大头头！你们想一想，你们给你们工厂领导提问题，你们是执行他们的路线呢？还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到工厂里面去调查，到学生里面，学校里面。那些人以前是在工厂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怕文化大革命触及他的灵魂，就到工厂里去镇压学生运动。工厂这一镇压，很好！一镇压以后，学生就起来造他的反。学生光造他的反还不行，还斗不了他，就到工人里面去结合，这一下子可就把他轰下台去了。我讲的是谁，可能你们都明白。你们不明白，可以到学校去，到清华大学、轻工业学院、邮电学院、师范大学去，你们调查去就明白了。就明白你们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斗争是整个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把这个修正主义路线搞垮的话，那么工人阶级不能得到真正解放。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将来他们上台以后，我们重新要变成奴隶。现在工厂里存在修正主义，有些人就是相当厉害了。我去过一些工厂，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搞资本主义经济方针，当官做老爷。本来是革命的，由于当官做老爷，自己变为特殊阶层，工厂的特殊阶层。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恶劣程度不比黄世仁差。你们看过黄世仁，看过《白毛女》吗？（群众：看过）那个压迫，对工人的压迫不比黄世仁差。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收到了很多信，有的提个意见，就给人家开除嘛！有的就给搞成“牛鬼蛇神”强制回乡嘛！那当然，强制回乡的有很多是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很多借这个东西来整工人。

还有北京××工厂一个同志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他那个工厂的书记对工人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个工人拒绝了──是个女工，马上就开除。那个恶劣程度，我看不比黄世仁好一点，更坏。这样的人不反怎么行啊！不反的话，我们国家还会不变颜色吗？这样的人不反的话，我们的工厂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要大造其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革命以来，在有些工厂是相当严重的，学校里学生还比工厂好一点，在工厂里我看到一些情况要比学校严重得多。（某工人：现在我们一家子还没饭吃呢？）刚才这里也有很多工人，我们看到了许多材料。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进行调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调查清楚再处理。一方面要处理，一方面你们自己要斗争，自己去开展斗争，写大字报，斗大的字写在外边！（某工人：他们不给白纸！）不给白纸使报纸嘛！想办法嘛！不给纸一样革命，毛主席革命的时候也没多少纸，你们看延安出版的书都是黄纸的嘛！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的造反精神，要靠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斗争要掌握大方向，靠革命精神，靠革命造反精神。那么怎么进行这场革命呢？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刚才王力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都是属于商量性质的，还不是中央的决定。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给中央写信，也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来，也可以批评。（群众：你们收得到吗？）收得到，你们直接写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邮票都不用贴，就可以收到。（某工人：我给毛主席的信和给中央的电报，省委都给扣住了）你们可以打电话，电报，可以写信。主席的信是中央办公厅办，你们可以查问怎么处理的。写给文革小组的信，有的是给你们办了。比如今天王力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根据很多信件，很多意见来研究的，因为不可能每封信都给你们答复。搞革命怎么搞法，你们还可以考虑。我们还要再继续研究，研究好了以后，中央就会通知下去。（某工人：我们领导讲这次运动群众不是不斗，群众也要斗）革命的运动从来就不是斗群众的。（他就公开这么讲）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我告诉你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依靠毛泽东思想，错误的东西，你们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最高指示嘛！你给他念语录，语录本拿出来给他念，毛选拿出来给他念，你执行不执行最高指示？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某工人：把我们都解雇了，县官不如现管）是呀，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依靠青天大老爷行不行呢！没有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就是你们自己，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是青天大老爷。你们依靠我们会得到失望。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不可能一项一项都处理，要依靠群众，依靠毛泽东思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太原市我昨天也看了些工厂的问题，那问题拿哪儿也不好解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就能解决。上海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你们成立，有的几千人，有的上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

用四大武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依靠这些武器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如果你们不能团结群众，你们是个搞折衷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变成孤家寡人，那么谁也不可能帮你们的忙。你们到这里几十次，一百次，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呀！来取北京的经，来取毛泽东思想的经，拿起这个武器来去搞革命。在革命当中会有很多阻力的，你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无非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斗你们，一个是打你们，一个是把你们抓起来，一个是开除。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会解决，你们充分讨论一下，根据群众意见办事。这无非是把你们斗一下，开除一下，我看好嘛！对你们是个锻炼。这是越压越革命嘛！他不斗你，你怎么能革命呢？那舒舒服服怎能革命呢？对不对。（群众：对）不要怕他们开除你，无非开除嘛！还要一个是老婆离婚，是不是？（群众：大笑）这不要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你不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吗？能斗垮它吗？是呀！革命总是曲折的，总有困难，那有笔直的道路呢。你没看见天安门大街也不是那么直。你不信？测量一下！你们从上海、从浙江、从四川到北京来，那路上弯弯曲曲拐多少弯呀！那是一条直路吗？不要怕。马克思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导师，一个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毛主席那么几个人，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共产党，把这么一个整个中国，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垮了，把统治中国的发动势力打垮了。你们工厂嘛！革命再困难我看也不比中国革命更困难吧！还有毛主席领导，还有毛泽东思想嘛！还有那么多群众嘛！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解决，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儿，要团结起来。有了团结，你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你们来了许多人，我看到都是青年人，老工人很少，我看这就是你们的弱点，很大的弱点。我知道工人在工厂里的地位，他的作用，你们不把老工人发动起来，不把老工人团结起来，你们想要革命？要依靠老工人，你别怕老工人落后啊！他们知道的事情可不少，他们要提出一条来就够你十条，你信不信？那他斗争起来，坚韧性那比你们青年工人还能斗争。

（有人问：我们单位里当权派说三十以上的人，不能参加红卫兵、赤卫队）那么你们就组织别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嘛！你们可以组织赤卫队，可以参加赤卫队，什么不可以！（鼓掌）为什么不能参加赤卫队？（插：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这样说法对不对？第二，我们单位里没有搞四清的单位，文化革命搞不搞？）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你们北京市，上海市，那工厂都搞起来了，怎么分期分批法？（笑）啊！他搞你们反革命分子怎么不分期分批？（对，鼓掌）现在要平反了，就要分期分批了。（插：四清单位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四清跟文化大革命是一件事情，都是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四清搞得不彻底的话，还要补课，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数人压制我们少数人怎么办？）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呢？依靠你们做工作，如果你们有真理的话，就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没有真理的话，当然团结不了，那只能怪你自己。

（杭州××厂工人提了个问题……）我要是在你们工厂做工的话，我就不来了，你有那么多人，还来啊！还要到北京来找毛主席？毛主席的方针这么清楚，你们那么多人，如果有真理的话，那么多人你还怕。（插：不怕）那你来干什么？（插：杭州××厂工人谈了具体情况，并提出要工作队撤退，罢官）我教你们个办法，象你们这个工厂里有三千多工人，你们分几班？（插：我们有四千多人，分三班）三班制？你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插：可以吗？）可以包围的！（好！鼓掌）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就不走（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跟他去喊这个口号。你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插：到北京告状的）告状啊！我看你们要向群众告状，要向杭州的群众告状。（插：我们没法才到北京来的）我看你们赶紧回去。（当权派把业余时间全部占去了，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安排时间？）你们自己安排，一个安排生产时间，运动搞革命的时间自己安排。

生产的问题，你们是要注意的。我们革命工人是最关心生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生产是不能停顿的。关于生产，我刚才跟杭州的工人建议，你们要革命，包围省委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上班，生产要坚持，而且要把生产搞得更好，比他们搞得好！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从总的全国范围来说，是分期分批，但是象你们杭州那儿，我看那个厂就是分到这一期，现在就搞。（插：这分期分批是党中央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说的？）过去有个总的方针，这是有的，分期分批。但是北京这个地方，上海这个地方，它都搞起来了，你怎么分期？就是分的这一期嘛！你们要求分到这一期嘛！（插：根据你刚才的解释我们要求全面开花，不要分期分批）我刚才说过了，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对！）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你的工厂已搞得热火朝天，你还分什么期，分什么批呢？分期分批是党的总方针，在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讲的，要把生产搞好。至于你们什么时间搞文化大革命，时间怎么安排，由你们工人自己安排，刚才王力同志讲的，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安排，你们有问题实在要派代表，由你们工人自己商量，派那几个代表，那么这几个代表走了以后，他们代表所留下的许多工作，留下的生产任务，要由其他工人来完成。（对！）你们如果回去，不把生产搞好的话，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借此向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说不行了，生产搞坏了。那个时候，就给你们……，要坚定的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产。所以我相信，你们只要把革命搞好，就能把生产搞好。我希望你们不要给他们一种口实，事实上，他们是最要破坏生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把生产搞坏，他们不搞生产的时候，你们自己组织劳工委员会，把生产管起来。（对！鼓掌）我们相信你们管生产比他们管得更好，（对！鼓掌）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天享乐、腐化，还搞什么生产？他们不搞，你们抓起来，建立临时的指挥生产系统，把生产搞起来，生产是不能停顿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停顿的。你们看生产象个火车，来来往往，火车要一停的话，马上就要碰车，不能停顿，要有指挥，没有指挥是不行的。

（插：我们是到北京告状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旷工吗？怎么办？）你们工人自己讨论一下，如果你们革命派不变成多数的，大家讨论，当然不算数，如果你们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是少数、是孤立的，那么人家要怎样处理你就怎样处理你，你说是不是？我说不算旷工也不行，你们厂里也不能答应。我看最好的办法，依靠你们斗争，（插：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我们群众能不能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叫他们靠边站。）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这还用问我吗？（插：那为什么要经上级党委批准呢？）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轻易地提出罢官要求，那个，你罢了他官以后，他挺舒服地，他靠边站站，什么事都不管了。罢官是斗争的最后结果，而不能把它搞成斗争的序幕，斗争是第一幕，不要罢官，如果你们一下子就给他们罢了官，那群众认为革命完成了呢？不利于发动群众。（插：县以下学校、工厂的问题怎么办？）县以下学校、工厂问题，我们中央会另外研究的，这里不答复吧！（插：有人问刻公章问题）工人能制造机器，难道一个公章问题还要问我吗？（下面许多人说了具体问题）

同志们，你们看我是不是讲到这里，我们下午还要开会，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为止。下午的问题，你们去讨论一下，你们吃了饭再研究（插：还有学生的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插：有人站起来回答学生的问题，毛主席在二七年以前就下了指示了，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齐声说：“对！”（鼓掌）戚本禹同志说：看，他答复的比我还好！


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陈伯达 王力

1966.11.17

〖地点：政协礼堂小会议室。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及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市委书记刘建勋。各工矿企业工人代表六十余人（其中有我厂陈××，金××两同志参加）。座谈会开始前，×同志把各单位领导一一介绍给大家，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

王力同志首先发言：

这次座谈，围绕几个问题，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们谈了，以后还要和外地同志谈。上一次散会时，陈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当你们的学生，提出了几条意见，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谈会，同志们交换意见，现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来，供大家围绕这几个意见来谈。

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持我国永不变色，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起来了，有你怕得很，但不能阻挡。

第二个，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与群众对立，而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对准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当权派。决不容许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个，当前问题是由于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打击革命左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务。我们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正确的，地方，各工厂必须引起注意。

第四个，应该充分认识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的高度自觉性，充分估计工人群众对自己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北京一个钳工工人说：“工人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都必须纠正。

第五个，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酝酿，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妥善安排。对工人决不能犯包办代替，压制工人，弄框框，在过去凡是把工人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关于军委紧急指示，是完全适用的，已经发了下去，有关的指示，这里只提一下。

第六个，工矿企业里的工人群众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应适当安排。例如，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每天3至5小时，不能占用生产时间。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休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七个，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顺利发展，组织适当分工，两个班子，过去党中央有指示，必须层层落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没听清），不能包办代替，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必须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群众充分讨论后进行选举。这是文化革命的准则。第二，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原来的党委没有瘫痪的，必须积极负责地把生产搞好；已经瘫痪的，由厂内以老工人为主及技术人员负责把生产班子搞起来，要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现在的企业是有名无实，很少见到生产领导人的面，这样要不得。

第八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说：“可以！”）不要武斗。

（×××同志问：“什么叫工团？”王力同志说：“工团，小集团”）。

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谈到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

陈伯达同志关心地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有人答：“不能”）。这时，我厂×××站起来说：“陈伯达同志，我在发言之前，先向您检讨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来这里的。”陈伯达同志说：“知道就成了嘛，检讨什么！”

我厂×××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我厂11月15日晚上车明说的话和他说的工交、城建、财贸系统工作组的四种情况，并说，车明在那天上午还听您的报告。

陈伯达同志乐了，说：“怎么？还听我的报告？”

×说：我们把车明的讲话记录了。让他签字，他说中央对签字没指示。

陈伯达同志说：“为什么不签，当然要签吗？”并不再逐字逐句地重复车明说的那四种情况。随后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卧车主义，（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有人反映有的工会排场如何如何，陈伯达同志说：“工会这么大的，没必要。”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陈伯达同志说：“个别的也可以嘛！”这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诉说了自己被打的情况。陈伯达同志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人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法律做极为严肃的处理。”

这时有人说，我们单位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写大字报的时间。陈伯达同志说：“不要他安排，你们的代表不是群众选的，一律无效。”工人说，他们有多数。……

陈伯达同志说：“要做工作，要给多数人谈话。”

工人说，有些人，为了入党，老说上边好。……陈伯达同志说：“这种理想要出修正主义，不是听党的话！”

王力同志接着讲：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照顾大局，绝对不要脱离生产岗位，成群结队的外出串然。已经外出串联的，一定要赶快返回生产岗位。

陈伯达同志说：“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赞成！”

这时，有位被打伤的群众发言后，文革小组当场和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个紧急指示，由王力同志念：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陈伯达同志说：“大家同意吧！”众：“同意！”这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一定要写成大字报，标语贴出去，贴遍大街小巷。

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第十一个，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的其他厂矿和学校去参观、访问、学习，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第十二个，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换文化革命的经验，有的代表要去，应该先向那里的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工人生产时间不要去，不要进生产车间，保密厂保密车间都不要去。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逐步作到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要当工农大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到工厂去串联的学生代表，应当在工厂的统一安排下，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意见，是同各个地方商量，听了你们很多意见，从你们这听到的，从下面集中了的。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赞成那些。意思和大家见面，不贴出去，不同意可以写信来。

这时有人提出厂里有很多组织，跟那个组织联系？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怎样讨论：工人组织同学生的联系问题，如几种组织，提一提，我们文革小组做过斟酌。两个组织都可以联系，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放下去，应全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下团结起来，工人之间不要记仇，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很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家乡里姓陈的姓王的经常打架，他们都是农民，这都是背后有土豪劣绅在操纵，现在是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操纵……好利用在工人之间造成裂痕，让你们互相打下去，他们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多种组织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来，不要急于结合，要慢慢地来往，彼此来往……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接着，大家说到平反的问题。×××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吗？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说我们单位不执行。

陈伯达说：“现在中央有个指示，他不执行要犯大错误。”

×××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陈伯达说：“从五月十六日运动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这时我厂×××站起来发言，把车明在我厂的讲话，扼要地向首长做了汇报。陈伯达说：

“现在就是因为有些情况，所以中央还是要搞几个文件，工厂文化大革命要按着十六条。

就是要把车明这一套冲垮了，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中央的文件有没有好处？（众：有！）再加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的社论，但还会有困难的，有抵触的，有一些人不会自动交械的，你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掌握在手里，他们采取的方法，压制群众的方法，你们不要学他。

关于平反问题，应该有个专门指示，马上就发。”

（市委刘建勋同志同意把这个指示贴到每个车间）。这时有人说：“这些指示领导不执行，说是处分，可谁处分他们呀？北京市委和他们一个样！”刘建勋说：“有些地方我们也处分不了。我们一去，多数派找我们。”

戚本禹说：“为什么不能管，必须管。”

陈伯达说：“大字报贴出去，这个一贴广大群众会拥护的。”

大家说了某些单位拷打工人等情况，最后当场确定，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处理。

王力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个人叫×立功，现在就关在公安部。”

×××问：“中央首长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不指工交系统？”

戚本禹说：“指工交系统。”×××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曹轶欧说：“应当检查嘛！”随后各位首长随便地和大家进行了交谈。

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北京第四农具厂革命造反联合协会供稿

摘要：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点至六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建勋同志等首长，再次接见首都几十个厂矿企业革命职工少数派代表。京棉一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并向陈伯达等同志提出了问题与建议。

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同志针对各厂矿少数派提出的共同问题，当场研究并作了答复。

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犯国法和党纪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要立即处理。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王力同志接着说：“你们要立即宣传出去，满城都贴。过去打人的不是说就算了，大家起来一起揭发，严肃处理。他们都是纸老虎，只要市委态度鲜明，就能把他们戳穿。”

陈伯达同志还说：“挑动工人斗工人的要开除党籍，按国法党纪严肃处理。”

××厂女工含泪控诉被打的情景，同时脱掉上衣让陈伯达等同志看被打的伤痕时，陈伯达等首长全部起立，对这种打人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王力同志很气愤地、大声地说：“违法的就应该抓起来！”（当场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同代表一起研究讨论了如何开展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略）


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王力 姚文元

1966.11.17

王力同志：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姚文元同志：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王力

1966.11.18

〖地点：政协礼堂〗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文化革命情况，本来是我陪江青同志来，江青同志很愿意来跟大家见面，可是病了，我代表她，代表小组同志问同志们好。

同志们回来多少天了？（回答：十八天了）

同志们在苏联也看了一些报纸。回来以后到处看了一看吧！有什么问题？是否先请你们谈谈。（教育部同志建议王力同志先谈。）或者我先谈一点。讲长了，大家都没时间谈了。我谈一点，可能不符合同志们的要求。

我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有过的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算的话，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六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共五个半月左右，毛主席把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看，很重视。十六条也讲了。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才五个月，毛主席提到这样高的高度──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是个革命的崭新的时期，大家都没经验。同志们回来并没有晚。这次大的运动已搞了五个月，再要搞五个月左右。大运动要这样长。但作为新阶段还刚开始，同志们回来不算晚，可以参加这样一场大革命。

如果把这次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从六月一日再往前看看，开始发动这次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去年九、十月间，在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批评吴晗问题。吴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介绍，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吴晗是作为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评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吗？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情况？特别在北京，根本没响应。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北京根本没人干，主要代表主要是前北京市委及前中宣部，包括当时在北京掌握领导工作的人，根本不干，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到现在，回忆一下，一年来，有多大变化！那时一个小小的吴晗都碰不得，毛主席指示都不执行，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也不执行。而对比一下，现在国家的空气，满街大字报，人物比吴晗大多少，都可以批评，北京不执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就出了姚文元的文章。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这文章一方面受到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不发表。上海就出了小册子，同北京联系，但小册子在北京也不能发表，象洪水猛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北京不能不发表，北京报纸才发表，他们把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转移目标，转为搞成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什么道德继承问题呀、什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呀、什么清官问题呀、关于什么历史剧问题呀……把政治斗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转移目标，另外搞一些名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文章不能发表，开红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则开绿灯；打击革命派。彭真有个“二月提纲”──五人小组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提纲；这个提纲同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革命是对立的，是反对革命的，是镇压左派的，是包庇右派的。

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压着。但搞了这些东西又有好处，这样，暴露了他打着红旗反毛主席的面貌。这中间，他的面貌一暴露，毛主席就批评他不对──提出这样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揭，纸老虎立刻破产，所以慌慌忙忙于四月十六日急急忙忙搞个“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毛主席已批评他们，他想争取主动，来个投机。达到什么目的呢？来个假批判，使北京市委邓拓这些人出来，（他们是非拿出来不可的）对他们批判尽量减轻，想通过这手法来掩护他们自己。这个阴谋立刻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立即被识破，全国没有相信这一套，全国报纸没登，而继续批判北京市委的错误。

党内有名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内容报上基本已登了，只是没点彭真的名字，内容报纸社论上已登了，这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最近中央关于串联，材料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通知要向全体工人，学生念的，这文件很简单，就叫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写出来的。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文件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入党、政、军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特别不让他们任领导文化革命的职务。过去让他们做领导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指出，混进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还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革命这样的思想，在五月十六日通知中的精神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从这中间，紧接着是批判吴晗、翦伯赞，批判“三家村”这些报纸都登了，就不说了。从提出这个问题对吴晗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对翦伯赞的批判、对周扬的批判，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样一些，毛主席讲，这叫做舆论准备。（即从去年九月、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报上写文章，到党内发通知）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那张大字报，这是战斗的信号，战斗开始的动员令。过去谁也没料到毛主席批准的这张大字报有这么大的威力，六月一日大字报一广播，第二天一登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起了这样的作用。来势很猛，全国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一批地揪出来了，好多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了，局势非常好。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主流势不可挡。同志们可以再重读一下这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好读红旗转登的那篇评论员的稿子，因为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

毛主席批的大字报作信号，一切革命的工农兵、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都欢呼，把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暗统治现象来个大冲击。这样一个情况摆到了人们面前，就有两种态度：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革命派就说好，好得很，要站到群众中间，群众的前面，站在革命的一边领导运动，虽然没有经验，但与群众在一起，把运动搞下去；但另一方面，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映、代表这一小撮人情绪、愿望、要求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拥护者，他们就害怕了，没几天，群众敲锣打鼓，到处送大字报，贴大字报，他们慌了，订出种种限制，不准上街，这规定不是奇怪么？我们文革小组有的同志说了，就到街上去看看，看到大字报这里不许贴，那里也不许贴，他们认为大字报这东西糟得很，赶紧派出工作组，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想把群众运动按他们自己的老框框，按他们自己的轨道去搞。

在北京市，好多单位过去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下，革命群众受压制，当工作组刚派到这些单位时，都是敲锣打鼓去欢迎，但不要好久，就看到这样不行，这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包办代替根本不行。一下子就直接冲突，尤其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自己起来了，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都要批判、斗争，采取革命态度去对待，但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要压，革命群众对工作组本身很快就提意见了，群众起来了，任何人压不住，工作组自己打什么旗号，群众不听他的。大字报形式过去处理敌我矛盾，处理右派，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可是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们说：“我们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首先，他们不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毛主席派的，即使个别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他也不能不许人提意见呀！这样，普遍的采取了这种逻辑，所以工作组几乎百分之百的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所以，大概五十天的工夫，这条错误路线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起了作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条错误的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的错误的路线。在这期间相当普遍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从六月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外面就研究了这情况，回北京后，亲自观察这情况，几个大学的简报全看了，听了些情况，看了些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就决定撤消工作组。这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几个大学院，北师大，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去了，还到了一些中学。把毛主席这个意见在那个地方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就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一些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定下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十六条及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月八日通过了十六条，八月十二日通过了公报，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这个消息的发表，也就公布了党中央名次排列次序的改变。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在这以后，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这个新的高潮的主要特点是：运动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红卫兵是一个方面，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大量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大量发展起来了。原来，红卫兵最早的组织是六七月份，在清华附中，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下，他们受压迫。在工作组去了以后，这些革命同学依然受压迫。当时红卫兵被工作组看为是非法组织，黑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写了两篇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一篇叫“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文章被工作组及青年团中央看成是反动的文章。这样一个组织同他们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看了，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毛主席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坚决地、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组织，支持他们的文章，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到现在也没发出去，而是传出去了，十一中全会传出去了。当红卫兵组织刚刚萌芽，并且正在遭受挫折时，我们的毛主席支持他们，支持这组织，看出它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的，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的。毛主席热烈地支持它，并说，他和他的战友，热烈地支持这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文章及革命的演说──发表的讲演。很快，红卫兵在毛主席的信传出去以后，比较迅速地，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广泛地发展了这个组织。

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提了很多好倡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成为社会的斗、批、改。好多社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上街后解决了。红卫兵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革命组织，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了红卫兵，最害怕。在日本，一出现红卫兵，赶快派出警察去镇压，去抓。在新加坡，发现红卫兵，也去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的是红卫兵！

再就是大串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展的。所以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时还没有大串联，十六条里也没有象现在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是新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事物。拿我个人来讲，北京来了大批外地学生，北京学生也大量地往外地走──当然，与现在不好比，我们也想，人都走了，怎么斗、批、改？我们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北京来了十多万人，北大、清华很拥挤。下雨，还有病号，没有地方住怎么办？这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怎么对待的呢？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就站得高，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革命群众的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有地方住的。果然，现在在北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已有三百万了。应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革命大串连的伟大意义。它在全国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在全国范围交流。外地的大、中学生，年纪还很轻，他们来到北京，能见一下毛主席，在他们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的事。他们满腔对毛主席的热爱、尊敬、崇拜的心情。列宁死得早，当时局势也不稳定，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接见群众。所以后来见到列宁的人很少；而现在已有九百万人次见到毛主席。这是件大事，有长远的意义。他们看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的革命造反精神，看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及革命力量，人来得愈多愈好，将来防止修正主义更有保证。若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那么多人反抗。虽然给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国家交通运输计划受到一点影响。吃饭、住房有困难，天气寒冷，生病……但与它有长远起作用的有影响的意义比，就是微不足道的。毛主席提倡徒步串连。有的叫长征，我们估计，一定按长征的路途不可能太大量，太大量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徒步串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去做，会起很大作用。如中学生可以在省及专区范围内步行串连，互相交流经验，对推动革命运动会起很大作用。革命串连与学生运动的发展的趋势必然引起推动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农村也搞了一些文化革命，象学校那样的广泛，现在尚没有。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先起来，然后是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搞好下去，那么，学校的改革是空的，要把学校，把国家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学校要彻底改掉过去教育的一套，基本摆脱修正主义的框框。这一套教学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念书，念的与工作上用的也不一致，念那么多年书，关在屋里念，这套教育制度怎么改？一定要与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结合起来。学生要和工农兵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整个社会，整个革命运动是最大的课堂，整个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上课，每个人都要经受这严重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 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但总得找个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领导干部、工作组没有发言权了，他要用群众组织的形式继续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继续镇压、压迫革命群众。相当长时期内，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路线问题，过去在党内讨论，没有在群众中讨论公布。而这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直接在群众面前，由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直接压迫人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而形成了公开的群众性批判，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的。

同志们回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满街大字报、传单。经过这个批判，最近中央又开了一次会，把这两个月情况研究一下，研究现在如何把这斗争更好地进行下去。在斗争中的大量事实面前，路线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也可以想得更周到些，红旗十四期社论把这些问题讲了一下，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不能从口头上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很不饶人，看看这三条标准如果做到了，群众是很讲道理的。林彪同志经常讲；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很多人对犯错误的人说：“我现在把你看成是：二、三类干部，你如果来了，可以发展为一类干部，如果坚决不改，你可能变成四类干部”。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与党、人民是内部矛盾，对他们的处理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既批判思想，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但革命不是文文雅雅的，革命这东西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空前的，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怪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站到群众对面，不能这样也看不惯，那样也不顺眼，这也怕，那也怕，怕得要死。这是根本的立场问题。没什么可怕，何必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怕得不得了？深入到群众中就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到群众中，与群众在一起，这是根本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群众的问题。所以必须不采取与群众敌对的态度。软的、硬的整群众都是对抗的态度，搞两手，一手镇压，一手拉拢，恐吓、破坏，这都是错误的，是与群众敌对，继续搞下去，不是真正与群众一起当小学生。

有人问：现在到底是省委领导红卫兵，还是红卫兵领导省委？这问题，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人，很好解决，先当群众学生，然后当群众的先生。你干了几十年，见到红卫兵没有？没有。就先当学生，向红卫兵学习，然后再领导他们，不辩矛盾的性质，都当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感到已受到威胁，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在这尖锐的情况下，是有人写反动标语、口号，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彪同志，他们走上邪路，走到与群众对抗的道路。当然矛盾的性质会转化，从对群众不满，发展到对党、对毛主席不满。

同志们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很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能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真正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毛主席思想的拥护者。

同志们在苏联呆了一个时候，那里是大倒退，大复辟，大变质。这情况在我国个别地方，局部地方，在一个时期会有这情况或已有这情况。我们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旧的东西要打破。你们在苏联看到的东西要当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财富，是革命的财富，作为反面的东西，作为借鉴，使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上去。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不要计较“私”字，“私”字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很长时间内还是有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发展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的，也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就没有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了。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学生，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不行，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个人名利，个人打算要去掉。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分力量，贡献自己力量；同时又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时时刻刻丢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与工农兵在一起，做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质、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抓住，时时刻刻独立思考、判断面临的事情、问题。看看是否符合毛主席路线？是的，就支持，拥护。不是的，就反对、抵制（不管什么人）、造反。永远做革命造反派，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一切不怕，不怕丢掉什么。要立下志愿按毛主席思想与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内也有派，有革命派，不革命的，中间的，反革命的派，毛主席经常讲蒋介石讲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有派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存在，就还是让他表现出来的好。可以表示自己态度，这是正常的，表面一致，实际上不一致，强求一致不如就叫他不一致，但办事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无产阶级大民主原则办事，创造在毛泽东路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经验。

善于商量，善于听不同意见。善于用民主讨论方法解决问题。以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专门在背后（苏联那里学来的）搞点材料、收集点东西，来搞人为反革命，人家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靠对付群众的方法，找几个人在门背后收集材料，放在档案袋里。搞群众是不对的。文化革命中，就要将整群众的材料全烧掉，当众烧毁。这也是大的原则的斗争。斗、批、改，改掉一条很不合理的制度，绝不能学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反动的资产阶级不只在政治上是错的，组织上也是错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只靠口袋材料，关起门排队，搞个黑名单，全是错的。是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这都要搞掉。这个指示今天可以发下到机关、学校、团体、厂矿，到处都将张贴，在一切地方适用。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个月的打架，抢保险柜，我们还不那么理解这问题。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拚命，不打这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这样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省委书记说学生把他带北京来了，学生不承认，说是省委书记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了。吵架，争论不休。这一切，我们看来，大道理在群众一面。政治是生命，过去的那些背地里搞的材料，以后整风整人，群众当然不愿看。这套方法，不从制度上，从思想上，从上层建筑来解决，左派上台，也能学会搞这一套。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中央下的决心很大，除个人写的检讨外，其他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总是先有事实，然后形成概念。我们也说理论是先行的，但一切事物先是有了大量事实，才形成概念，才能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同志们不要老在岸上看，一定要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在大革命中学会游泳。在文化革命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问题解答。条子中的主要问题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怎样？两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究竟是谁？）

我想不用说已知道了，已经点了名了嘛，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各地开三级干部会已讲了，现在满街已贴了，有什么规定限制？过去有建议什么人的大字报不要贴，但现在也已贴了，主要还是从思想、阶级根源，从两条路线的实质、表现来认识，反正与人有关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现在大量的犯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过了关，三级干部会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讨。本以为这次会议后会比十一中全会后好一点，但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阻力还很大。为什么这次要把提出路线的与执行路线的加以区分，就是为了给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开脱一下，实际上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路线很多东西以中央名义下来，所以下达普遍，所以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与主席思想对立的司令部。

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可以看到差不多大部分省都犯这个错误，如果不把扣子解开就不行，“舍得一身剐，把××拉下马”的口号红卫兵也知道，究竟是谁与主席唱对台戏。所以红旗杂志及林彪同志就讲十一中全会已宣告资产阶级路线破产，中央已解决。省一级现在挨轰也是可以理解的，矛盾自然集中到省及中央各部。现在有的省用了林彪同志讲话“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不许人家轰，轰了就是牛鬼蛇神，这不对。不能以这话来对革命群众，应当炮打××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整群众。利用林彪的九月十六日讲话来压制群众，这就是错了。这次工作会议后，怕群众，把群众作对象的现象好一点，但还有干群关系紧张，扭住抢材料的问题不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后，群众之间有分歧，有的群众受蒙蔽，受影响，群众中有了分化，或者是他也拿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继续坚持接受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斗争更复杂，这也是一定的。党中央的号召是一贯的，对坚持错误的干部不利用，对群众，要使革命派懂得，不要使受影响的群众组织负责任，应采取帮助，争取他们，使他们认识操纵的人是不对的，重要的人做适当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人民内部还是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是群众斗群众。过去受打击的同志一下子地位改变了，对他们改变地位以后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激忿之感情代替政策，应使他们掌握策略，懂得团结大多数，不要用过去错误路线下的不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懂得掌握政策策略。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不能着急，同志们问到第三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我们全无关系，他们自己搞的第三司令部，据我们观察，过去刚成立时观察，第一、二司令部大，物质条件差，第三司令部小，可能做些事，他们也确做了不少的好事，（北航是二司令部的，观点是三司令部）北师大、地质学院……属于第三司令部。做的时候是否有点过火之处，可能，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改正，攻击第三司令部，我们不认为是正确，他们的核心未形成，如何建立健全队伍核心，提高领导斗争艺术水平，还有待斗争中去健全，可能有变化。

党的领导问题大家很关心，这次十六条中没有具体规定，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让各级党组织、党员接受考验，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绝对领导，毛主席领导，中央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林彪讲话、《红旗》社论还直接与群众见面，党团员要接受大革命的考验，你站在毛主席和群众一边，就起了共产党员及这个组织应起的作用。你不行，站在与群众对立的一面，就不能起作用，文革要彻底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得到群众信任，选你，你可起作用，不选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也可起作用，不要等各层党委发号施令。一定要坚持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过去的错误路线，就是在这问题上怕得要死，我们不象他们那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不起来，红卫兵也统一不起来，是有这情况，不要忙于统一，以后会逐步统一，各派思潮公开化，这并不必害怕。

处理档案问题，不是把所有档案都烧，而是指五月十六号以后整群众的材料，其它材料以后再说，问题较复杂，不然就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


王力戚本禹对廿二省市来京小学教师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6.11.19

〖上午10：45到下午1：15，在政协礼堂。〗

王力：今天开座谈会，一个是看望各位小学教师同志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小学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全国小学教师提出小学要求搞文化大革命，小学究竟怎么搞法，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我们看过一些材料，还没有系统地想。有谁想讲？

（重庆代表发言，讲了重庆的情况，其中提到他们已经开学，说是抓革命促生产）

王力同志笑着对戚本禹同志说：这也叫抓革命促生产？（戚本禹同志也笑了）

戚本禹：你们开学了吗？（答：开学了！）那你们怎么出来了？（众：都是跑出来的）你们都主张不开学？（答：不开学）你们都是一个意见？

王力：主张开学的有没有？（旅大同志回答：可以开学，但就是不能批判反动路线了。）

戚本禹：你是成都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回答后，戚本禹同志一一记下来了。）你们学校有多少教师？有多少“反革命”？有多少“政治扒手”？（这个同志具体答复了，又讲了斗争情况。）他们斗争你们怎么斗法？

（兰州代表讲了兰州的情况，说打成“反革命”的剪头发等。）

王力：你们那里被剪头发的有多少人？（答：一百一十七人）都是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吗？（答：不全是。现在还有被关在小屋子里的，我们不能回去。）什么人在那里搞的？（答：工作组）

一位请示团代表提出几个问题：

1、小学搞不搞文化大革命？

2、关于开学问题；

3、关于小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谁为主的问题；

4、关于小学教师的串联问题；

5、关于小学师生红卫兵问题。

王力：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搞不搞？（众答：必须搞！）今天反映了很多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今天跟同志们交换意见，需要带回去研究。

戚本禹：全国大势所趋。

王力：肯定要搞，一定搞好，搞彻底。究竟怎么搞，还要靠大家，靠小学工作的同志，靠小学革命师生。开学不开学，我们还要研究，开学也不能按老一套开学，如果开，不是这样开法。你们都“集训”过吗？“集训”这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要研究，你们不承认人家叫它文化大革命？

（这时有很多人插话，有人说，不要乱插，要尊敬首长。）

王力：我们都是老百姓，大家都是一样，我叫王力，他叫戚本禹，他叫曹轶欧，加个同志也行，不加也行，名字就是叫的嘛！（热烈鼓掌）

（大家提出小学生是否可以一至四年级的另搞，五、六年级和中学一样。）

王力：要研究，如果这条可以，是这样的话，那红卫兵可按这条办。串联的问题我们要研究。（有人讲本市也不准串联）本市不准串联肯定不对，是错误的。

戚本禹：这时违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这不象社会主义国家嘛！

（有一位同志说：我们搞了，他们说，合理不合法。）

王力：革命还犯法呀！你们都有文革委员会？文革委员会是不是在工作组操纵下成立的？（北京、辽宁教师说：学生打老师的事，有教师谈，看到了也不敢说。）

戚本禹：这点都不敢谈，你们还造什么反？

王力：操纵的不行，指定的不行。（关于是否重新选新革委会的问题，有的教师提出，要先破、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要斗争，先破，先批判。

（有人提到中央批转军委指示是否适合小学。）

王力：完全适用于小学，凡是给工作组、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都适合。不是因给工作组提意见，本身就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不包括在内。凡是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都适用这条。（有人说：他们说工作组没作结论不算！）没有作结论，他们就这样干的都不行，都要平反，要说没有结论，都没有，那就不该有这个指示了。原则是提了，还靠你们自己去斗争。

（有个同志说：有人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因而被斗三天，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无依据。）讲得完全对，还很不够，讲得太轻啦，工作组走了，换了一种形式，你们说是吗？又来另一种形式，路线还是原来的路线，人还是原来的人，还有这种形式吗？（答：有！）因此，有联系的小学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众答：要反！）对！要反！反到底！工作组操纵文革不算数，违背十六条的也当然不算数。

王力：小学教师队伍怎么样，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众：复杂，一定要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不纯，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人说：要整顿，增加新的血液。有人说，还有和尚当老师的呢！王力、戚本禹同志都笑了。）

（一教师提出：有人说十六条不适合小学，对吗？）

王力：不对！十六条全国都适用。（一位同志问：我们企业的学校怎么办？）不要等中央，你们要起来自己闯！中央还要靠大家。（有人提出对《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看法）你们可以写材料，“抓革命、促生产”是对工业、农业生产说的。

（有人说：运动一开始就在教师中划类，定框框，这样对不对？）

王力：运动一开始，就背着群众来个排队，排一、二、三、四类就不对，对群众不信任，这是错误路线的产物，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反。毛主席是相信群众的，依靠群众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毛主席提倡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

（有人提出关于黑材料的处理问题）

王力：把运动中的黑材料，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统统一律当众烧掉，本人的检查材料，交给本人。送到区里的也要退回来。材料处理，中央刚发了指示。（西南区的同志们问：林副主席提出，有些坏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歪曲利用来压群众。）

戚本禹：不准整群众。

有人：西南区提出炮轰火烧，有人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戚本禹：（站起来大声果断地说）西南区可以炮轰。（大家热烈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王力：象重庆那样的市委当然该轰，而且轰得还不够。（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南同志：成都还算好的。重庆、南充、宜宾、贵阳还要严重。

戚本禹：南充是很严重的。

西南区同志：我们西南区革命群众非常想念毛主席。

王力：西南区是够艰苦的。

（会议结束时合肥一个教师请戚本禹同志签名留念。）戚本禹：四旧，不签了。


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关锋 王力

1966.11.20

关锋：

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想一想，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么样？在座的有多少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左派队伍中的小问题不要争，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容忍、忍耐、宽恕。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不发展还行，抗日时比这更乱多了，我到一个土匪连当指导员，十八岁，是个学生，他们看不起，后来我就剃头换装。原来抗日时期队伍很小，不是后来发展到几万人吗？成份复杂不要紧，改造嘛！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命，是革命力量，而且也当革命对象遇事先批评自己，再批评别人。

说八·八团，在善于和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和不同观点的人说话，不同意见要商量，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左派顶打、顶揍，如梁山伯排座次就是用大石，无产阶级不要那一套，不要出头露面，艰苦的担子自己挑，第三司令部排场不要讲，不要退出，要内部整顿，搬出文化宫。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如抗日救国时打了几个胜仗就几万人了，队伍要浩浩荡荡，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

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是一个代名词。清华很复杂，一个人错，缺点要改，内部要整风，左派不善于利用敌人矛盾，而自己却被敌人利用。我们是革命的主力，也是革命的部分名字不要改，退出是错误的，不对的要改。

当司令你搞不好，我当也当不好，慢慢学嘛！

王力：

你们不要退出，要改革嘛！关锋曾对八·八团一人说：“你们不应攻潘复生。”想一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有几个人那样站在革命师生一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呢？中央文革小组不也是我们几个人吗？湖南省委问题很大。


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关锋 王力

1966.11.21

王力：你们除准备开这个大会以外，还准备开什么？

北航“红旗”代表：我们要开批判第二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和进行内部整风。

“三司”（第三司令部，下同）代表：最近以来，连续发生砸我们司令部的严重事件。据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区纠察队和第二司令部纠察队（部分）要联合搞垮第三司令部。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来一次反扑。我们要追查根源，准备开一次大会。

关锋：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相信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西城区纠察队我们也去了一下，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讲了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他们不一定同意。他们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第三司令部要砸他们，搞得很紧张。他们砸了你们，你们不要砸他们，你们要做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会服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数，他们暂时受了蒙骗，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论造反者》是我们学校“保”字号写的，是大毒草，但谣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关锋：你们可以去宣传，《论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写的，与姚文元同志毫无关系。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过那份东西，是不正确的。

“三司”代表：我们那一份从长沙来的急电，你们收到没有？

王力：收到了。

“三司”代表：长沙来了几个同志，他们想马上亲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况。

王力：你们觉得张平化怎么样？

“三司”代表：我们觉得很坏！

“人大”代表：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讲话，影响面很广很坏。

王力：这个报告已经影响到全国，张平化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报告很坏。

“三司”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比谭力夫讲话还臭。

王力：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三个多月，你们看形势怎么样？

“人大”代表：形势大好，可能出现大的反复。

“三司”代表：反复是肯定的，但每反复一次，斗争就深入一次。

王力：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开的大会较多，十一月六号开了一个大会后全国各地也开了不少大会。从十月份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怎么办好？现在你们还准备开两个大会？

关锋：你们要跟反对你们的人接触接触，我相信反对你们的人中间大多数还是好的。

王力：你们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象打仗一样，打一仗后，就要休整一下，提高斗争水平和策略。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团结他们、扩大队伍，把队伍搞得浩浩荡荡。因此，你们要坐下来，总结工作。

关锋：西城区纠察队，你们可以好好地跟他们谈谈。

王力：当然，原则是不能让步的。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

关锋：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

王力：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现在天气冷了，许多同学要回来怎么办？要有一个打算。

北航“红旗”：我们要开展小整风。

王力：他们要回来了，可能对你们的做法有些意见，要辩论，你们要做好工作，争取主动，要有一个精干的队伍，没有巩固的核心，要带好这么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他们回来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究竟怎么办？北航“红旗”小整风很好。

革命形势在发展，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关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王力：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徒步串联，也要有许多准备，要熟悉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里没有群众，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家也不可能办那么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凑热闹，主要是和工农相结合。

关锋：你们步行去，他不欢迎怎么办？不欢迎，不要动手，开始可能不欢迎你们，他们要看你们的行动。

王力：总之，你们几个司令部都面临着许多具体，共同的问题，要考虑考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大会上。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胡痴等与商业部各地上访群众的谈话

陈伯达 王力 关锋

1966.11.22

〖下午五点左右，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胡痴等到商业部招待所202房间找上访群众，谈了一小时许。六点钟到食堂。因为人越来越多，安不下。首长们走了。群众到政协礼堂集合。七点左右，王力同志开始讲话。〗

王力同志讲话：

今天我们来看望大家，（群众鼓掌）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陈伯达同志、关锋同志，我叫王力，还有北京市委的书记刘建勋同志，还有《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胡痴同志，刚才到商业部招待所看望大家。陈伯达同志临时有紧急事情离开了，他委托我们几个同大家见面。大家到北京来带来集体、个人的一大堆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打算解决很多问题，今天只解决一个问题。

最近北京市委发出一个《重要通告》，大家看到了没有？（答：看到了）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议的，北京市委接受了这个建议，发出了这个通告，毛主席同意这个通告的。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个通告转给全国各地，全国各地都要张贴，都要实行，这就是“任何厂矿、任何学校、任何机关都不能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扣押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就要受到国法党纪的处分。”（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过去已经发生了问题，当然也要严肃地逐步地处理。这个通告里特别强调要从发出通告那一天起，如果再发生这样的问题就要立即处理。在你们商业部招待所有什么派、什么组织我们不作评论，没有调查不作评论。昨天，还有陈伯达、吴德同志，我们去东城区纠察队，我们到了旧政协俱乐部，在那里就私设有拘留所，就私设公堂，就拷打人。你们这里有两个组，一个是“八·二五”战斗队，一个是“黄继光”战斗队，捉了三个人，扣押在东城区纠察队。（关锋同志插话：昨天还在打人。）（大会主席团那一派呼口号：坚决抗议！坚决抗议！）这三个人是怎样的人我们没作调查，但是任何人没有权利抓到中央告状的人扣押拷打。这三个人的问题性质不知道，送到公安局去，不是逮捕，而是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关锋插话：不是逮捕）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扣押人，这是违犯党中央政策的。如果不制止，我们就没法搞，就没法大鸣、大放、大辩论。过去打人的要认识到自己不对，不要再打人了。很多人过去闹不清楚，听说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去抓人了。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着这样旗号抓人是不对的。

有个叫张文采的，说他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我今天受江青同志委托，说她没有这样的秘书。还有个李润贵同志，说他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林彪同志没有这样的秘书。

我们不要采取这样的做法，要向中央反映，采取商量讨论的方法。过去被打的，还是不要闹义愤，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说你打我了，我就打你，不要采取这种办法。这是首先要向大家宣布的。

第二个问题，要向同志们要向大家宣布的，就是在你们商业部招待所里凡是身上带着凶器的，枪支、刀子、匕首、鞭子，（关锋插话：两手比划着说：皮鞭子里面还加有铁丝）凡是这种武器，现在带着马上交，不登记，不记名字。马上交出来，如果不交就是犯法的。（群众喊：马上交出来！）（关锋同志说：大家不要喊！心平气和地交出来，不问名字。）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几百万军队。（王力问：还有没有扣住的人？台下群众纷纷诉说，有的说西城区纠察队十八日还在打人；有的说把工作证拿走了……。会场秩序有点乱）请坐下来，不要吵了。（关锋同志说：都不要讲话，听王力同志讲！）请同志们坐下来，今天主要向同志们宣布这样的政策，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绝大多数人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的，是拥护这个通告的，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就不能造成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两派在斗争中把别人残废证，身份证拿走了，所有这些拿走了的应一律退还，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到北京来告状反映情况的，有不少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从今年的五月十六日以后，特别是六、七月间，在这个期间由于给领导上或给工作组提意见、贴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什么右派分子，什么牛鬼蛇神，什么真右派，假左派……的群众，因为给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就被打成这些，这些应按照十月五日党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办理，一概无效。应予以平反，应当恢复名誉。（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近党中央还发出了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着重地提出处理这种材料的原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材料，个人被迫写的检讨，退还给本人处理。（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材料都不算数！

昨天抓的三个人还没搞清楚，但这样做法不对，毛主席坚决反对逼供信，不应当抓人、打人，强迫按手印，逼人家交出材料。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剥削阶级的办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

其它整人的材料，应进行清点，在上级领导机关及群众代表监督下一律烧掉。（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有人提出整人的材料在烧掉前，应先给本人，先进行批判后烧掉。象这样是否符合政策？

刚才说一切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而整理的材料都是非法的，要当众烧毁。有些具体问题就不解决了，因为今天要解决私设公堂的问题。党中央最近这个补充规定里明确指出军委指示和这次规定完全适用于厂矿、企业、机关和其它有这种情况的单位，完全适用。在这一个文件里也提出来对于这些一般的犯错误路线的领导同志，一般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也不要勉强把他们留下来。关于这个如何对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红旗》杂志第十三、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我们已向市委、国务院接待站提议，在各个招待所里都张贴这些通告。这样，凡属反映情况的同志好好把文件看一看，把重要文字记下来，回去作为武器，解决自己的问题。刚才陈伯达同志临走时跟我们说，在工厂里恐怕要加上一条，在工厂里，凡是因提意见被调动工作或开除职工的都无效。（口号：毛主席万岁！）（群众纷纷诉说）反对本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这个问题在十六条中早已解决了。（有人问因提意见被扣了工资怎么办？）工资一律补发。本单位过去的领导犯了错误，在运动中受到群众批判，给他戴了各种帽子，这不属于平反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党中央这个规定是解决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同志们，有这三个条件，三个武器，凡属这种问题，回去自己解决，主要靠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

（台下秩序有些乱）（关锋同志：有十个条子念一下，安静下来听王力同志讲话）（有人问：文艺界是否适合。）

我们建议把这三个文件贴到各个招待所去，国务院秘书厅、接待办公室对接待工作正在研究，要改善，应当改善。同志们有具体问题可以用写信的办法，可以把材料写出来交给他们，特别重要的问题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的就放到邮筒里，当天就可以收到。到中央告状反映情况的同志，刚才在招待所里，陈伯达同志也向大家建议，就是有些问题不一定到北京来，还是在原单位解决，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有一个工人同志在运动中收到打击，把他的胳膊拧坏了，他爱人是地主出身，把他也说成是地主，这是搞错了，他们领导已经向他认错了，承认了错误，工资原七十多元，现给他五十多元，生活上做了安排，这样处理是否合理可以考虑。到北京来了两趟，是不是第二趟可以不来。我们七亿人口，出了点问题就到北京也不一定得到很好解决，可以回原单位解决嘛。首先在本地，其次来北京。根据三个布告，三个布告贴出来，看了后，觉得可以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可以回去，这只是我的建议，向各位提出来。

今天我着重解决的就是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私设公堂。没有这一点，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破坏；第二个就是有打人的凶器马上交出来，这样人身安全才有保证，人身安全都没有了，造成恐怖气氛是不对的，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也要交公安局处理，不要叫人家按手印强迫承认，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今天我讲的就是这些。下面请关锋同志讲一讲。（群众鼓掌）

关锋同志讲话：

我补充几句话，没有多少话要讲。在商业部招待所里，因观点不同，听说分成两派。观点不同分成两派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意见不一致可以商量讨论，但不要你说他是反革命，他说你是反革命，不管是哪一派的，都不要这样。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好的。尽管做法不对，可以商量，可以改嘛！如果真是有反革命，也不要你们动手抓，刚才接到一个条子，说今后发现反革命不打了，当场扭送公安局，这样也不对。如果真有反革命，见到杀人放火的可以扭送；如果是听到的，千万不要扭，可以说嘛！这样也可能会发生好人扭坏人，那就扭对了，但也会发生坏人扭好人的。

同志们，刚才王力同志的讲话，我看你们的情绪都是一致的，不要受坏人挑动，过去挨了打的就互相原谅吧！以后不要再打了，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在幕后挑动，那要受处分的。昨天听说有人说这是大案子，不破获决不离开北京，我看不必，这个同志的心是好的，你们了解情况可以反映，由公安机关可以处理。同志们应该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跑不掉的。如果你们一插手，都来自五湖四海，就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公安机关，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做了。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国家机构，要消除敌对情绪，不了解就不发言。据说有的地方要到招待所抓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群众来京告状，就叫他来嘛！要相信中央不会听一面之词的。进了招待所就不能乱抓，到该处理的时候就处理了。如果有人抓是错误的，我是反对的。

大家考虑一下，你们两派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可以讨论，大鸣、大放、大辩论嘛！坏人是可以搞清楚的，大家可以放心，千万不要受坏人挑动，自己斗起来，没有好处。

现在带有武器的，枪支也好、刀子也好、匕首也好、鞭子也好，请留下，不要带出去，带出去就错了，没有带着的，公安人员去收。王力同志讲了不记名字，如果不交是犯法的。

大家提了不少问题，我们认真对待。但具体问题，真正是群众被调打成反革命还要靠斗争。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些地方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就斗争把它打倒，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说一句话也不顶事，别人的问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号召大家回去作斗争。

我们要高度相信毛主席的智慧！相信毛主席在全国崇高的威望！我们要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全国胜利了，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面请刘建勋同志讲一讲。（掌声）

刘建勋同志讲话：

我完全同意王力同志的讲话。反映问题是应该的，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批条子不解决问题，如果是革命的可以，不革命的批也不顶用。在这里有的问题可以解决，有的不能解决，我们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也相信党。

由于事情太多，我们没有招待好。

同志们最好回去解决，这是上策！

我就发言到这里。

（王力同志介绍胡痴同志，推让后讲话）

胡痴同志讲话：

王力同志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回答的问题是文革小组的精神，我完全同意。我最为一个解放军战士，讲几句话。在座的有复员转业军人、有红卫兵，都是兵。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要做模范的战士，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特别是复员转业军人虽然转业了，但要发挥解放军的传统，要保持解放军的荣誉。过去同志们打过仗。流过血，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脚根一定要站稳，什么时候都要想一想，用鼻子嗅一嗅？不要轻信，不要听风就是雨，这样有时候要上当的。自己不动脑子，随便听别人一些话就行动，会丧失立场。自己主观上虽然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但自己行动上、工作上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教导，违反了党的路线，这一点同志们要注意。

到会的同志，特别是复员转业战士，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受过毛主席的教导的，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锻炼。

我就讲这几句话。

关锋同志讲话：

赞成不赞成不要打人？（赞成）有人向来访的群众成立全国性组织好不好？我个人意见是不是不一定组织。（鼓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互不了解，反映问题告状的不一定成立组织。你们可能有这样的道理：联合起来就不敢抓了。来访的、告状的不能抓，坏人也不能抓，这样大家是否考虑一下，不要组织了。

（这时桂林来的群众站起来反映问题，文艺界群众要召开誓师大会，希望中央首长参加。……会场秩序有点乱）喂、喂，维持秩序好不好？会议要秩序好，对不对？（群众：对）

大家热情是好的，如果这样，会就没法开了。今天在这个会上反映许多问题是不可能的，你们送上许多材料我们要有时间看，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陈伯达同志进来，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陈伯达同志讲话：（王力翻译）

刚才我去商业部招待所看望你们，你们正在吃饭，到食堂里惊动大家，对不起。有些意见，王力，关锋也向大家讲了，我再没什么意见了。你们这里从五湖四海来的都有吧？（有！）你们不要结成帮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要这样了。赞成不赞成？（赞成）有时间学学毛主席著作，想想毛主席怎样告诉我们的，怎样做人，怎样工作，怎样建设国家。

这里有湖南来的工人吗？（有！）认识他吗？（认识）他叫刘建勋，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同志说：抽个时间去见湖南同志。）带着鞭子、小刀的，不是削苹果的小刀、是匕首，不要带那些玩艺。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些人动刀动枪，这就不必了。你们中间有刀子的，不是学生用的，不是剪布的，（作剪布样）是匕首，这些东西都留下来，也不留姓名，不记帐，不查。我们希望过去打过架的就不要算帐了，算不清楚，要算一辈子，还要算上三代哩！

打过就算了，当成小孩打架！东楼、西楼（指商业部招待所而言）不要形成对抗局面，住了不过几天、几十天就分成东楼，西楼两大帮派，不要分了，你们赞成吧？（群众：赞成）我们今天来没有挑动你们吧？（群众：没有）但可以批评我们，如果你们不动武，动刀子，讲出理来。可以说服人也可以说服我嘛！你们有真理，我就输了。你们有的人是不是手痒，不斗不舒服。手打、鞭打就不好，不要上了瘾。象抽鸦片一样。

福建人给我写条子，我不算是福建人了，离开几十年了。这里有个人民代表王力同志，有事可以找他，王力同志对福建话有兴趣，可以当翻译，我也可以当他的翻译。

福建人不一定要找福建人，找福建人的代表嘛！在座的哪位是华侨？（一个青年站起来答）你现在住在那里平安不平安？你刚才和西楼吵了一架，平安不平安？刚才从西楼过来的那位同志来了没有？（下答：来了）你是不是要打他一下？（答：不）

（下面双方又发生争吵）你们这样是不是要吵架？我赞成你们早日离开北京，原来组成的帮派不要了嘛！开场联欢大会就走嘛！北京有些冷，大概因为房子里有暖气就不想走了。（笑）还是回老家去搞文化大革命，好不好？（好！）我建议，今天这个会就这样散了吧！东楼拿了西楼的东西，退还给人家；西楼拿了东楼的东西，也要退还给人家，都不要这样。到了北京，到了伟大的首都还要互相拿东西，不好吧！面子上不光彩吧！送回来应当欢迎！不要因为我拿了你的东西，你拿了我的东西就要打架，不然人家要退还就不敢退还了。人家退还要说谢谢。就这样散会吧！

王力同志讲话：

喂！同志们，今天主要看一看同志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要打人了；其次交出武器。这两个要迫切解决，要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陈伯达同志插话：不然手中有武器，就没法讲道理。）有些共同问题今天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有些没有解决的，要改善接待工作。条子回去研究，我们一定要彻底解决！

同志们，大家递了很多条子，反映了许多问题，要这个人接见，要那个人接见，我们回去研究安排。不光你们一个招待所，还有许多学生都要接见，行吗？（关锋插话：一百多万。）我们只有十几个人。

陈伯达同志：

我们是文革小组，没有你们组织大，你们有总司令部，没有你们职位高，我们是小组，我是小组长。（下面笑）

陈伯达、王力：我建议散会！

（群众反映意见，陈伯达同志鼓掌要求安静）

王力：坐下，不要讲话，要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下面喊一、二坐下）

陈伯达同志：

我代表我们大家向你们学习，包括我们文革小组，我们文革小组也是普通群众，我们是群众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儿子，老百姓是我们的父亲、母亲……

（这时湖南来的一个老妇人讲述受迫害情况。关锋同志跳下主席台安慰、解释）请大家安静一下，我说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我们永远替你们服务。（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大家也要学习，把脑子提高一步。会场上同时有几十个人说话，我只有两个耳朵只听一个就得罪了别人，听不了但大家都要我听。考虑考虑这样讲话大家都没有什么效率。这边算个小事情也要学习，讲话时要考虑别人讲话，不要插嘴，这边是个小小的学习。

我建议散会。

（“黄继光”战斗队的俞荣海站起来提不同意见，认为不是东楼、西楼两派之争。是以“八·二五”战斗队、“黄继光”战斗队、西安“九六九”和“一○一四”战斗团跟以刘沙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斗争。会场上乱了，陈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等都站了起来。）

王力同志：（生气地说）有人说不是这样，你可以保留！但你们不能抓人！不能打人！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你们要改正！

陈伯达同志：（也很生气地说）

我认识你，你是“黄继光”战斗队的叫俞海宽，（注：名字记错了）你昨天说了一天，今天叫人家也说说。我知道你，你犯了错误，你用钢丝鞭子打了人。（陈伯达同志用手比划说：“这么长”）你应该改正。

关锋同志：（指着他）你们打人就不对！

（群众喊：同意散会！）（有人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呼口号：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关锋同志又领着呼：革命同志团结起来！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


王力与福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邱学峰的谈话

王力

1966.11.29

〖说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点半，王力同志在政协礼堂单独接见了我，并和我畅谈了将近三小时，这是记录的一段。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负责人邹同志。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邱学峰〗

……

你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够，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整个革命任务，没有广大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就已考虑工人、农民以后一定会起来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提出方案来，实际上也很难提出，许多事情都是干出来以后才想出来的，文化革命还早得很哪！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也只才搞了五个多月，现在也不过六个月。农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县以下怎么搞，公社大队怎么搞？我们很多事情也不懂得。你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搞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批准的道理。农民起来打倒地主还要经过批准吗？农村搞合作化不也是这样吗？农民起来了，合作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形势大好，但是有一些人们仍然要解散合作社。说农民冒进，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的方针，压制农民革命的积极性。邓子恢你知道吗？他就是你们福建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犯错误嘛！四清运动不也是两条路线斗争吗？二十三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学生运动，结果，开始也还是受到镇压，但是群众运动是镇压不了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革命不也是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吗？十六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工厂、农村也是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把许多旧的东西铲除掉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斗争任务很大、很艰巨。要真正完成需要很长时间，不是学生放假到明年暑假就能完成的。所以回去以后，把县以下文化大革命搞起来。革命不需要批准。（当时我插话说：中央农村五条规定，县以下文化大革命不是不搞吗？）王力同志接着说：当时是在农村正将处于农忙的情况下订出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十六条才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毛主席的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县以下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工人、农民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全国七亿人口，而农民占了五亿多呀！只有工人和农民都真正起来了，那才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前面才是前奏呢！好戏还在后面。工人农民真正起来的时候，那规模更大了。现在工厂才刚开始动起来，如北京、上海。看样子，总工会这样的组织还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呢？也只有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知道。比如说：共青团组织看样子很可能被红卫兵这个组织代替。

关于说农村，那还没有动，北京郊区也刚开始动。你们福建农村，不是“开始动了就压下去”，而是根本没有动。（我插话：我们农场刚开始搞，结果农村五条来了，就压下去不搞了。）王力同志说：所以希望你能回农村把革命之火点起来，要敢干嘛！陈伯达同志对你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在商业部招待所那种高压下，你能站起来说话，不是还和西安×××那个同志顶起来了吗？这次回去也要敢嘛！最近可以在北京和革命组织搞串联，取取经嘛，要多取得革命组织的支持，和他们联系，你看看北京哪些组织最革命，就找那个组织嘛！有可能，也串联学生一起去，没有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回去后，你们农场不是也有二百多人吗？如果把这二百多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把一个县搞得乱乱的，当然是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一套捣得乱乱的。

（我插话：我们农场离县城五十多里，对县委情况不了解）王力同志说：先从农场附近大队搞嘛！从自己农场附近大队所贯彻执行的是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公社、县是贯彻执行的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县委内部的问题来，就可以检查出省委贯彻执行的是什么。你可以先在农场造反，再到几个大队去，还可以到县城去嘛！现在不是农闲吗？更利于挤出时间抓革命嘛！要敢于闯出一条路来，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也没有经验，你并不是只你一个人，而是依靠群众中的左派，在闯的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对县以下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提出一些意见来，寄给我们。要有志气嘛！我们不如你们，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抓革命、促生产，在斗争中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不但要敢革命，也要善于干革命。你还不善于革命吧？年青人缺乏经验嘛！你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你这次到北京，我们完全承认你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出于革命热情来的。回去以后，不能对你作任何处理……。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力 贾一学 李鑫

1966.12.14

我们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这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各国范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世界，都以不同的形式炽烈地进行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说过，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法宝。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都是识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政权以前，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搞建设，搞教育，没有认识到，国家政权还可以被资产阶级夺过去，无产阶级还可以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早就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又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国的事件，使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个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大的注意，认真地加以思考。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了中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矛盾的，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承认这两类矛盾，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才能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引起警惕，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事实，矢口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是这样，赫鲁晓夫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也是这样。

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谬论，是为了维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对苏联人民的反动统治。他们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实际上，他们自己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说法，作为实行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根据，来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掩盖他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为。他们完全背叛了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最害怕的是苏联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同他们展开阶级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⑴⑵）

毛泽东同志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否认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而应当领导无产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反动路线，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它在党内是有一定市场的，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人。而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则把这条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乘机兴风作浪。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在我党历史上最深刻的斗争。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搬到社会上来，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经过激烈的斗争，都经过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各种阻力。几个月来，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更加自觉地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新的花样，来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随着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遭到破产和失败。

在半年的时间里，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垢，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无数的新事物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使得一些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掌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我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紧接着，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一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日益突出起来了。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有相当的优势，利用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来腐蚀群众，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扩大阵地，制造复辟的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样的大革命，只有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搞深，搞透，搞彻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把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穿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对群众，反对革命，反对和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

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懈地进行斗争，群众运动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和勇敢，就在于当这些新事物刚刚萌芽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支持。

红卫兵，就是这样的新事物。在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红卫兵迅速地在全国各学校、许多工厂和农村发展起来，成为浩浩荡荡的群众革命队伍。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斗争，敢革命。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广大的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坚定不移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的、锐不可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正在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我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钻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式的坏蛋，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炸，就会发动赫鲁晓夫式的政变。

在这场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他们被揭露出来，被斗得威风扫地。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在群众之间，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们所实行的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没有这种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就不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正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所以敢于和能够实行这样的大民主。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我国形成。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一些学校，还没有打破或没有完全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框框。一些文化领域里的阵地，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在资产阶级手里。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这些阵地的现象，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权。

经过革命的大风大浪的考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发展和壮大。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正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正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少年，正在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可靠的接班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要把全国办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工、农、兵、学、商和机关干部，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逐步做到能文能武，亦工亦农，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框框，废除一切陈规陋习，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工农业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可以预见，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一定会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引起我国国民经济的大飞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在国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同国外阶级敌人互相呼应的。他们积极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他们要做的事情，正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已经做过的事情，也正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我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想，这是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沉重打击。

我国这场文化大革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战争的最根本的准备。广大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少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的后备力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援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国亿万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必然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亿万劳动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来批判旧世界，来斗争，来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布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起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新头目，现在都赤膊上阵，扯下了骗人的假面具。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同赫鲁晓夫是一路货，他们比赫鲁晓夫更坏。这就必然激起苏联人民进一步起来反对他们。这样，他们自己就加速地走向赫鲁晓夫那样的结局。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当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全世界的牛鬼蛇神就要联合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马克思主义刚在欧洲诞生，并开始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时候，敌人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欧洲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妄图驱逐这个在欧洲出现的“幽灵”。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取得十月革命划时代胜利的时候，正在互相厮杀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英雄”们，各国的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结成反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张牙舞爪地对列宁主义进行围攻。现在，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世界各国的反动派，一切新老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拼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圣同盟”，妄图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妄图阻挠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好汉”们，反对列宁主义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好汉”们，将失败得更惨。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疯狂挣扎罢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正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国人民，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王力

1966.12.22

〖开始，针对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员谷喜春的问题，随便谈了一下。〗

戚本禹：我听说你们要抓一个人，我很关心，来听听。

同学：谷喜春该抓不该抓？

戚本禹：你们先不要抓他，可以斗斗他，斗他主要是把同学的认识提高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水平上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狗腿子。小狗腿子很多，这种人为了批判他搞大会，不值得。批判他是为了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

王力：批判他们是为了肃清影响，团结同志。经过批判，如果他们悔改了，我们欢迎。我们要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你们要提高斗争水平、斗争艺术，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思想，看到整个斗争的全局，不要扭在这个小家伙上。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巩固，不要光靠大会。现在已开过几次大会，很有政治气氛了，下面需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斗争要分析，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有利于争取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对戚本禹）

同学：他三次挑动外校同学打人。

戚：打人的要有确凿证据，看他是不是策划，有确凿证据的可以抓。

同学：有人反对十六条抓不抓？说“十六条片面，依靠左派不对，应该依靠红五类，如果我有能耐，给毛主席贴大字报。”

王力：赞成刘、邓路线的人是不会赞成十六条的。（戚：不是片面，是反对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战胜刘、邓路线的产物。可以让他讲，但我们要批判他，要揭发、要斗争。

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字报当然大部分是革命的，但大字报也有反革命的。

戚：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同学：江青同志歉虚）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王力：我们要深入地工作，看他的时代背景，是不是有计划，有政治阴谋，有没有地下组织联系。

要掌握政策界限，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同学：中央发出通告后，公安局有三个人来我校，让我们把彭瑞聪黑帮放掉，结果让我们顶了回去。可是有人打群众他们却不管。

王力：（对戚本禹）是，是有这种情况。中央通告是保护群众的，性质不一样。再一个，要经过群众讨论。最好也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同学：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缺点，错误是可以提的，问题是在“一二·九”前后掀起的这一段小小的逆流，不是这样。（同学很少有革命派提意见的）革命派也有提意见的，九月下旬，在中宣部开会时，你们北医的不也参加了吗？

北航“红旗”也提了很多意见，批评得很尖锐，都很有用嘛！但不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方式。

同学：现阶段，如何处理同工农结合和学校内运动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同志们自己安排，学校的如何搞？社会上如何搞？同工人、农民运动如何结合？与工农是一定要结合的，这是一个方向。如果只停留在学校中，没有工农，那就没有文化革命的结果，就不会真正地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学校的教育改革也就不知道改到什么程度。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结合，要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学校的教育制度要改好，若没有工厂、农村的彻底革命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工厂、农村的运动也需要学生参加。


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

王力

1966.12.22

〖出席者：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组织代表。〗

王力：

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个问题，关于准备开一个大会，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南小兵（音）……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与大家商量。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很好，马上就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讲了话，会议精神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刘、邓路线问题，林彪同志的讲话也讲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路线究竟是什么路线？提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更深入了。文件已经发下来，过去发到县、团，你们见到了没有？（答：没有见到）马上要发到党的基层组织。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目标要更加集中到路线的提出者。错误路线不仅仅是几个月，六月至七月仅五十多天的时间，在我们党的各条战线上，其流毒影响是极深的。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在这两个月里，成绩是很大的。错误路线深入工厂，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哪里有革命就到哪里去镇压。对于这样的血腥镇压，对于这些死不回头的家伙，一定要专政！不能软弱无能，否则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就不能深入。一定要对他们专政，一定要把反革命的逆流打退。现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了一些大会，抓了一些人。中学生首都兵团前几天那个会组织得很好，目标集中在刘、邓路线上，揭发刘、邓路线的流毒。在会上，江青同志与周总理都讲了专政与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很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明天）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这样，这里做个榜样，全国学着做。斗这些狗腿子，不集中搞刘、邓路线，这样做使那些大的会在背后高兴。要搞将帅。（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能让他们保住主帅，牺牲车马。）这些小狗腿子不好，扣起来，把幕后、背后的操纵者揪出来。看看这些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可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十五万人大会搞这些小毛崽子，这是方向、目标的问题。过去新北京市委斗争几个小流氓，这是王任重他们搞的，王任重也没有报告中央文革。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它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对这个会，中央文革批判了王任重。这样的会，毛主席也是反对的。今天我与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这个会不要开，（按：指几个单位准备召开的揭发、控诉、批判西城区纠察队的大会）类似这样的会也不开。可以在学校批判、斗争，不要把这些当作主要目标，还是要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刘、邓路线。这些（指上面说的小毛崽子）放在学校批，放到刘、邓路线方面，攻总根子，把他们工作，当作一个小部分。把受刘、邓路线影响的人分化、团结过来，把左派队伍扩大起来，提高我们的政策斗争艺术、斗争水平。这两天也冷，花那么大力量斗争这样小家伙的会不要开了。这样的局势已经是很好的局势，我们要利用这个局势。

（下面，戚本禹同志请大家谈谈意见）

（有人提：这样的会我们想放到后期。）

戚本禹：

后期开十五万人会也不合算。（有人提：李洪山等该抓不该抓？）该抓，反对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该抓。

王力：

同学们提出的要派代表参加审讯，（审讯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细致的工作。你们要派代表搞审讯，不相信公安局的人，你们要派人，我们坚决支持。（鼓掌）

刘、邓路线很多，人不来也可以斗。我们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没有来。（有人提到：人大提出批判邓小平）你们可以把大字报写出来，印出来，送过去。

戚本禹：

打一个仗要有把握，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打。（有人提出要斗张文彩）斗张文彩好象不值得，张文彩做了很多坏事，可能后面有人挑动，要真正把问题揭出来，改组（公安局）也好，给他一点压力。周荣鑫也斗了一次，也没有斗出什么事情，把西城区纠察队的材料多掌握一些，要打得有准备。

王力：

那天斗周荣鑫，问他谁批的？他说：“我批的。”谁叫你批的？他说总理叫他批的。这样矛头就不对了。搞更多的材料，要作调查，要有准备再打，要打就打准！

了解其内幕的，直接知道情况的，是队员。队员大部分是好的，把队员争取过来，他们能揭发领导的问题。（有人提出他们学校的摩托车给纠察队抢了的问题）这是破坏活动，要破案！

（有人反映了江西告急的情况）

戚本禹：

南昌简直是反动统治。（北大“井岗山”一代表提到批判聂元梓错误路线的问题）希望你们与聂元梓同志合作，聂元梓是左派，要支持她，一起搞。要合作，聂元梓是一面旗帜，她做了好几件好事，在上海起了不少作用，一定要与她合作！


王力宋穷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讲话

王力 宋穷

1967.01.01

〖晚六点四十分，中央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宋穷同志接见了首都四清革命造反队、卫东总队、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红旗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首都四清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的部分同志及三司三位同学，并讲了话。〗

宋穷同志讲：

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派我来看看大家。向大家问候。（鼓掌）我代表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及中央文革全体同志向大家祝贺新年！（鼓掌）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中央文革几个领导同志及成员处在极度紧张中，有的同志累病了。中央文革派我们办公室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准备明天派同志来听大家的意见，并且负责反映给中央文革小组。

很抱歉了，只能把中央的意见带给大家，因为那边还有一个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一定把同志们的要求带回去，向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及其他同志转达同志们的要求。

〖晚十一点二十分，王力、宋穷同志接见了大家。当时王力同志正在中央文革开会，听见大家等候接见，立即赶来。〗

王力同志讲：

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祝贺新年！（鼓掌）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很早就向我们提出来，要求我们见，我们也很想见，每天都想见，但一直没安排上，向同志们致歉意，对不起大家。（鼓掌）

我们在搞农村“十条”的时候，就想找同志们商讨。有一天晚上我和戚本禹同志想到你们那里去，后来听说你们离开农村很久了，所以没去。直接下乡了。本来到你们那儿去是两个目的，一是商量农村“十条”，另一个是还这个愿。后来一直没去。中央文革就是那么几个人，因为还有学校的问题、工矿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文艺界的问题、机关的问题、红卫兵的问题、现在中小学也开始了，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定出几条来。准备各方面都要求有几条，当然不到时候不能走。工业、农业已有几条了，还是草案、试行。估计经过几个月的运动和斗争会更丰富起来。不知同志们看到十条没有？（大家答：看到了）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有意见还可以提，还是草案嘛！

同志们要造刘、邓路线的反，我们支持。要彻底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中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必须彻底批判。“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路线还有影响，因为当时没有批判，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要批彻底。

“十六条”是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产物，农村十条也是批刘少奇在农村的错误路线的产物。欢迎同志们参加这个批判斗争，同志们实际参加了这个工作，可能有实际体会。

今天只是见一见面，问候同志们。我们办公室的负责人宋穷同志要派记者去了解你们的情况，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材料可以给我们。

是不是今天就这样？

让我们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1967.01.01

同志们：

首先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祝贺同志们新年好！没有什么报告，也不是向大家作什么报告，主要是和同志们见见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六年过去了。一九六七年今天开始了，我们现在面临总的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在各条战线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卫生、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其它一切领域里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总的反击，向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展开总的反击。在这些领域里。是他们首先向我们展开了斗争，是他们展开向我们挑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人物，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断的向党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五九年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六二年，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在各个战线上特别是艺术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向我们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胜利地反击。五七年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五九年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对于一九六二年所出现的种种歪风邪气，如单干风，包产到户，三包一奖；文艺上的自由化；教育上的多少条；统一战线当中的没有阶级性；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改变，要变成无产阶级。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强调地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地斗争，特别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说，在工矿企业、农村、学校等各条战线上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在文化战线上，我们进行了京剧改革等。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高级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地对资产阶级发动了总反击。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六五年的九、十月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海瑞罢官》。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前年的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批判《海瑞罢官》，可是毛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特别是在当时的北京不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旧北京市委控制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是陆定一把持着，他们也是抵制的，实际上戳穿来讲，在当时，中央的大权是在刘、邓的控制下，政治上一直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毛主席是在上海发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同志们可能没注意，这一篇文章是毛主席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核心问题。可是这一篇文章结果北京所有报纸都不刊登，不能登就在上海出了小册子，可是北京还是不出版。同志们看看今天的形势，再看看当时的情况，那时连一个小小的吴晗都轰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突破口，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都轰不得，同志们思考过了没有？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在群众的压力下，北京不得不载这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在北京发表以后，又是一个昨样的形势呢？当时这些家伙又把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吴晗的政治斗争扭转到纯学术批判，转移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什么道德继承论等等。这些问题是可以批判的，但是他们把这一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批判。他们利用手上掌握的职权，对革命左派实行专政，左派的文章不能刊登，对资产阶级开绿灯，对革命左派开红灯，所以批判吴晗的文章不能登，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认为是最得意的时候，搞了一个五人小组，写了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是意识形态领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性文件，把斗争锋芒指向革命左派，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并盗用中央的名义用文件的形式发到各个地方，他们自以为很得意，现在翻过来看，他们不能代表中央。当然刘邓的中央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个纲领也是他们的纲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彭真的面貌，他干坏事干得起劲，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彭真的问题的就戳穿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问题就在报上公开批判了，再加上在党内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特别是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这个通知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多遍，这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文件。五月十六日的这个通知，毛主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提出对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让这些人担任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并指出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时机一成熟，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代表人物一个一个被揭发出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提出了政权问题，提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同志们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斗争，是不是看的更清楚了。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接班人”就睡在我们身边，现在看到更清楚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自从毛主席提出批判吴晗，吴是一个代表，接着就批判三家村，对邓拓就看得更清楚，他是市委的书记，这样就涉及到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了。在党内批判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又发出了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时候毛主席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一九六五年的九、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到开始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毛主席对我们讲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

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一个战斗的号令。从六月一号开始，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从六月一日开始就全面的向资产阶级发动反击，毛主席把它作为新的革命阶段。传达过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吗？（众说：没有！）红卫兵已抄出来了。毛主席讲了，我们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还搞不到六个月时间。毛主席是针对有的同志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种情况讲的。十六条讲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所以毛主席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写了评论性的文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同群众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革命群众起来了，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反动的学术权威，他们一批一批地被揪了出来，运动发展很快，没有几天群众就起来了，当时的接待站是政治的寒暑表，可以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群众到北大参观，支援北大，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就会很高兴，欢呼这个形势好得很。可是当时刘邓在北京操纵了领导权，就觉得不得了啦，就想办法限制群众运动，不许上街，内外有别，不要通知学生，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人家通通上街了，他们还通知不许上街，这不是笑话吗？他们对大字报更是害怕得要死，强调什么内外有别，但后来也就被突破了。他们总是想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了资产阶级的轨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派工作组的。

派了工作组要群众听工作组的话，群众当然不听，同志们还是有必要重新读一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在当时已经提出来了，还有五月十六日通知的精神，毛主席也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他们的轨道，派了工作组。有的就把群众压下去，有的就压不下去，到了六六年的六月二十日前后就向革命群众开刀了。北大工作组不许群众斗黑帮，群众在六月十八日起来自发地斗了黑帮，斗的都是些坏人，在斗争时打了一点人，他们就说这一件事是反革命事件，刘邓也认为是反革命，并把这个事件批转给全国，叫全国仿照这个，同志们接触到许多群众，你们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在一段时间，什么“六·一八”、“六·二零”反革命事件很多，镇压了革命学生运动，有些工厂也发生了，同志们回忆一下，是不是在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要把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当时，谁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谁起来赶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还有种种谬论，说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

有的机关也这样搞。我们接触到的对外文委、外办的张彦，无非就是革命群众对他老婆提了点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打出了二十九位反革命骨干分子，打出了好几百名反革命分子，这个单位也总共只有几百个人，他们说人家要搞政变了，原来的民兵掌握了枪枝说人家夺了武器，原来人家负责电话的工作，就说人家已经掌握了电话。在这以前，西安交大又发生了“六·六事件”，这些东西也不都是刘邓搞的，六月六日刘澜涛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但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六月六日西安事件发生后，刘邓要人写社论，要写“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但当时是陈伯达同志掌握人民日报，当时没有听他们这一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批判。当时，涉及到各级党团组织群众创造了文革和文革小组，而刘邓呢？他们一定要各级党组织来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我们是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但是党的领导，首先是毛主席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的组织如果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就能起到作用。相反的，如果站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立场。那就不能起到党的领导作用，借口党的领导，不管各级党组织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许人家革命，不许人家造反，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派工作组，所谓恢复党团组织都是压制群众。我也看到我们接待站回答群众的问题很多同志是站在错误路线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怪同志们，主要是周荣鑫和许明，他们就是搞这套的。

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这是主流，但是当时掌握党中央领导的是刘邓，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北京，看了不少材料，了解了不少情况，很快地提出撤工作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镇压了群众运动，所以七月底到八月上旬开了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会，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做了变更，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他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失败。十六条的核心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毛主席扭转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结了革命群众的创造，总结了经验，使革命路线更具体化，大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个大会上，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接着王力同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其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1966年8月5日

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阶级根源、社会根源，短短几百个字都说明得清清楚楚。陈伯达同志两个月的总结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揭发了，纠正了。

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四个多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直接与群众见面了，直接与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出现了新高潮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红卫兵运动，一是大串连，红卫兵运动最初在刘邓统治时期被打击，清华附中的一论二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文章，后来江青同志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写信给清华附中的小将，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在红卫兵刚产生而且遭到打击的时候，毛主席支持了红卫兵，在毛主席的支持之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了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大串连，革命的串连，毛主席在最初就提倡了，支持了，这样就把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教育单位上的连成一片。

同志们请回想一下。这一段的工作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把运动发展到对各省、市、中央各部门，批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了工作组。群众这样做，也是有阻力的。他们不同意工作组做检查，他们怕得要死，为了对抗群众运动，为了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大量地采用了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采用更大的谎言制造群众斗群众，这一条周荣鑫、许明也有这一条，周荣鑫、许明要对西城区纠察队负政治责任，调他们去镇压群众，把他们当做宪兵队。这一段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最初工人运动起来了一点，在八、九月间出了工业六条，起了一个压制作用。到了十一月份，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还有军委十月五日的通知，工人运动起来了，很多工人要组织自己的革命组织，要到北京反映情况，有的人拿“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有的拿分期分批来压人，过去把人打成反革命就不分期分批，现在要平反了，就提分期分批，就是不让人家革命，采取压的态度，但是压总是压不住的，所以到处发生了事件，这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引起中央负责同志的严重注意。

我还讲一下“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里面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正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篇文章有的观点片面地强调生产而不批评压制革命的一面，社论一发表，有些工厂的当权派就组织了一些人去抓人，中央文革知道了，马上支持了工人，提出决不许拿这篇社论去压制工人。这一点我们要检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工厂、农村的情况，反映的情况晚了，我自己对党对人民没有尽到责任，反映情况晚了，应当检讨。但是我们同一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对于压制工人，压迫工人，不许工人革命的行为是不许可的。我们进行斗争。毛主席讲从古至今先有事情再有概念，先干起来，然后再有几条，我们要支持群众干起来，有十六条，干起来再说嘛！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我们咋样对待革命，怎么样对待群众的态度，也应该向群众作宣传。有的人对中央指示的精神不学习，不传达，不了解精神实质，完全凭自己的感想去办事，就不能不犯错误。但是只拿这些东西，不听群众的意见，说中央指示没有的你不能干，这样也不行。我只是说，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群众的要求，呼声，特别是要革命的，不能捆人家的手脚，比如，我们去工厂、农村宣传十条，要放手让他们搞。自己解放自己，支持他们搞，但是对于条文有意见的也要听取。

我们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革命的意见，我们都要听取。在作思想工作中，也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西我们都要提出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不要那些四旧，官架子。现在全国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问题。文艺也要搞几条，文艺问题他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停顿，第二要串连，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文艺几年不演也可以，他们现在几万人到北京，这还不是串连，我们提倡徒步串连，文艺工作者也要到工农当中去。小学的问题正在研究，小学的问题主要是要求停课。陈伯达和我们准备下出去征求意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要，单是学生、工人、农民还不够。机关的同志还有的党员、团员，他们很不理解毛主席批转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有这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要读《红旗》重新发表的评论员文章，重新讲了这段话，并且加上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加了“正确”两个字。并且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今天《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也应用了这个观点。

有的同志讲少数应当服从多数，但有一个最大的纪律是全党服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刘邓路线的不能无条件服从，服从了便是反对党中央，服从了便是最大地违犯党的纪律。机关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很重视，现在正在起草文件。接待站怎么搞，也准备搞几条，红卫兵也要搞几条，最初不可能搞，现在有可能原则搞几条了。现在学生大部分回来了，斗争形势有很大变化，有的由原来的少数变为多数。有的学校有了统一的组织，过去对于反对他们的人，大多数回到毛主席这边来，现在主要是内部比较散。另外是干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中央有这么一个意见，要搞政治军事训练，主要是政治训练，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老三篇》、《学习和时局》、《反对自由主义》，林彪、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的核心是批判刘邓路线。通过学习，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使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队伍。这个大革命象法国巴黎公社的大革命，涌现好多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涌现出来的英雄好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有毛泽东思想的，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马列主义的，有反马列主义的，有无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都要靠自己在大革命中去提高，要靠自己在运动中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批判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去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带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活学活用。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要用毛泽东思想提高，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同志们在斗争中一定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文化大革命这个纲，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纲，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这个纲，来分析错综复杂的事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是保护四旧，保护旧的秩序。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扫四旧、扫除旧秩序，同志们要仇恨这些旧东西，热情地欢迎革命群众，站在他们一边，旗帜必须鲜明，革命派我们就支持，反对革命的我们就不支持。我同姚文元同志负责处理塘沽××厂2500人来京告状，开始想批评他们，但听了他们20几位老工人的发言，我们很受感动，不应该批评他们，他们非常关心生产，非常关心革命，我们支持了他们，只有一条没有支持他们，就是立即罢官，因为罢官要通过他们斗争，要他们在斗争中去解决。后来，另一派工人也派了20几位代表来了，我们和他们谈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提了二十几个要求，我们一个也没有答复，给他们讲你们受蒙蔽，不知道刘邓路线的实质，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我们宁可被杀，被抓也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能站在他们一边，不能采取调和、折衷。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

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副组长叫王任重，他自吹是第二副组长，其实没有人封他，人家不看招牌，不看商标，其实你搞鬼，搞两面派，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让他表演。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进行斗争，不能提倡奴隶主义，不能盲从，一定要从各种事物，各种人物中辩别谁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什么一视同仁，必须旗帜鲜明。刘、邓就不是一视同仁。刘要把蒯大富当活靶，没有这一种超阶级的东西。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来对待群众，这是一点。

再一点。同一点是一致的，就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以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出现，我们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不要摆架子，不要用旧社会的那一套，站在群众头上拉屎，这是国民党的官吏，我们是群众的儿子，我们无条件地为群众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须要一些旧框框约束，可以为群众跑跑腿。跟他们聊天，跟他们睡在一起，吃一样的饭，与他们一起搞一点工作，多想一点办法。从部队到地方工作要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能很快的适应。另一个，军队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军队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林彪同志，我们军队解放以来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讲过，没有改造好的和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搞掉，军队里的待遇高就会产生不好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要搞掉的。同志们之间要互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很好的风气，不要讲资格，讲级别，要跟革命学生、工人、农民一起，不要摆军队的架子，前一段部队派工作组很多犯错误，主要是刘邓路线，但我们自己也要检查，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

再一条是希望同志们用新的方法来接待群众。组织工作方法都要搞新的一套，要打破旧的一套，现在有二十万人在北京告状，排队要等到今年三月，可同北航红旗、三司和一些革命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和他们商量，把二十万人的工作做好，不要墨守陈规。


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王力

1967.01.05

周恩来的讲话

同志们！（群众呼口号）战友们！

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群众呼口号）现在我来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林彪，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候。（群众呼口号）庆贺你们这个誓师大会成功，预祝你们全国职工革命造反者的组织前途发展。（群众呼口号）

你们这个会开得好！你们这个会是要下决心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做得对！（群众呼口号）

今天到会的有北京的职工，有外地来京的职工，我们希望你们北京的职工把这个革命的造反精神发展到北京各厂，各矿，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去。（群众呼口号）把各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起来。（群众呼口号）在京的各地的来到北京的职工，你们经过这个誓师大会打回老家去，回到本地闹革命。（群众高呼口号）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把它燃烧起来。有了北京造反者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职工造反者的组织，这样你们就会准备将来形成一个全国职工造反者的组织的联合会。（群众呼口号）

全国革命职工造反者联合起来！

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王力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行动，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次大会上所提出来的革命的要求同革命的口号（口号：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革命的造反运动形势好得很！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去年六月那一段，六，七月间是什麽样的形势，去年十月中央转批了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麽样的形势。去年十二月，十二月初又是一个什麽样的形势，今天是什麽样的形势呀！是不是可以说好得很？（众：是！）

我们革命造反的力量一天天在发展在壮大，在提高！是不是呀？（众：是）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那些顽固分子，他们的丑恶面貌一天天暴露了，他们一天天孤立了，是不是？（众：是）（口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力量在发展，革命派正在逐步地团结多数，反对革命的力量顽固派力量正在分化！在孤立！他们一定要被打倒是不是！（众：是！）他们是不是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呢？（众：不会）他们还在挣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他们是纸老虎，我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我们要注视他们，他们正在玩弄各种手段来对抗来反对革命，耍花招，对不对？（众：对！）现在他们的主要手段，还是幕后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利用他们自己组织的又是什麽捍卫团呀！什麽纠察队呀！（众：鼓掌，呼口号）不要管他们，他们的导演，他们不是发动工人，教育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自己，（众：对！）捍卫他们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他们制造武斗，他们自以为得意，但是同志们，他们是把十八般武艺都要拿出来了，十七般还不算数，通通拿出来，通通登台表演，这样就差不多了，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面目了，这样广大工人群众就会认出他们的真面貌了！那些一时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同志们，阶级弟兄们，我们要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一旦明白了事实真相，他们一旦明白了什麽是真正的代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会立刻站到毛泽东一边（口号：毛泽东万岁！）

凡是那些坚持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必须把他们揭穿，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警惕，现在还有这样一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企图一方面用硬的一手，镇压的手法，另外一方面用软的手法，不是软一套硬一套吗？阳一套阴一套吗？他们用欺骗，他们用收买，他们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经济主义，这样子的阴谋也必须揭穿。我们要识破一切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我们要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全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起来！

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革命的学生同革命的工人群众结合起来！

彻底打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

彻底打垮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毛泽东万岁！万万岁！


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7.01.06

〖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清华附中接见了部分革命师生（包括革委会，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现将王力、戚本禹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

（有的同学谈到被公安部扣留的一些人的检查有逼供信的现象。）

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爱护，不应当说是逼供信。我们的公安机关是没有逼供信的。

王：什么叫逼、供、信，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被逼的写出来的，叫做逼、供、信。

戚：这件事就谈到这里，说逼供信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压力了。

王：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一段时期什么叫无产阶级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大家认识不够。回去还应好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专政问题。问题是说公安部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了。

王：前一段公安机关软弱无力，不分别站在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一边，不分别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基本弱点，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一段的革命的友谊（对革委会），你们是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压制的造反者，希望你们不要玷污了红卫兵的荣誉。（这时大家谈起了8月24日事件）前一段事情不能全赖他们。（大家说：对，我们不追究责任）

同学：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有没有。

王、戚：没有。

（这时两方面就革委会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力和戚小声交谈说：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是个大学校，这些青年人受到很大锻炼。）

最后王力说：这样很好，这样清华附中就有希望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抓住两条路线这个纲，从运动开始到现在的都可以摆。当前这一段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候，当前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我们怎样站到毛主席这一边。

戚：过去错了就交代，就检讨。这个责任不能让个人来负担，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希望你们保持这个荣誉。你们要继承你们的老传统。

（有一部分同学在辩论时总说：老红卫兵……）

王、戚：不要把老红卫兵新红卫兵区分开，才几个月怎么就老了？

戚：不要叫老红卫兵，一老就不好了。过去有错误就交代就改正，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你们自己辩论，自己辩明（有同学反映没事办，没意思）。

戚：照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有搞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现在某些人的水平落后于三百年前《水浒传》里的英雄的水平（举李逵负荆请罪的例子）李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革命者，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难道你们红卫兵连他们都不如吗？

王：有错改错，希望你们早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戚：立足清华附中，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搞头大得很，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指革委会）你们是错误的，应该承认、认识。不要躺在成绩上。任何人躺在成绩都不成的。你说刘少奇没有成绩吗？有这么一点吧。但是搞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要一笔抹杀。成绩是群众、老百姓、毛泽东思想做的。你们躺在成绩上，成绩就没有了。我们就承认你们的成绩了，你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成绩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群众。

（接着提到王任重的“指示”问题）

王：“转入斗批改”，普遍的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最大的斗批改，清华附中在反对刘邓路线应当起先锋作用，辩论是为了作战。统一思想，向刘邓反动路线开火。为辩论而辩论的不行的，国家都变颜色了，还辩论什么？辩论就是为统一思想，统一部队的思想，向修正主义作战，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你们现在的状况是不行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人下厂下乡。大多数还是要斗、批、改。

（有的同学说我们在学校没事干）

戚：怎么没事干呢？我们整天都干不过来，刘少奇那几部大毒草影片你们都批了吗？人的阶级性你们批了吗？我们看你们学校没有几张大字报。（有同学说：学校没有人）

戚：这不都是人吗？

王：还是要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人就回来了。

戚：只要认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就是阶级兄弟。团结一起作战。你们既要能当司令、统帅，又要能当小兵。只能当官不能当兵还不能接班的，接毛主席的班。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提倡“公”字，破私字。林彪同志就是提倡破私立公，有私心的改了也可以当左派。清华附中几百人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有威望，是生力军。刘邓路线就是怕批判，你们就要抓住批判，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王：要作战必须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作战。

戚：毛主席解放了你们（指革委会）你们还为刘少奇撕大字报，特别是你们嘛，你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站在功绩之上。

一同学：什么人算革命群众？

戚：你就是革命群众。

问：不是反革命的一般群众，但表现不太好，给不给平反。

戚：不是反革命就应该给平反，都是群众嘛。

（说完王力、戚本禹离开）


王力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讲话

王力

1967.01.06

我们今天来到组织部，是昨天组织部革命同志向中央文革提出问题，就是现在组织内部和外部群众结合起来提的问题。提出中央管理干部档案的问题，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因为这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财产，重要机密材料。昨天晚上经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研究提出，是不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把这部分档案材料暂时由中央文革小组和组织部革命群众共同封存起来。其他文书档案不在此例。如何处理，由革命群众自己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讨论决定。（中监委王瑞英同志插话：我们中监委怎么办？）王力同志说：以后再说（关于各处的材料和刘少奇、安子文的报告等）。各处的文件也由革命群众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报告请示中央，自己处理，要支持各地革命。

我们今天四点就来了，因为人不齐，到七点才开，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来的，听了大家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和情况，我们很受教育，很好。今天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听了以后，要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支持大家，毛主席一直是非常关心机关的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起草了几条办法，正在起草，还要反复征求大家意见。（戚本禹插话：待会把初稿交给大家讨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还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机关六月一日以前的旧观念还没有打破。（戚本禹插话，内外有别）

毛主席要大家再重读毛主席亲自批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红旗在发表人民日报时有新的修改。（戚本禹插话：是毛主席亲自改的）组织部的文化革命怎么搞法，我们相信大家能够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中央组织部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怎样搞法，我们相信组织部的革命群众是能够搞好的，组织部的革命群众应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央组织部火炬战斗团）


王力戚本禹对北京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谈话纪要

王力 戚本禹

1967.01.07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志于一月七日下午四点来到北京红卫医院，在该院洗衣房接见了该院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及清华井冈山兵团、清华井冈山兵团红教工、地质东方红、北医八·八部分战士，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亲切谈话。同时接见了由于受到刘、邓反动路线政治迫害而被关在该院的“病人”陈里宁、王福显等四位同志。中央首长对该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动学术“权威”充当迫害革命同志的工具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对红旗战斗队全体战士和革命师生作了重要指示。〗

王力、戚本禹同志先找到几个同学说要见该院《红旗》战斗队，同学说正在开会。王、戚说：好，我们去会场。众：首长接见我们，我们热烈欢迎。（热烈鼓掌）这里没有首长，我们都是同志。我们看到《红旗》战斗队、清华井冈山等学校揭发你们医院的情况，很好的同志被打成精神病关在这里，象陈里宁从六二年就批判刘少奇，批评的很尖锐，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当场叫他们出院。可以吗？

众答：可以。

王：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

戚：从你们这一个角落揭露精神病院的情况，从这里揭露也是对刘邓路线的揭露，也是重要的揭露，你们作了重要的贡献。

（陈里宁从病房来到，与首长握手。）（众呼：毛主席万岁！）

戚：你什么时候来的？

陈：十月，这是第四次入院了。

戚：你现在怎么样？可以出院吗？

陈：可以。

戚：这几天你留下来和这里的同志们一起干革命，过几天我们来接你，送你到马列主义学校去。你从六二年就批评刘少奇的错误，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出院。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材料写的很好。他们才有精神病，你可能对院外形势不太了解，多看看报纸，你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你还要向革命的小将学习。

金大夫：他是第七次住院（湖南三次，北京四次）。从监狱到医院，秘密逮捕，眼睛蒙上黑布送到北京来。最近看守所仍不同意给他平反，要让他劳改。

戚：你们可以到其它精神病院去造反。

王：精神病院的人可以去，你们了解情况。看到你们的材料，你们造反造的好。

戚：你们是精神病院造反的首创者，造修正主义的反，将来苏联搞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

王、戚对陈里宁说：先给你家里打个电报。

众：他没衣服。

戚：我们给他找衣服。

王：你就在这里闹革命吧！

（同学介绍了另一个反对刘少奇的“病人”王景端的情况）

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众：已经出院了，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

王：你们医院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精神病院的大夫、护士要政治挂帅。

同学：我们要把陈里宁的事登在三司的报上，公布到全国。

王：可以嘛！

戚：你们精神病院的病人大部分是有病的，一小部分没病。要把这一小部分解放出来。

红旗战斗队队员（以下简称队员）：目前红旗战斗队还是少数，为了进一步促进运动，我向首长提两点要求：（一）希望首长给我们讲话作指示。（二）和全国精神病院串连。

王：讲话不要讲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回去，我们来了就是支持你们。戚：串连要安排一下，学生多去些，医院少去些。

同学：全国精神病院唯心的框框很多，没有阶级观点，我们想到全国宣传。

队员：我们病区有个高干，根本没有病，就是耍酒疯，后来大夫说：因为是高干，就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吧。把他保护起来。

戚：你们看他是革命的吗？叫什么名字？

众：不革命的，叫周克刚。

戚：什么高干低干的，不革命的就让他走。

队员：还有一个工人，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他揭发了问题，被送到这里来，其实没病。

戚：把他叫来。

同学：军队院校可以武装扣留学生吗？叶剑英说抓小老鼠……

戚：不对！他说的不对！他已经把自己的话收回来了。

王：他已经检讨了，军队院校的问题你们可以找谢镗忠同志。

同学：刘志坚怎么样？

戚：被人捉去了，他是执行刘邓路线的。

（被打成反革命的“病人”来了，与首长握手。“病人”王福显、李当印）

王福显：啊！天亮了！（非常激动）同志们！咱们唱个歌好不好？

众：好！（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在场的学生和队员有的感动的流下眼泪！）

戚：（问王福显）你有精神病吗？

王福显：没有。《红旗》战斗队作的好，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王：（对《红旗》战斗队）他对你们的评价很高啊！（热烈鼓掌）

戚：他们为什么送你来！

王福显：我的意见和他们不一致，是少数派，要造党委书记的反，他们就说我有精神病。

戚：这哪有精神病？他们才有精神病呢？

王福显：我是贫农出身，他们压迫我，我一直没有屈服，我相信毛泽东思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必须沿着毛主席指引开辟的航道，林彪同志指示的方向，乘千里风，破万里浪，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革命一辈子，奋斗终生。

戚：很好！这是主席的话。我看他们是精神病。

王：都没有精神病，这是两条路线、两种立场的斗争。

戚：对！（又问“病人”）：你呆多少天了？王福显：一个月了。

戚：比他（陈里宁）少多了。（笑声）

王：我很拥护他的意见，（指陈）他根本不是反党的！

戚：你们是好朋友。

陈：住一个屋子。

王：十三、十四、十五期《红旗》社论我都看了。写到我心里了，不吃饭我也要看这些材料。

队员：扫干扰时期，他捧着《红旗》放不下，党支部说他是精神病。

戚：我看他们才有精神病。

王：都很正常。

戚：你怎么来的？（问“病人”）

王：用汽车送来的。旧社会就用精神病陷害劳动人民。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狂人”、是精神病。你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狂人“。

戚：要是修正主义变了天，我和王力都得成了“精神病“。（转问金大夫：）你是不是党员？

金：不是，我是团员。

众：他们不要这样的党员，说他是毒蛇，是反革命。

戚：他们修正主义的党不要，我们毛主席的党要。

（一个病人家属介绍一解放军病人的情况。然后病人李红君进来与首长谈自己的情况。）首长听完以后说：因为我们将要开会，不能详谈，可以让金大夫给你看看，给你诊断一下，如果有病就治疗，没病就出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好吗？

李：好！

戚：我和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建议以金大夫和王志同志为首组织一个班子，到每个病区，一个一个病人作检查，作出正确结论，你们同学把材料好好整理出来。

同学：我们不参加军训留下来可以吗？

王、戚：可以，留下来把这搞好。

王志：（《红旗》战斗队队员）我们宣布一下审查小组名单。

戚：还是民主选举吧！

王福显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接见结束后，首长和群众一一握手告别。《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及革命师生送首长上汽车。并高呼“毛主席万岁！”请首长代问主席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此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由整理者负责。整理者：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宣传组）


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陈伯达 王力

1967.01.09

陈伯达：

主人没到，我们客人先到了。（主人指新任新华社社长胡痴同志）我们前天晚上来，你们就出了一张号外，说话是随便讲的。你们新华社文章应该斟酌一些，我这个人对中国文法是不通，你们（出号外）无非是要说明这个问题，要不然为什么要出号外呢？是不是这个意思？（答：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应该严肃些，第一次可以原谅，第二次再这样就不好了。发行了多少份？应该让我看一看再印。（王力笑：新华社的消息很快！）是不是成了路透社了。中央文革决定胡痴代理社长。他还没有来。（因为等胡痴来，陈伯达同志看了看大会会场，横幅是彻底批判张海涛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谈到张海涛同志。）

张海涛来了吗？（张：在）张海涛从印尼回来的，在印尼干的不错，不要打倒，应该给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众：鼓掌）我不认识张海涛，但是听说他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可能这几个月和大家相处的不是那么好，是不是骄傲了？是上了陶铸、熊复的当了。王唯真是从巴西回来的，一个人要经得起考验，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这样的人要好好的团结他，有错误，有缺点大家帮助他，批评一下可以嘛！（张答：完全可以）我前天晚上来，也希望你们批评。我官僚主义80%大概有，不要客气。80%的官僚主义，因为我只来过两次，给大家宣布一下：中央决定王力、唐平铸、胡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胡痴同志代理新华社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担任你们的副社长，可以吗？（众答：可以）

胡痴同志是解放军报的总编辑，他那里的事情也很多，还担任解放军新改组的文革小组成员，他比较忙，日常的事务工作由王唯真多做一些，可以吧！信任不信任？（众答：信任）一个工作做得不好，可以改嘛。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靠大家。现在的文革合适不合适，要大家决定，看大家的意见，你们认为要改选就改选，不要按我的什么话去作。我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就是这样，担任一段就改选，不能选上你就一辈子都当了。象袁世凯终身总统，一辈子总统都选他。张海涛的工作再商量，王力、胡痴、王唯真同志和大家商量，这样行不行？（答：行）但是主要的是靠大家的积极性，如果大家都躺在几个人身上，不管那几个人多么高明，也搞不好，我们是依靠群众的力量，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的号外，没经过推敲，字稍少了一些，糟了，主人不来，我没话可说了，大家讲嘛！随便登台演说，可以的。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你们现在有谁要登台演说（社内有几个人上台讲话）。

在宣布中央决定后，伯达同志后来又讲：

有不同意见，有意见可以提，建立的是一个临时的工作班子，人选大家再研究一下，领导小组，领导班子不宜过大，是不是，你们也酝酿一下，挑选一下，我们也在研究一下，二方面结合就可以搞出一个名堂，再由大家通过。文革是不是垮台了？（众答：是）文革再酝酿重新改选。你们这么多人可以选出个好文革，你们有多少战斗队啊？一百多个？八九十个？十个人就一个战斗组啊？这样能不能战斗啊？你们根据什么划分战斗队呀？（众答：根据观点）什么观点？

有点事情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前几个月清华选举文革小组时，王任重提出一个谬论的方案可以自由结合，每十五个人选一个代表，自由结合不管你什么条件，什么班，十五个人一个代表，这个办法妥当不妥当（众答：不妥当）他还挺得意。以为自己首创个好办法，实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选举！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分化的？（众答：工作组在时早就分化了，陶铸问题揭出后更明显的分化）你们还可以辩论一个时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终归你们要联合起来的，小团体太多，不好作工作，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还要团结大多数，所以要看斗争的大方向是不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当然不能结合，如果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可以联合。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如果大家高兴，你们十几个人搞一个小团体，自己当首长。当然“舒服”了，我也不反对，不过从革命的根本利益上说我不赞成，我建议还是应当联合起来。在这几天里面有两个大会，一个中学的，一个大学的，我说的话都很简单，最终论点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还包括其它劳动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联合起来，可以不可以联合起来？（众：可以）在毛泽东思想大旗下联合起来或者你们还有问题闹不清楚，还要争论一段时间，我也不勉强，争论极点，物极必反，那时候可能就联合了，所以你们现在还可以贴大字报，在这个台子上不同意见还可以讲。只要不是反革命，不要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平反的问题，以文化大革命以来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这些还是要平反，不平反是不对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整群众的黑材料都要当众烧毁。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从今天人民日报刊载的上海十一个团体告全市人民书就看清楚了。我这里不再多说了，就完了。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全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王力：

今天原来要和胡痴同志一起来的，刚才到处找他也找不到，现在才知道他在同几千名群众谈话，回答问题，出不来了，因此他今天就不能参加这个会了。因为我和伯达同志有别的事情，就不等了，就开到这里。

现在我再讲一讲，伯达同志已经讲过，新华社由胡痴同志代任社长，新华社事务工作由副社长王唯真同志负责，胡痴、王唯真同志和革命同志一起商量提出名单，再征求同志们意见，建立领导小组，负责新华社的日常工作，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经验，各单位的工作都要由革命同志自己掌握起来，刚才伯达同志讲了三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宣布就这些。


王力对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王力

1967.01.09

〖地点：中南海小礼堂〗

我们到这里来向同志们学习，听取了很多意见，得到了很多益处，这个问题（指接待人员提出的问题）很复杂不能一下子作出判断，只能把同志们提出来的情况、问题、意见、要求向文革小组汇报，文革小组对同志们关心帮助不够，今天不能讲很多问题，恐怕要说一些空话。

我提议同志们很好研究一下今天报纸，第一版发表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请同志们高度重视这一件事情，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最英明的指示，请同志们很好研究一下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好形势，上海市是一个代表，表明革命左派力量强大起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有了新的壮大和发展，反动路线的阵地一个一个的被攻破，在北京也是这种情况。

同志们不要关起门来，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整体，要看到全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在北京，特别是揭露陶铸继续执行的刘、邓路线问题，这盖子一揭，起了很大影响，这是革命群众首先揭出来的，这样一揭，同志们是否注意到出现了什么新的形势？特别在机关，因为陶铸是管机关的，机关是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障碍，这样一揭露，中央机关出现了大好形势，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可能有两种看法，保守派说搞糟了，而革命造反派认为好得很，机关的革命一定要起来，光有学生、工人、农民还不够，机关干部一定要起来，一定要造反，一定要发生两派争论，这是必然的，经过争论、吵架，革命造反派力量占了优势。上海市是革命造反派掌握报纸，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新生事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事物，这是我们的方向，这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华东，对全国起巨大的作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这是昨天晚上毛主席决定的），今天就广播了，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起深远影响。

接待室的同志们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你们要充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揭露后来这一段陶铸继续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你们的工作涉及到中央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东西。

我们支持你们总结工作，要把过去工作总结一下，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是财富，都是今后工作的宝贵的财产，你们总结工作，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主要是为了改进中央这项很重要的工作。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们充分考虑，一切合理要求都应当接受。同志们对过去负责接待室工作的领导的批评，揭露问题，我们支持你们批判，我们文革小组有这么一个意见要分别对待，同志们口号上也是分别啦，对汪东兴同志你们认为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文革小组说，对接待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矛头不应当指向汪东兴同志，他有什么错误缺点，我们决不包庇，但不同性质的要区别，这是我们文革小组的提议，我们考虑到中南海和主席那里工作的需要，请同志们照顾到这样一个情况，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我们小组同志相信汪东兴同志会改正的，汪东兴要站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来，对接待室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锋芒应当对准周荣鑫。童小鹏同志比汪东兴同志负的责任大应该检讨，对于童小鹏同志，文革小组有一个意见，他应好好工作，大家要他什么时候检讨，他就检讨。对周荣鑫我们有一条建议，他不工作挺舒服的，是否要他将功赎罪，不能叫他舒舒服服的，群众要斗争他，叫他随叫随到，汪东兴的性质与周荣鑫不同，我们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我们从整个斗争中看，汪东兴同志不应说是那边的分子，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讲，但对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就是要照顾他中南海工作的需要，有很重要的工作要他做，希望同志们照顾这一点。

今天讲这么一点，今后想和你们几个代表座谈一下，派五六个或七八个代表同志。

群众：我们有十八个战斗队。

王力：你们几派？

群众：我们就一派（因为是刚成立起来，刚开始造反）

王力：你们只一派说明你们还不行，你们一个战斗队派一个人，二十个人我们谈一谈。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与报纸上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一样的性质。


关锋王力接见北京市四清工作团同志时的讲话

关锋 王力

1967.01.12

〖地点：政协礼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及北京市四清工作团等部分同志出席。〗

关锋：这是王力同志，这是唐平铸同志，我是关锋。请王力同志讲话，好不好？（众：好）

王力：同志们，这次同志们要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关锋同志同我，还有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同志一起见一见同志们。昨天晚上，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是毛主席同党中央决定广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一月九号发出的紧急通告，（热烈鼓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的各个革命造反的团体发出了贺电，你们是不是听到广播了？（听到了）是不是还有没听到的？（有）

关锋：参加四清会议的听到了没有？（没有）

王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这样一个贺电，在贺电里面讲上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你们及时的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新反扑的阴谋，……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热烈鼓掌）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革命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前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还发表一篇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篇社论同志们今天可看到，也可听广播，这一篇社论是支持上海工人的紧急通告十条。（念十条）

这是一件大事，上海一百万革命造反的工人，产业工人的大军组织起来了。（热烈鼓掌）以工人为骨干，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了（热烈鼓掌）这是一个标志着我们国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表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去年六一毛主席亲自决定了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点燃起来了。现在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个革命造反组织的二个文件，这就必然推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个大飞跃，（热烈鼓掌）。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内部的掌握领导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向他们夺了权，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热烈鼓掌）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里，把社会主义生产经济建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要学习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榜样，我们北京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造反组织需要不需要联合起来呀？（众：需要）我们需要不需要集中成为一个拳头呀？（众：需要）同志们都这样讲，需要联合起来，需要成为一个拳头，需要集中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开火，对不对呀？（众：对）我们也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革命同生产的命运，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大民主！（热烈鼓掌）在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向同志们建议，首先有一条，就是保卫中南海，你们赞不赞成？（众：赞成！）保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以及中央指定的其他应该保卫的地方，对不对？（众：对！）

需要向中央反映意见，反映情况，可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的联合接待站。我们提议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商量一下，能够担负起这个工作来，因为中南海，同志们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集中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合适，我们已多次提出，具体怎么样，恐怕北京的革命组织也有具体的办法。

同志们，不管哪一派，有意见可以提，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支持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我们不支持那些不革命的派别（热烈鼓掌）。这一点我们是很明确的，是毫不含糊的。我们不管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称，它提什么样的口号，它的口号也许讲的很漂亮，因为有些御用的团体，它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之下，在他们的蒙蔽之下，他们也常常把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拿过去，加以歪曲，他们明明执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但他们还说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看他们的行动，看他们究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谁！（热烈鼓掌）

我们相信这些受操纵和蒙蔽的组织团体，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弄清事实真象，一旦弄清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清事实，他是会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向他们做工作，（鼓掌！）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在这样一天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的形势之下，在这一个毛主席的新的战略决策下，在这样一个面临新的形势下，我们欢迎那些受蒙蔽，受欺骗的人赶快回到毛主席这一边。（热烈鼓掌）这个斗争任务还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但是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决不能被他们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他们用各种花样进行表演，向共产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斗争，他们表演的越凶，就越加暴露自己。就越加说明他们快完蛋了。（热烈鼓掌！）这个，北京市的四清工作会议的一部分同志到了这个地方，我希望这一部分同志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学习学习今天的几个文件，学习《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国家发生这么一个重大事件的历史时刻，同志们在中南海却把解学恭留下，解学恭这个人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据说解学恭支持革命造反团，你们就留下他，我们认为你们这个作法是不对的。陈伯达同志们很客气的建议你们把解学恭放回去。你们拒绝了。我们认为你们这个做法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好好学习一下今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弄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自己的实际。能够得到一点好处。我们希望同志们能够离开中南海，同志们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可以写信，朝邮局里一放，当天就可以收到。写某人收也可以。同志们认为我今天讲的话不对也可以批评。但我们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今天的社论，联系着北大聂无梓的大字报，欢呼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以帮助同志们认清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今天，同志们一定要求见，我们也就见了。我们到现在还没睡觉，我们刚搞好今天这个局面，听说同志们一定要见，我们就来了。主要是四清工作会议的一些同志，今天就讲到这里。（热烈鼓掌）。

关锋：刚才王力同志的讲话我是完全同意的，（鼓掌）应当讲的，他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下面简单的说几句，我想，北航红旗、北地质东方红的来了没有（来了！）还有其它革命组织我叫不全了，请不要怪我。我希望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以及其他革命组织向上海来的赤卫队宣传宣传，解释解释，说服他们回上海。上海赤卫队一些同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受了蒙蔽，在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上海革命造反组织“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他们就到人民日报去纠缠去，他们搞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告上海市人民书》也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亲自决定发表的。（热烈鼓掌）我们相信那某赤卫队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会明白的，会明白过来的。一旦明白过来就会揭露欺骗他们的坏人，回到毛主席的身边来，希望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的同志们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耐心的做点工作，好不好呀？（答：好！）

下面我说几句关于“四清工作会议”同志的讲话，可能在场的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们不满意我的讲话，不满意刚才王力同志的话，但是我们还要讲，不讲的话就对不起这些同志，刘建勋同志、解学恭同志。别的不讲，不熟悉，但是支持“四清工作会议”的革命造反团是正确的！（热烈鼓掌！）我们也支持他们。（热烈鼓掌！）今天到会的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也是好同志，但是因为刘建勋同志、解学恭同志，支持了你们的革命造反派，来反对他们二人是不对的。特别是到中南海带来了解学恭、伯达同志建议你们放回来，你们不接受，这也是不对的，据说你们提出条件，要我们接见，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向“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问好，但我们也要批评你们。

王力：同时我们宣布，会后用一切威胁手段要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我们一律不见。

关锋：也许有的同志说我们有偏心，是的，人心只有一条。（热烈鼓掌）在阶级斗争中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热烈鼓掌！）我们绝不搞调合，折衷！（热烈鼓掌！）决不左手支持这边，右手支持那边，（热烈鼓掌！）那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那样，不仅对不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也对不起那些受蒙蔽的同志，所以我们必须态度鲜明，我希望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好好想一想，北京自开展四清运动以来，到底是什么形势？斗争矛头应指向谁？应当指向彭真，应当指向指挥四清的赵凡和他的党羽，你们中间有许多相当老的干部，应当好好想一想，把矛头指向谁，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火，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老同志，如果一时受蒙蔽而犯了错误，不要紧，应当很快觉悟过来。我说的这些话，有些人可能很不高兴，但我相信，如果是革命同志，将来会明白过来的。今天批评你们，我们觉得这是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此刻：“四清工作会议”同志中有二人激动的领头呼口号，说接受首长的批评，我们回去要检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关锋：一切要革命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力：我们是不是就谈到这里，我们四清工作团的同志递条子，要反映情况，我们想：有情况可以写材料，再一个我们可以派记者，是不是就到这里。（热烈鼓掌）

再见！同志们！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箭兵团记录）


王力对新华社的电话指示

王力

1967.01.1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九时四十分，中央文革王力同志来电话〗

王唯真同志担任第一副社长，是在毛主席那里决定的。

现在是革命群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要自己掌握大权。怎么干，你们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王力

1967.01.16

〖时间：凌晨〗

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十四日的事，人民日报没有错，主要责任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同学们造反了没有？（同学们答：造了）新华社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不清楚的就不要登。

我们支持你们。一视同仁的口号我们不赞成，必有所偏，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旗帜鲜明，群众组织里的群众和少数操纵者要分开，要坚持原则，原则不能让步。但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必须争取，我们斗争的锋芒应当指向幕后操纵者，一小撮坏的。你们山西两派分得明显吧，革命派占优势了没有？（同学答：不太明显）回去以后就明显了，王谦，王大任，贾俊那就揭嘛！山西除了学生运动以外，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太纺的红卫兵怎么样了？（同学答：我们坚决支持）我们也坚决支持嘛。

更重要的还是工人起来，工人起来主要的还是工厂。从学生运动的经验看来，还是需要几个比较好的典型，需要几个高举红旗的，把红旗撑到底的，在北京有北航的红旗，地质的东方红，清华的井冈山，师大的井冈山等，有那么一批高举红旗的革命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组织。北京的工人运动就没有几个这样的组织，所以搞的不是那么好，毛主席为什么紧紧抓住上海的工人运动，就是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历史上起了先锋作用。在现在的革命中仍然起到它的先锋作用。太原的条件不一定比北京差，但是还需要努力。工人自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必须有一批工人组织，必须充分信任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城市还是工人定乾坤，不在于有什么大的联合组织，而在于有几个高举红旗的工厂，学生运动必须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如果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好象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人运动也必须有学生运动相配合。此外，应该密切注意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所谓新阶段，就是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单位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市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样，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我们考虑：今天<红旗>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可能在全国起很大影响，你们那里的省市委机关正在起变化，要重视这个变化，观察这个变化，研究这个变化。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要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团结大多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我们祝贺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打回山西去，时间很宝贵，赶快回去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参加战斗！祝贺同志们大胆向上海学习，赶快回去夺权，时机宝贵的很，这一点作为给同志们的送行。

（最后王力同志、穆欣同志都站起来，就要走。有的同志提问题，王力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几天都没睡觉了，我们不当俘虏。同志们听了都笑了。王力同志和穆欣同志还是耐心而详细地解答有关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一片掌声中，在一片“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中。王力和穆欣同志离开了新华社。）

（太原机械学院“红旗”赴京战斗队稿）


陈伯达王力关锋接见人民日报社革命同志的讲话

陈伯达 王力 关锋

1967.01.17

〖按：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在一月十七日被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革命群众揪出来，并于当天举行了批判斗争大会。关锋、王力等同志参加接见。〗

陈伯达：先听听群众意见！各组织把自己的基本观点介绍一下吧！（各组织相继介绍了自己组织的观点）

陈伯达：

他们（王力、关锋）是五月三十一号同我一起到人民日报的。今天这个会我看开得很好。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鼓掌）我们五月三十一日到人民日报社来，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来的。从六月一日以来。在一些同志共同合作下写了一些社论，这主要是六月这一个时间，六月以后的社论基本就不管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也是我主持搞的。有些社论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期《抓革命促生产》是我搞的，第二期《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陶铸主持搞的。当然在我主持的社论中不能说一点错也没有，但基本方向是对的。在六月以后我就想摆脱人民日报的工作，对人民日报社的情况不大了解。我们这些同志对唐平铸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有怀疑的。

人民日报究竟怎样搞？因为我曾来过一个时候，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带来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想把人民日报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中央机关报，变成能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机关报。看来六、七月份中，六月基本是革命的。但没有一篇是唐平铸有份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具体搞的，当然一句两句也可能，但有的只是不关重要的。自从五月三十一日进来后，有这么一个矛盾，我们带来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方针，但是这个组织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因此后来的工作就不能继续执行六月一日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不能改良，要革命！（热烈鼓掌）

我们在三十一日以前，我们跟唐平铸没有见过面，跟胡痴也没见过面，临时从解放军报来些人，他们是刘志坚推荐的，我们不了解他们，我跟王力一起谈过很多苦恼问题，人民日报问题没解决，这样下去，江河日下，以后我觉得江河日下了，除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篇社论外，很少象样的，我对唐平铸、胡痴说：“集中精力，把社论搞好，社论要能集中反映党中央的精神。”可惜我的话没用，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改造过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有一个时期，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讲毛泽东思想，你们并不理解毛泽东思想。”我劝他们三次，从头读起，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直读下去。并且让他们抄。抄对思想影响可能深一些，他们可能抄了几篇，给我看了看，但未能继续下去。但抄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你们这种革命的风暴！（热烈鼓掌）

那么怎样才能办好人民日报呢？我相信你们这里面有很多优秀人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能把报纸办好！要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共同办报，你们打算组织一个什么委员会？（群众答：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王力说：那是工厂的，总编室呢？群众答：总编室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另外一群众说：这个委员会不符合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希望今后群众选一个总编委员会，不一定要选总编，你们看总编都垮台了嘛！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不要总编辑，只要一个总编委员会，是不是选七人或九人，或十一人，你们自己决定，大家协商，各个团体协商按原则办事，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撤换，撤了吴冷西换了唐平铸，唐平铸又不称职，不是也撤了吗。

所以将来编委不一定叫总编，自己起名字，名字也不能包办代替，要搞的好，能代表党中央，无愧乎党中央的机关报，编委不要叫总编，可以搞轮流值班。总之，要人民日报负责任。

建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王力，关锋同志同人民日报负责联系，因为关锋同志实际负责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王力插话：实际是总编辑）今后和你们联系多的可能是王力同志。

我们说几句话，按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有能力一定能够办好人民日报。总之，不能说比上海文汇报办得更差一些。你们在版面上不要象上海文汇报刊登已经推翻唐平铸了，内部革命就行了，唐平铸必须交给群众批判！（热烈鼓掌）

你们这里有两个标语（指墙上标语）打倒唐平铸！打倒吴冷西！不要忘掉打倒吴冷西呀！

（下面群众高呼：打倒吴冷西！）不要低估唐平铸和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影响，要逐步扫清它。在我没管的这段时间里，唐平铸到陶铸那里去了。实际上是陶铸在管的。唐平铸名义上也说：“你门不能不管呀？你不能不管呀！”陶铸业这么说，实际上我是没管了。所以，我也有对不起人民日报群众的地方，也就是对不起党，没有一直坚持管下去。当然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但我不能做任何解释。在我管的时候有错误，你们也可以批判。

关锋：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力：学生也看出来了，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同志执行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唐平铸执行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可惜我没有一直做下来！（问群众）明天可以好好出版吗？（群众答：可以！）人民日报可不能停！一天也不能停！不能象工人日报，大公报那样啊，还要办的更好哇！革命派万岁！毛主席万岁！

散会后，王力说：人民日报的事情，由人民日报群众自己解决。

陈伯达：今天你们要解决组织问题。如果今天不行，原来的可以继续工作（暂时），可以选组织监督他们的工作，没有组织的也可以讨论。大字报还象过去那样，贴在楼内，外面的群众还不能进来。

（新华社“一二·二六”红旗战报）


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王力 关锋

1967.01.17

〖时间：凌晨，地点：中南海小礼堂。〗

王力同志：

各位同志，请各位同志在这儿等了很长时间，昨天关锋同志同我在《红旗》杂志社见了一部分同志。今天很多同志来了。（关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来了吗？回答：来了。）昨天我们听山西同志反映情况和问题。我们主要是听了同志们的意见，有这样的意见，有那样的意见。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同志们说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商量，没有研究，有些话要说的没有说。今天请山西的同志多来一些，把昨天没说的话说一说，主要还是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讲了那么多问题，我们要带回去研究一下，才好作判断，下结论。

我们感到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转折点。在这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关：向他们夺权。）上海有这样那样的经验，但归结起来就是二个字：夺权！山西的问题千头万绪，有这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有那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把他们的权力接管过来！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向他们手里夺权！上海是这样，一切的地方，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切这样的行动都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群众热烈鼓掌）。

根据这样一个大原则，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力同志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告……为了……”这还说得很客气。（继续念）“……接管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关锋插话：“接管得太少了！”）在他们手里这样一些机关应当接管！昨天有一种意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比工作组更坏，这是向左派夺权。”当时我们没有表态，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敌人，而不是对革命群众，我们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当然，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受考验，但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应当采取赞助态度。这（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事物我们应当欢迎它。如果有缺点，我们应当谅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关锋：因为毛出席发出了号召！）在山西出现这样一种接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看到它的主流，这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乱得不得了啦！”在这样一个大革命，是否会出现一些乱呢？当然会，但这不是主流。（关锋：有乱才有治嘛！）只有大乱才有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要的方向。是否有一种假接管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会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这些情况，我们不怕它，群众会识破的。

上海的革命群众在研究写了接管的经验后，认为：（1）机关的接管应以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为主，以其他单位的革命群众为辅。（2）在斗争中建立联合委员会，在接管方面建立联合，不是一个组织接管一个部门，而是有计划，有配合地来做这件事。（3）在接管后，原机关的机构与人员，还可以在群众监督下执行任务。

这个办法也还好，这是群众的创造，我相信，你们山西的群众也会有新的创造。你们的情况与上海不一样，毛主席说：过去的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以后，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有的机构保存下来，从上面派人下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接管。不但掌握自己单位的命运，而且要把主要的工厂，矿业，运输单位，党政机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为坚强的堡垒，巩固的阵地。没有这样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新的阶段，不限于一个单位夺取阵地了，而是在一个市，一个省范围内夺取，上海的经验，山西正在进行的斗争，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加入的，公安部门也有人说“我不加入”，有没有不加入的？（众：没有！）问题是你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关锋：张日清同志支持你们反对卫恒、王谦嘛！）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不支持造反派，我们这么办呢？（众高呼：造反！）对！造反！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相信解放军，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军队的问题可以在解放军内部解决，不要冲击解放军。

是有一些当官做老爷，变了质，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关锋：要冲刷他们嘛！），他们开口闭口骂群众，背里说群众运动坏得不得了，如何如何不讲理。我们还没有见过革命群众不讲理，倒是那些受蒙蔽，被操纵的人是不讲理的。所以我们对一切革命派，造反派的组织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支持！一定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一定会大发展，这是历史的潮流。上海是一个典型，去年十一月，造反派只有一千人，而仅二个月，产业工人的造反大军就发展到一百万人，造反派的力量是一定会发展的，而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来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至于一些专做坏事的组织，像从前的东，西城纠察队，现在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对他们就要专政，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就要造它的反！（众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相信太原市，大同市，山西省的命运一定能掌握在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手里。

让我们高呼：（口号从略）

关锋同志：

该讲的话王力讲了，我再简单地讲几句，同志们写了材料，写了信，我看了一下，我看这些问题要上纲才能解决问题，上什么纲呢？就是把权夺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才能解决，不然是解决不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掌握者部分的党权，政权，财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的同志怎么能不受压迫呢？我看到一个条子：太纺红卫队又挨打了，怎么办呢？（众答：造反！）对，你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只能靠你们自己，我们只能表示同情，慰问。

十一月份我们接见了“太纺”一部分同志，他们回去发表了谈话记录，人家就说，关锋，戚本禹是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所以问题得你们自己去解决，革命干部，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太纺红卫队和一些红卫兵（当然是不同意他们领导人的那一部分红卫兵）说：“他们红卫兵中，有些头子，专门打人，红卫队向省委要求保证八小时工作，在上班时间不要打人。”这是最低的要求了，但是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这样的领导是什么领导？这个省委是干什么的？（众高呼：是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把他们打倒，现在不是告状的时候，同志们！当前的形势很好，去年毛主席指示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大群众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电台质问：为什么广播大字报？现在毛主席又指示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新的转折点，广大群众也是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人民日报去问，《红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夺权！这篇文章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今天有少数人跑到《红旗》去说，这是颗大毒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指示，我告诉《红旗》的同志，你们要有底，他们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他们说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就说是宣扬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发表的，他们还要揪出评论员呢？（众笑）。

同志们，不多讲了，时机要紧，要趁上海的东风赶快行动起来（众高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前几天，我们把解悦找来研究一篇文章，事情完了我们就叫她赶快回去，夺权，我们在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在研究，他们看到了中央给上海革命派的贺电（王力：知道混不长了），也在研究对付我们。

同志们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我就不回答了。因为你们那个地方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我们讲几句话起什么作用？我们还是靠你们干，山西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广大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胜利是你们的，我们应当相信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里也有左派，现在他们已经杀出来了，你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就好办了，对那些打人凶手，一定要专政，只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自己在手里，不把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王力：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群众高呼：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

（太钢工人代表发言后，山西大学一个人代表“8.14”及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发言，群众大吼：保皇派滚下去。）

关锋：那你就不要讲了，今天我们向大家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们知道大家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在这里不要辩论了，好不好？（众：好！）

我们讲的这一些，向谁都可以讲的，公开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山西的同志我接触过几次。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毛主席发出了号召。所以我们今天亮明了我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拥护大家闹革命。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王力对新华社革命群众的两次讲话

王力

1967.01.20

欢迎北京同外地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选派监督人员。《人民日报》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向大家宣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条意见。

欢迎和支持报社内的同社外的革命群众的革命愿望、革命的要求，要把我们的报纸办好，办成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报纸，真正是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报纸，真正的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派脉搏的跳动相连的报纸，光靠少数人是办不好的。光靠报社内部的同志们是办不好的，一定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来把报纸办好。昨天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大体上是依据这样的一些原则。另外，报纸的版面，还是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象《红卫兵报》那样，不能象大字报那样，不能象传单那样。宣传的口径同分寸，要由党中央来决定。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象《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来夺权斗争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在中央没有提之前，报社是无权提出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没有权利来决定，象这样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向全国广播，向世界上广播，那是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批准。所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它的宣传方针、原则、分寸的掌握，要由党中央来决定，重大的问题要请示毛主席直接掌握。

昨天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是这样。今天又有一些北京的学生组织，主要是邮电学院《东方红》和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同学们，他们下午三点多钟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往里面冲，要控制播音室，要直接开辟节目。这个问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我去了。三百多同学，我听了一听，先请少数同学讲了讲，他们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希望我们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造反派的喉舌，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喉舌。我们的广播节目不能象平时的广播那样。我们的广播节目应该成为大革命时代的广播，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大风暴当中的广播节目，应该来一番改革。他们还好心好意地准备了，说是北京台的广播员不够，他们还想帮助，技术人员不够，他们也想帮助，有这么一些良好的革命愿望。我们和这些同志，特别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建立了革命的友谊的。我向他们说，这些革命要求和愿望，应当认真地对待，切实地、认真地加以解决，把我们的广播节目办成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广播节目。应该切实地建立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应当欢迎他们监督，欢迎他们协助，把我们的广播电台办好，但是这一些同志们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广播电台是不能够用接管的方式的。不能采用接管的方式。

我向清华大学《井冈山》、邮电学院《东方红》和其他的同学们讲，因为你们同我们在战斗中结成了战斗友谊，我们理解你们。可是你们不能开这个例，你们不能创立这一个例子。就是说两个团体就可以接管一个广播电台。不能开这样的例子。如果开了这样的例子，明天有另外两个团体又来接管你们，那北京的各种群众团体很多，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很多，各种派别的群众团体也很多，是不是谁都可以来接管，都可以来宣布接管呢？不能开这样的例子。请这些革命的同学们想一想，这样子是不是好？如果开这样的例子，是不是会被一些可能出现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家觉得广播电台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占领，来接管。那对我们国家不利，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利，对这些同学们自己也不利。

对你们要参加和协助广播电台的工作，我们要创造适当的条件，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吸收你们参加这个工作。采取接管方式，对于你们也不利。这样我就谈到，北京市革命的学生运动，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新的战斗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这一个新的转折点，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号召下，我们北京的革命学生运动，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们对上海工人提供的最宝贵的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一点还跟不上。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所以它提出了战斗任务：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经济主义，进一步展开夺权的斗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上海工人最主要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分子夺权。

北京的学生运动显示出什么弱点呢？第一个弱点就是分散。有的同志存在着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毛病。各自为政不是互相配合，而是互相有一点拆台吧。这样一种倾向，必须迅速地扭转，团结起来，跟上上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二个弱点就是同工人运动结合不够。上海的经验，就是一百万产业工人组成了革命造反的大军。这是决定上海命运的最重要力量，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一百万产业工人的革命造反的大军。在两个月之前，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只有一千多人，二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这是定乾坤的力量。北京的学生运动同工人的运动进一步地紧密地结合不够，所以在毛主席号召之下，发了上海的三个文件之后，北京起草了好多文件，都是告全国人民书，每天开大会，你开一个，我开一个，发了很多告全国人民书。我们说告全国人民书，不一定有全国意义。相反地，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向工人学习，尊重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请工人同志来谈谈，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弄一个踏踏实实的告北京全市人民书，如果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切合北京当前的问题的告北京全市人民书，我想它一定有全国意义，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昨天也特别向北京有的革命学生的组织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说，请到广播电台来的同学们一起开个这样的大会，或是叫做团结的大会。广播电台的同志们应当欢迎外边来的同学们提出革命的要求，革命的建议，提出革命的方案，听取他们提意见；而外面的同学也听一听广播电台的同志们的意见，他们愿意虚心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监督和改进意见。开这样一个团结大会，开完了散会，到广播电台来的同学，就可以回去，只留下少数同志来商量提出帮助广播电台工作的方案。

我刚回到家里报告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就说新华社有几个体育学院的同志去了，你也去一下吧。我就马上到了新华社。新华社是我们国家的通讯社，也是我们党中央的通讯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这一个党中央的通讯社，要保护它，不能中断工作。一时一刻不要停止。那些愿意帮助新华社工作的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各个革命组织，可以联合起来。现在也有几个主要的著名的学校的同学在这里，有北航《红旗》的，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地质《东方红》的，还有上海三司、北京三司等革命团的代表，他们可以跟新华社的同志协商，采取适当的形式，来监督新华社的工作，同志们欢迎不欢迎？（鼓掌）他们提出来三条保证任务：第一，保证新华社不中断工作。他们要监督你们，怕你们中断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机关不中断工作；第二，他们要帮助你们来识别到新华社来的哪些是革命派，哪些是保守派，同时，他们帮助你们同革命派建立联系；第三，他们要监督新华社的宣传工作，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工作，要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鼓掌）我到这里来以后，有好多同志说要找我，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讲。关于你们新华社内部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现在请同志们就到这里讲，好不好？（鼓掌，好！）大鸣，大放，大辩论。

王力第二次谈话

今天听了一些发言，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我原来想听到一些情况、观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看起来，今天这个时机不太行，以后有机会再听同志们讲。现在想首先处理一下今天的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看起来在这一个场合之下很难处理，也听不清楚。所以刚才王唯真同志已经宣布，想请不同观点的同志各派四个代表，我们到另外的地方听他们谈一谈。主要的是要解决处理今天的问题，让大家协商，怎么样处理好。

我想要在这里讲一点：就是同志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鼓掌）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掌）指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鼓掌）同志们要掌握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同志们，要看到我们现在这一次大革命的形势，要跟上这个大革命的形势。上海的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群众团体，以他们首创的精神，向我们提供了典范。毛主席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号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鼓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里夺权！（鼓掌）这是一个革命的大风暴，这是一个革命的大潮流，（鼓掌）这个潮流，这一个风暴是谁也挡不住的！（鼓掌）同志们要理解。毛主席告诉我们，这是一九四九年无产阶级夺权的继续。

一九四九年的无产阶级的夺权是人民解放军从乡村包围城市，解放城市，接管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自上而下地派干部。是这样一种方式，以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来夺取权利为主，得到广大的革命群众的支持。而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夺权斗争。标志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现在毛主席决定广播上海的两个文件，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即这个夺权的斗争，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这个是以革命群众自己起来夺权，是这样一种形式。（鼓掌）人民解放军支持，支持这个革命群众自己起来夺权的斗争。（鼓掌）这是更加深刻的、规模更大的、内容更丰富的一次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所以，同志们，现在到处都出现了，在北京、上海、全国很多城市、乡村都出现了，在广大的范围内出现了这样一个夺权斗争。这样，这里也出“问题”了，那里也出“问题”了。同志们，要看到这个斗争的大方向。（鼓掌）我们有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不要怕，（呼口号）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鼓掌）同志们，在这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在这个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当中，出现了些问题，出了些偏差，出了些不适当的事情，同志们还是要看到大的方向。对不对？（众答：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应该从自己的斗争中进行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应该得出经验教训，为什么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这个夺权斗争要有目标，就是要掌握大的方向。另外呢，有的同志如果行动上有缺点、有错误、不适当，同志们也不要轻易判断得出结论，说你就是敌人，你就是反革命。（鼓掌）同志们，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我们一定要有阶级观点。（鼓掌）我们的部门，我们的团体，不能是小团体主义，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目标向着我们的敌人。（鼓掌）而不能向着自己的同志。（鼓掌）我们对敌人要狠，我们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鼓掌）我们在学会坚决向敌人作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学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对待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的，过去接受错误路线影响的群众有什么错误，就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应当欢迎，我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供同志们参考。

关于今天新华社具体的接管问题，我们等会很愿意听听双方怎样解决？原则上新华社不采取接管的方式。（鼓掌）对于有的同志在毛主席伟大号召下，出于革命的热情，出于革命的要求，来改变新华社的工作，我们中央文革同意采取监督的方式。（鼓掌）革命的同志，这个监督对你们是有利的，（鼓掌）你们可以比较主动，采取监督的方式，要原来负责工作的同志一律坚守岗位，革命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在这样大会上听不那么清楚。我们在比较小的范围里来研究。同志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

有很多条子，我就不念，我只念一张反对我的，“打倒王力的官僚主义作风，打倒王力的不作调查研究轻率表态的作法。”我只念这一位不知道什么人的意见（众：不同意）。我只念这个条子，别的条子就不念了。总之有人反对我，总有人反对的，这是正常的。（鼓掌众读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同志们，我就讲到这里，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

（以上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仅供参考。新华社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社宣布中央文革的重要决定

王力 关锋

1967.01.20

〖王力、关锋同志于今晨一时二十分在人民日报社夺权问题向报社的革命群众宣布了中央文革的六条决定。〗

王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在夺权高潮的时候，我们能同革命的同志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革命精神，中央文革关锋和我支持你们，支持同志们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研究了一下，有几条决定在这里宣布：

一、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把人民日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报纸。使人民日报能够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二、我们支持你们报社内部的遵义红旗小组（遵义战斗团）的同志们建立一个监督小组，来监督报纸的工作，监督编辑、出版、校对、印刷工作。

三、我们赞成北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和有些外地的革命旗帜组织，成立一个监督小组，监督人民日报的工作。要彻底打破过去“关起门办报”，要向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血肉的关系，要同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息息相连，血脉相通，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感情、语言能够打成一片，把过去报社那种死气沉沉彻底打破。欢迎革命组织派代表建立监督小组，从今天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同志们好不好？（众：好）

四、希望你们现在还担负各种报社工作的同志，继续执行工作，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人人必须坚守岗位。（关锋同志：要撂桃子，就是犯罪）你们内部的监督组织，也有责任监督报社内部工作。首先要出报，一天也不能停顿出版。经过几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领导报社工作的小组，就是陈伯达同志建议的七人、九人或十一人的编辑工作小组，不要总编辑制度了。这样个领导小组，民主选举产生，首先是临时性的，逐步过渡到经常性，不管是临时性的还是经常性的，不称职的，随时可以撤换。群众的监督是希望有这样一个监督小组，同志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有这样一个监督小组主持日常工作更加主动对不对？（众：对！）好不好？（众：好！）

五、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变动的消息。（关锋同志：也不要在报纸上透露出来。）这一点和地方报纸有区别，和地方报不同。人民日报在世界上威信非常高，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报纸。（关锋同志：反修文章也是两个编辑部发表的）元旦社论和最近社论也是两个编辑部发表的。版面也不要用发表主席像来表示内部的改变，真正表现在内容上的改变，陈伯达同志提出内批外帮，内部要批、要烧、要斗，报纸外面的同志要帮助改变它的面貌。

六、人民日报内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的权，统统要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但是人民日报不用接管的口号，同志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好不好？（众：好！）权是要夺，但不用接管的口号，采用监督小组很适当。人民日报跟《文汇报》《工人日报》不一样，同志们，最重要的是依靠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最重要的是依靠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家动手把人民日报办好，办成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报纸，相信大家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给同志们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责任，中央文革小组就有这样一些意见。

人民日报同志们要监督，最重要的是掌握宣传口径，要掌握分寸，人民日报是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报，不同于大字报，不同于传单，不同于红卫兵报的口径。红卫兵报我们统统不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统统点名上报。你们行使监督权，就要注意这一点，要有区别，也不同于一省一市的地方报，重要的是掌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这个原则，坚持这样一条路线，不能调和，不能折衷，不能折衷主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观点必须明显，办成一个毛泽东的报纸，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统一起来，不要含糊。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会有许多实际问题不断提出来。要掌握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要区别那些问题要请示中央，重大的原则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或已经发表文章，在这个范围内当然不用请示。但是提出重大问题，例如：红旗评论员的文章提到夺权，上海的经验一千条、一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夺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权力，要请示毛主席。类似这样大的问题要把好关，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来把好这个关。

关锋：

我来了两三次都没有讲话，我很支持同志们。对理论部的同志讲几句话，理论部要好好烧一烧，这个理论部几年来搞的是吴冷西的那一套，压迫我们，他们几次在报纸上对革命派发动围攻，六四年讨论农民战争问题，实际上就是围攻我们。同样的事情，不只这一次，从文化革命以来；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更不象样子。根据理论部保守势力还很大，要把这一保守势力打垮，其中属于糊涂犯错误的、被蒙蔽的应该赶快猛醒。我们和他们打交道打了很多，我讲这几句，可能受到围攻，那就和你们一起受围攻吧！


王力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的讲话

王力

1967.01.20

〖下午三点多钟，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和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同学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往里面冲，要控制播音室，要直接开辟节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前去讲了话。〗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听说同学们有邮电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井冈山、第三司令部，还有广播学院的一部分同学，第三司令部的一部分同学。今天到北京广播电台来，刚才我听到同志，听到一些情况，听到一些这几个学校的同学，清华井冈山的一部分同学，三司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哪，有一个热烈的愿望，就是想帮助北京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改革，帮助他们革命，帮助他们办好革命的节目。同学们的这种愿望是很好的，欢迎这种愿望。要我们哪，是应该要求广播电台改进自己的广播节目，应该把我们的广播电台办成为革命的广播电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声音的广播电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广播电台，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播电台，能够同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同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能够同这样一个革命群众运动脉脉相通的广播电台。

这是一个，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大革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当中，我们一定要以一个适应于这一大革命需要的广播电台，我们不是平时办的广播电台，我们是在这一个大革命当中办的广播电台。因此我们的节目是应当适应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我们的电台要办得好。要办得好，是不能依靠电台的几个工作人员，而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的支持，我们的电台才能办得好。因此革命群众要求参与广播电台的工作，要求共同把广播电台办好，这样一个愿望，这样一个情绪，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我们电台是要同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团体，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同时展开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这一高潮当中，我们更加需要同北京市的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办得好。因此一切革命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我们都应当认真的对待，认真研究，认真地接受，同时采取适当的方法来解决。

同志们今天所采取的这样一个办法是不是适当的办法呢？中央文革小组研究了，认为这个办法不适当，不是一个适当的办法。这是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要求帮助，要求他改进，要求它办成一个革命的电台，要求他举办革命的节目，要求他开放什么什么频率，都是可以提出来，但是广播电台不能够采取冲进广播电台来用群众接管的办法，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清华井冈山我是有点了解的，邮电学院东方红也有一点了解。这个，有些同志我们也在这个大革命当中建立战斗的革命友谊，是有同志的感情的。我们理解你们，但是同志们如果创造了这样一个形式来接管广播电台，如果创造了这个形式，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形式是适当的，同志们哪！可以估计到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今天你们两个团体就可以到广播电台来，假如这样一个先例，按照这样一个榜样，那北京市的团体也很多，我们也数不清楚，各式各样的组织，各式各样的团体，都要采取这样子的办法，今天你来接管一下，明天他来接管一下，这样子的办法同志们看会引起什么样子的后果，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们认为这个不能这样子做。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是这个革命利益团体首先是不能这样子做，这样我们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要这样子做，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子干起来啦。采取适当的方法，就是我建议开个大会，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团体如果都有权来占领广播电台，就是群众组织都有权冲进广播电台，都有权占领广播室，那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这是我们过去呀！党直接控制的工具，它不仅是对全国有影响，对国际上有影响。

所以我们中央文化小组是劝同志们不要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能开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一开，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都对广播电台采取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话，那我们这个播音间今天你来，明天他来，这样干不行。最合理的是对北京电台的这个，掌握北京电台这个权力最合理的办法还是北京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不是把北京市接管吗？这一次接管不知怎么样，还应当有各个革命团体的大联合，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全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利，而北京电台应该成为全北京市的各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的喉舌，而不能一个团体，二个团体，三个团体，四个团体或者更多一点的团体就来到广播台，这样子的办法不好。

昨天我们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同志同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有的同志谈了话，我们批判了一些同志，我们指出这一次毛主席这个伟大的号召，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样一个伟大号召，北京的学生运动没有赶得上，而且暴露了北京市学生运动的二个大弱点。

第一个大弱点就是在有一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各树一帜，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互相闹摩擦，互相拆台，在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号召下，就联合不拢，各人要打起一个旗子。战斗呢？是打两枪就跑，不断地开辟战场，不断地延长战线，猴子摘桃子，咬一口，丢一个，不是打歼灭战，都追求新奇新鲜，已经打响的战斗不把它歼灭。

第二个弱点就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不够，没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有点飘浮，好象浮萍草一样，缺少根基。当然，首先是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功绩，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之下，现在有点赶不上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的群众，特别要很好地以工农运动为主体，向工人学习。一个大的城市，一定要工人为领导，这个要害都掌握在工人的手里，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的手里，重要的岗位，城市，这一方面没有做艰苦的工作。要同工人相结合。我们这个夺权斗争，我们这个大联合的背景，一天发表一个告全国人民书，今天他开一个大会，告全国人民书，明天又一个大会，告全国人民书。不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告全国人民书并没有全国意义。相反的，你们搞一个踏踏实实的“告全国人民书”，它会有全国意义。上海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它有全国意义，它的十条是工人阶级同各个革命组织，革命学生根据当前上海存在着的问题一条一条地写了十条，我们写了很多告全国人民书，一条也没有写出北京来，向北京人民号召，人家有十条，我们根据北京当前的情形应当有《告北京全市人民书》列为几条，各个革命组织大联合，提出共同的战斗纲领，战斗任务，政治纲领，也不光是一个接管，不光是一个组织上的问题。首先你接管了人家，那么你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这个总的接管斗争是很好的，是健康的，是革命的，是向哪个资产阶级分子手里夺权？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他们手里夺权，总起来说是好的。但是，这一个关于接管这个问题，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政治上的联合，组织上的联合，组织上的大联合。组织上的大联合不一定要建立统一的组织，而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在组织上的联合行动，怎么样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而不是今天这个团体接管那个机关，明天这个团体又接管那个机关，而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之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个经验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经验需要总结。这个问题不能够责备同志们，不能够责备同学们，就是要通过这些实践当中加以总结。今天同志们既然到了广播电台来那同志们是客人，这个广播电台的同志们欢迎客人，请同志们，在这几位代表讲话简单明了地表达了同志们对广播电台的革命的要求，革命的改进意见，提出今后怎样加强联系的方案，广播电台的同志们也可以讲讲自己的意见，这样，我们开这么一个团结的大会革命的大会。同志们对广播电台的批评和意见，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来解决，意见讲了，团结以后就散会，同志们就不要在这个广播电台，有意见还可以提，还可以送大字报，可以提，可以研究一个适当的联系的办法，我的话完了。

同志们对电台还有什么意见还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提，另外要确实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北京台怎样同各个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问题，中央台也有这个问题是吧？用适当的形式，不要用“静坐”这样一个词，不必嘛！有人给我一个条子说，明天要静坐中央广播电台，不一定要用这个，要看内容和实质，用协商的办法。×××同志，还有×××同志，欢迎用适当的形式建立群众与电台的联系，好不好，适当的形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是需要。现在是不是同志们可以散会。关于北京台这个内部的问题现在不讲，等一会同北京台的同志们讲，我想听各方面的意见。现在是不是可以散会？


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王力］

1967.01.20 （凌晨）

同志们：

让你们等久了，很对不起，向同志们道歉。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同志们很快就要走上战斗的岗位上去了。上海的同志们向全国的工人阶级、全国的革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另外，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革命群众的经验极其重视。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

好多工人同志们，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是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有的是来解决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是要一个厂里头要求罢官，把什么人罢官，到北京来，有的是要平反，到北京来；有的是什么黑材料送到北京来，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吗，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夺了权，我们自己来处理。自己来解决，要大家要他当官，本来就应当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选谁不选谁；应当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掌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那么呢？我们那些过去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同志们，他们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统治，实行了白色恐怖，如果我们把权掌握在手里，那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就叫他们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们就许他们老老实实，如果我们不夺权，我们不掌握政权，如果我们无产阶级没权，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权，那么他们今天迫于形式给我们平反了，将来他们会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一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我们有了权，什么黑材料呀，白材料呀，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再让他们翻过去，他们将还会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

欢送同志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的命运，生产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祝同志们一路顺风！祝同志们顺利！

（北京工人俱乐部东方红革命造反小组根据录音整理）


王力对人民日报社的电话指示

王力

1967.01.22

刚才陈伯达同志同我商量，望你们继今天的社论（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明天再写一篇社论，题目是《善于作阶级分析，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讲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夺走资产阶级的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继续。

现在斗争的主流很好，但是一定要作阶级分析，不然就会脱离斗争的大方向。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讲到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性，你们是不是注意了北京的情况，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大联合，队伍这么杂，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也不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社论要从正面讲夺权斗争，针对当前的情况谈。联合当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北大不是有《虎山行》吗？你们红旗兵团怎么能和《虎山行》联合？怎么能和“井冈山”、“红旗军”联合？北大的“井冈山”就不高明，不做阶级分析，容易出现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要对阶级敌人放松警惕性，他们会要做垂死挣扎，对他们，我们要镇压。

社论讲个夺权斗争，写好了送来给我看看，不是说现在出了什么大问题，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要作阶级分析，掌握阶级的动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不要把阶级关系搞乱了，不要把矛头指错了，矛头指得准，要做很多的工作，最近我们碰到很多不好的动向，如高级党校有个“红战团”要联合清华井冈山，体育学院×××（战斗组织）向红旗战斗队来夺权，红旗战斗队从杨献珍、林枫等一小撮人手里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了吗？红战团是什么东西，是反动组织，搞非法活动，清华井冈山和体院×××居然同他们联合向革命派夺权？我中央文革就要和你们公开决裂！不作阶级分析，我们就不知道谁推翻谁，联合谁，打倒谁。昨天军事院校把解放军报所有的人赶走，这叫什么夺权？解放军报是毛主席，林彪同志支持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以贴大字报，可他们受了少数坏人的煽动，解放军抓了两个人，释放了军事院校的。“三司”的只要有人捧他，不做阶级分析，这样要把无产阶级阵营搞乱的。现在阶级阵营很分明了，为什么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戚本禹、指向陈伯达？江青？也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要使人感到问题很严重，主要是从正面讲，为了作战嘛，夺权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不能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司令部。

今天的社论不用“大夺权”，改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有明确的阶级概念，你觉得怎样？上面这些情况你看存在不存在，一些人（指参加夺权斗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打什么架呢？不要让坏人夺了好人的权。要注意，从正面谈，不要很长，要简明清楚，我们是支持革命夺权的，这是总的方面，你们尽管放手（大胆），我们鲜明的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只有做阶级分析，才能认识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播电台，解放军报都要做指示，我们不能不坚决的支持你们，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解放军报》准备就此发表一篇社论，要人民日报转载。你们要多刊登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文章，广播电台还要广播广播无产阶级的声音，省市不要随便点名，对彭、陆、罗、杨，毛主席都没让在报纸上点名，你们要让革命的声音充满报纸，社外的革命派同社会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办好人民日报。

（最后王力同志答应最近和我们一起座谈如何办好报纸。）


王力与首都三司等组织座谈摘要

王力

1967.01.22

〖地点：北京广播电台。参加的还有北京邮电学院及清华“红教工”。〗

问：目前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贴了康生同志的大字报这是怎么回事？

王力：要揪康生同志，这是敌我不分。彭真不是老早就想揪康生同志吗？这是颠倒黑白。这样做，革命性成问题。


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王力

1967.01.24

〖时间：六七年元月廿四日2：12～4：00，地点：人大会堂小会议室。被接见者：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全体同志，四川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

当同学们谈到关于苗前民事件时提到了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梁岐山（四川省监委书记）时，王力同志说：廖井丹还指挥得动人吗？成都搞得那么糟。梁岐山这么厉害，他这样对待群众，这个梁岐山很成问题。

王力：你们是否回成都夺权？

同学：早就想回去了，回去一定要夺权。

王力：把苗前民带回去，让他们（指苗前民、梁岐山等人）耍花招，在运动中让他们各表演各人的，抓苗前民抓的不对。

最后王力同志说：你们做得好，四川就是要彻底大乱，成都将有希望。

首先由苗前民谈他被捕经过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着王力同志说：西南文化大革命搞的真不象话。从开始以来就是那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众：还有南充）啊！还有南充。李井泉、李大章俩比怎样？

苗答：这俩个人都是一样。

同学：是否中央批准李井泉养病？

王力：没有，原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当时说过让他进医院看病，没叫他长期修养，然后给大西南作检查。是他自己跑到上海，他老婆打电报要他回成都，被红卫兵抓了，这是前两天的事。

（对苗）你现在还觉得李井泉不错吧！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他还能当第一书记吗？（苗答：不行了！）他们红卫兵总部不要李井泉了。将来不要什么由上而下任命什么官，要由群众自己挑选。你们这些干部要到群众中去，立点新功，不能靠老本钱吃饭，有的连老本钱都没有。

李井泉、廖志高都退到幕后了，李大章也不得了吗？还有些部长级的干部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现在要做工作，如果是真正认识到了反毛主席，就会觉醒的，总会分化一部分。

十二月份成都还在打架（同学：现在还在打）那些血案都看到了吗？我看成都要大打一打好让群众和干部都受教育，因为是他们搞的嘛！比如上海工人100多万，上月的上半月才一千多人，这个历史潮流起来了，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叫革命造反？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指苗前民之流）对李井泉还有幻想，西南局的问题还没解决，压力也很大。把你（指苗）的党籍都开除了，还顾什么？你够不够一个党员，你要不要党籍能靠李井泉给你恢复吗？只能靠群众。过去组织部的那一套，就是安子文干了廿多年的那一套，是反毛主席的，他的那一套哪里来的，都不是毛主席的。你当了十三年组织部长，看来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你们（指苗前民之流）过去就没有感觉到西南局问题的严重，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没有感到西南问题的严重，搞得什么东西！（此时王力同志生气）只要当个官就没上劲了，是资产阶级的，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现在要赶紧投入革命，不是搞两面派，不要搞假的。如果你过去是李井泉的死党，是反毛主席的死党，可就不可能救药了。如果你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的精神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要揭发问题，对李井泉不要抱幻想。李井泉、邓小平、刘少奇也可能要反过来，我们准备掉脑袋，但这也不行，这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你（指苗前民）的思想状态还是不好的，还不是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一提到李井泉你用词就不对，什么缺点呀！什么缺点呀！你根本没有仇恨，对革命群众受打击，受迫害不同情，对反对毛主席还不愤慨，你应站过来，把立场彻底改变，把那些坏东西揭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只要真正站过来了，群众是会相信你的。

（问苗）：你对宜宾地委张西挺的案子经手了吗？我见过那四位同志，他们比你们高明，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好，他们拥护毛主席，彻底跟李井泉斗，现在你还不敢起来，还不是一个战士，你是否还是看到红卫兵青年人的缺点啦（答：没有），那不一定，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来，勇敢地同他们斗争，他们把手拷给你带上，进一步无非是杀头，看来他们对你并不是因为你是革命派而捉你，是否是李井泉的死党也不是，可能是李井泉的忠实走狗，对吗？你估计是因为你好象是揭了他（指梁歧山）的假造反，把你捉起来，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你又没有真造反的决心，和红卫兵一起，跟他干到底。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你光荣，是第二种情况，捉得对，如果是第三、第四，他是真造反，因为你说他是假的，抓了你他是不对的。

对你（指苗）说实话，原来我们还认为你是革命派，他们（指梁岐山之流）捉了你，很想把你调来谈清楚，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苗前民同志你是否有决心跟小将一起造反，不要当这个官了。（答：思想上是这样想）应该这样，十三年的组织部长，把他（指李井泉推行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问题）那一套揭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将来不一定要搞一个什么部了，要搞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形式，过去那套是从苏联学来的，不要那一套，不要认为熬过运动这一关后又当官。

红卫兵也要注意，不要看成铁板一快，要做工作，保守派的工作要做，做了错事，犯了错误的也要做，不要采用一种方法，不要老是当学生，想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学一点本事，懂的更多一些。尤其对原来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要有个政策，恐怕有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去参加更好些，全部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要造反成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注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运动，不能老是学生运动，这仅仅是开始，紧接着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要动，不要以为干部都是铁板一快，是铁杆保皇，他们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的本事也大，到处调查了许多材料，但不能忘记广大机关干部，要做他们的工作，不能靠外力，要内部形成造反派，青年小将是会干起来的，我看盟委一个廿四级的干部比一个四级干部强得多，比20级的干部还高明，他还拥护毛主席，说的头头是道。定了这么多级压力很大，这一套本来就不要了。当然不是指平均主义，他们借口生活待遇，其实不是这样。现在文件发下去，有级别限制，革命人民看不到，不革命的倒看到了，结果文件如石沉大海。

同学问：刘澜涛是否叛徒？

王力：你西北局（有一西安同学在场）的刘澜涛坏得很，不是叛徒是什么！

同学：学联、妇联之类组织还要不要？

王力：我是主张通通打倒！重新组织，由红卫兵代替，不是打倒人，是指打倒机构。

同学：李井泉、廖志高的老婆样样工作不搞。

王力：你说的不对，他们也干了不少坏事（王力看了李井泉反毛主席的一张传单）我给你们（指在场红卫兵）提出一点，要分别对待，现在叫你们红卫兵推选一个省委书记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干部，将来谁当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名单，厅局长名单应由群众讨论，酝酿，不要形式的代表会，而是要真正的代表会讨论，要制定方式，上海工人就提出了谁当第一书记兼市长，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他们提得好，给我们很大启发，叫他们提出方案，提一套名单，现在暂不公布。要由工人来定乾坤，由工人来发挥领导作用，学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军队、中央马上就要发下指示，军队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帮忙，军队都要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我们主张在内部传达到红卫兵。

保皇派打了造反派，造反派无法解决时，可要求军队支援。如南京的造反派被打了三千多人，死了几个人，后来军队出动，抓了两千人，南京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成都造反派打得很厉害。

王力：左派要提高，学生运动中要整风，要参加联合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反对小团体主义，要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要光想出风头，不要老想抢官做。不要养成坏习气，老干部的这些坏习气你们不要捡起来。

同学：简单谈了成都情况，说造反派间斗争很尖锐。

王力：这没关系，这是大的潮流、大的风暴，各种思潮都要登台表演，这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原来站在前面的，后来跟不上这样的大革命，这样大的革命，有分化这是正常的，但对左派队伍自己来讲，要严重注意，不要掉队。

同学：梁岐山的问题是否中央文革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搞？

王力：我们没有，我们不会这样搞，是不是我们办公室要过材料啊！（王力同志问右边坐着的文革办公室瞧玉山同志，答：没有）真假在群众中来辨别，让他们在群众中自己来表演，谁革命不革命不能由北京来决定，从北京来封也不行。

同学：成都经济主义很严重。

王力：成都的这个经济主义早就很有本事，十二月就听反映化了很多钱。

同学：关于夺权问题。王力：联合起来才能夺权，一个夺了另一个又去夺，要有适当地联合，组织和纪律，现在已出现有上海32个革命组织夺权，山西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接管了省委。

同学：抄总部好不好？

王力：抄总部我们没有提倡嘛！

同学：外地到本地串连的关系怎样处理？王力：你们说呢？（同学：应该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那是大串连时期，现在住下的是有威信的，或者当地欢迎的就留下。

同学：留在本地的是想整垮一个组织，而成立另一个组织。

王力：外地只能帮助本地革命组织，不论什么三司也好，北航红旗也好，不能充当领导，搞个联络，通通消息，中央的任何决定不是凭空想，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不能乱下令。

同学：扣留人对不对？

王力：扣什么人，如果有民愤的黑帮可以扣，如彭、陆、罗、杨、另外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普遍用，你们不要都抓了，并不是保皇派都抓，应抓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反对毛主席的要抓。同学：同意李洪山的观点可不可以抓？

王力：当然可以抓罗！

王力：关于成都军区接管广播电台的事，造反派不同意，成都军区不得力，群众信不过，所以中央这次发了指示，就是根据成都和沈阳发出的。只要是军队接管，只能广播造反派的，不能广播保守派的。军队接管只能是暂时的，过渡的，造反派真正掌权了，军队就撤出，如果造反派已经掌了权，就不用军队去接管。同学：有人说毛主席元月初到成都，8号返回北京，有此事吗？

王力：主席都在北京，没有出去。

同学：对苗前民的问题怎么办？

王力：宣布对苗前民的处理一律无效，恢复他的党籍，你们就回去宣布嘛！你们有权力宣布！苗前民你跟学生一起闹革命就好了！就年轻了！


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陈伯达 江青 王力

1967.01.26

〖陈伯达、江青、王力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和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遵义战斗兵团、北京新华印刷厂职工革命造反团的代表共十五个同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全国革命造反派亲切的关怀，坚决的支持，最大的鼓舞！〗

五点半，王力同志来到后，大家热烈鼓掌欢迎，王力同志问大家：“你们是造了那个会（指文化部出版局在民族饭店阴谋召开的所谓“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刷工作会议”）的反？现在情况怎么样？”代表们当即汇报了造反的情况。

五点五十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来了，王力介绍到会的同志说：“他们是造了那个会的反的同志。”代表们插话：“那个会是文化部颜金生指挥的。”江青同志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代表说：“我们已经把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过来了！”江青同志说：“你们夺得好！”代表们说：“现在我们要联合全国的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出版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大出特出毛主席著作，要使今天的中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明天的世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江青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加重语气说：“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陈伯达同志接着说：“有气魄，支持你们！”上海同志讲，上海一些印刷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叫工人印毛主席著作，每人发给一百元，让他们到北京来“串联”。

陈伯达同志说：“这就是经济主义。”江青同志接着说：“这就是破坏生产，破坏革命。”陈伯达和江青同志马上要接见另外一批同志，起身告辞，他们再次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王力同志继续和大家座谈。

王力同志说：“北京、上海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首先要掌握好。你们已经夺了权，就要行使权力，不一定派人到各地去串联，可以发号召，如果一定要派人去，也不是串联，而是正常的派出工作，行使权力。凡是夺了权的地方，如山西，你们就不一定要派人去，而是把任务交给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叫他们承担起来，要他们派主要负责人来抓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成立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备会是可以的。你们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的。坚决揭露他们两面派的阴谋。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要对外单位的群众做工作，要争取他们。对中间派、保守派，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反革命、右派是另外一回事。你们气魄很大，要加强核心领导，还要得到群众的支持，你们一定能够把毛主席著作出好。”

王力同志还谈到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有的是敌人挑拨离间，有的是队伍本身不纯，大量的是思想问题，有山头主义，有小团体主义……。从明天开始《人民日报》要陆续刊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大家好好学习。”

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印

北京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王力对北京邮电学院和清华大学同学的讲话

王力

1967.01.27

〖时间：元月廿七日，地点：北京广播电台。出席者：北邮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以及三司部分同学。〗

……

这一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样一个伟大号召，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没有赶得上、且暴露了北京市学生运动的两大弱点。

第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有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另树一枝的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互相摩擦，互相拆台。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样一个号召下，联合不拢，各个打起一个旗帜。战斗呢？打一炮就跑，不断地开辟战场，不断延长战线，象猴子摘桃子一样、咬一口去一个，不是打歼灭战，都追求新奇新鲜，已经打响的战斗，还要打它个歼灭战。

第二个弱点：就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不够，没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有点飘浮，好象浮萍草一样，缺少根茎，当然，首先是有很大贡献，有很大成绩之下现在有点赶不上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的群众，特别要很好以工农运动为主体。向工人学习。一个大的城市，一定要以工人为领导。这个要掌握在工人手里，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手里，重要的港网位城市，这一方面没有作艰苦的工作，夺权斗争就有些问题。夺权斗争首先要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大联合，要作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同工人结合。我们这个夺权斗争，我们这个大联合的背景。一天发表一个《告全国人民书》今天他开个会，告全国人民书，昨天又开一个会，告全国人民书，正是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个《告全国人民书》并没有全国意义，相反地你搞踏踏实实的《告全国人民书》，它全有全国意义，它的十条是工人运动同各个革命组织大联合，才是共同的战斗纲领，战斗任务的活纲领。也不光是一个接管，不光是一个组织的问题。首先你接管人家、那你的政治纲领是什么，这总的接管斗争是好的、是健康的、是革命的，是向那个资产阶级手里夺权，总起来说是好的，但是这一个关于接管这个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一定要建立统一的组织，而是各个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联合，在组织上的联合行动怎么样有计划地进行。而不是今天这个团体接管那个机关，明天那个团体接管那个机关，而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个经验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经验要总结……

地院红一连

北航红工兵翻印


王力传达毛主席对广播系统的指示

王力 毛泽东

1967.01.30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王力

1967.01.30

〖北京市台革命造反派和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向王力汇报了情况和谈了各自的观点。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力同志说：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局势，今后怎么办？至少他们（指造反派）都不是坏人嘛！（反对一·十四夺权同志提出要革命造反派把权交给战斗队，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搞？）

王力同志问：交给战斗队的什么人？

（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未答）

王力同志说：你们（指造反派）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对待同志呀、播宣言呀，等等。（这有几句未听清）光是说人家，要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就应该患难与共。要是让人家翻过来，今天还能讨论一·十四夺权有理无理吗。

王力同志问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是不是同志们对他们（指造反派）批评，主要是三点：一个是一·十四夺权，一个是播宣言，一个是对待同志采取粗暴态度？我的看法是这样：你们（指造反派）需要做自我批评。共产主义者，不是为个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讲原则。对青年同志讲，要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提高，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毛主席的战士。

对×××，×××，×××，这些同志（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我是不是可以批评批评？你们是不是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抓住一些问题不放，好不好？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现在两条（指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要支持他们。

（一）砸碎旧机器，旧东西。这要靠团结来实现，要从革命大局出发。打破旧机器这一点，中央台也要创造，便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从组织上，不要留恋过去的一套。有些部门要留，做为过渡，现在还是大敌当前，不要同志之间搞这些。他们开始这样做了（指造反派砸烂市台旧机器旧东西）。

（二）他们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同北京革命造反派联合。北京夺权要有领导核心。为什么北京夺权乱？就是缺乏核心，即使是临时的领导核心。电台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工具，我们是老老实实的、驯服的工具，做劳动人民的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牛！他们能反映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自编节目，这一点要支持他们，办得更好一些。群策群力，革命派联合起来。

中央的补充指示，有些话就是毛主席的：电台要有自办节目，就是军事管制，也要有自办节目。为什么他们过去可以自办，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不可能自办了呢？电台只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不能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

尽管他们（指市台造反派）有缺点、有错误，这是支流，他们的主流，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声音，这一点他们开了路。（造反派插话：重要文章反复播）这是好的，你们应该支持。我们原来就有这想法，打破节目表，现在他们打破了，一·十四以来，是顺着这个方向做的，这是好的。

我讲的是二点，就是支持。你们（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赞成不赞成？

王力同志说：革命派同志团结起来，锋芒对准坏蛋。不要轻易说编辑老爷。对中层干部一定要分析，要有政策。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要在领导干部当中，或过去比较负责的领导中，只要行动证明他们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要团结他们。山西、青岛的经验是重要的（具体讲了山西、青岛的情况）。这样他就形成了更有力量的核心。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要分别对待。我们不是以年青年老来区别的，我们是以阶级分析的……（下一句未听清）是不是可以这样？

（下面王力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同志说：毛主席这指示，是对革命派同志说的。你们要坚持两点：一是革命派同志团结，一是对其他人要区别对待。

现在是×××，×××，×××（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好象气比较大，啊！你们的传单撒得好不好啊！（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说：我希望他们也撒一撒。）李敦白同志说：那就不好嘛！你们在传单上把人家（指造反派）比做西城区纠察队，那是反动组织。

（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说：那是不是说谁先抢了权就……（听不清））。

王力同志说：那他们不是说了自我批评，在大革命当中，他们是向前的，不合适的要批评。你们说巴黎公社那么好啊！有多少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干了就那样干了嘛，好多东西是马克思不赞成的，但是巴黎公社是革命的，马克思就支持。

今天他们（指市台造反）夺权斗争，有些是不合适的，我们要批评。但是也不能说一切都是他们这边引起的，不能那么说，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我是希望你们团结合作。在现在组织中，吸收他们共同工作，都是战友嘛！现在你们还是要通过学习，认识问题。怎么解决，靠同志们自己啊！

杨宗桢说：我们把组（指过去编辑部业务组）打乱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王力同志说：非常时期这句话很对，要以战斗的姿态工作。现在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全面的内战，避免大流血，小流血还可能。在北京市你们可以创造这样的经验，把各式各样的人团结起来。团结－批评－团结，在自己同志们面前认一点输不要紧。首先是批评自己，但是原则问题要坚持。

王力同志说：北京市联合，要按毛主席指示，要有三方面的敌人：革命群众、军队、北京市委内坚持站到毛主席这方面来的人，这样形成一个核心。将来的形式，可能还是《北京人民公社》。

（造反派同志谈到要和社会上造反派联合的问题）

王力同志说：你们那个想法是好的，内外相结合。我设想也是，联合最主要的，还是关系到北京市经济命脉的，象石钢、京西煤矿、第一机床厂、自来水公司、发电厂、京棉一厂，关系到最关键的，最主要。

（杨伟光同志请示审稿怎么办？）

王力同志说：现在我们审不了呀！还是你们那里（中央台）与他们商量。

北京市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

王力

1967.01.31

（谈到《红旗》三期社论中的第四个问题时）王力说：

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这要经过一个过渡，可能再要经过一个筹委会，才能达到彻底的完全的形式。

你们要作理论上的准备，要学习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研究苏维埃的经验，我们十七年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其实苏联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彻底的。

现在这一阶段是夺权，各省就是建立临时政府。临时的权力机构，斗争非常错综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社论大体都提出来了。要宣传各省的经验，要提出他们的特点，已经报道夺权的地方，还要继续报道他们的经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要反复宣传。

现在要提出对干部的问题，象刘格平、王效禹……他们比较早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受到了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从床底下拖出个黎洪元来”这样的都要，只要他站在毛主席一边，只要不是死顽固，“红旗”社论提出要立新功。这是主席思想，不能老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能像过去那样当老爷，不能恢复到过去一样；象修正主义那一套，像资本主义那一套，要团结他们，要教育他们，要加以区别。请同志们注意：主席在社论中加了两个地方：社论两次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都是主席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这是主席加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精神写的，一头是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一头是对反动组织的镇压。对反动组织中的群众要争取。

我们提议再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要加按语，隔些日子一篇，好酝酿消化几天。

首都三司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重要问题。提出同时要进行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推荐，整篇写得很概括（王力同志当时让派车把文章作者之一孟繁华同志──地院五年级学生接来介绍写作经验。）电台要广播，《解放军报》要写编者按，《红旗》要登。

三期社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敌人。不要忘掉大方向。社论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要区分两类矛盾，这个问题现在提最合适。”

（在谈到如何编发革命造反派的文章时）王力说：

泼辣的东西要留住，但要卡住一些东西，要去掉破口大骂的东西。

现在要掌握情况，因为斗争变化快，要向革命造反派学习。第一是要作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第二是编辑、记者。

《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的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王力

1967.01.31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于一月二十九日到首都，受到周总理的两次接见，在一月三十一日又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接见了我们，接见中王力同志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王力同志在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见到总理吗？（答：总理接见过两次了。）什么时候回去？越快越好，大革命要快，越快越好。

王力同志举起手中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红旗》杂志的社论说：这篇文章是主席亲自修正的，是指导当前运动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好好学习。

王力同志询问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核心是那些人？主要领导人是谁？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总部设在哪里？现在革命群众团体同你们的关系好不好？（代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王力同志说：要真正联合，主要真正联合，主要是工厂、学校、机关，首先是重要工厂、重要的学校、重要的机关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才行。北京没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生组织，和工厂中的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的革命组织，造反派就很难维持局面，杭州也要有大的学校，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大工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这样就能站得住了。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汇报了杭州丝联厂两个革命组织闹纠纷，自觉革命造反团接管了厂里的一切权力，事先没有同红色造反团商量，后来红色造反兵团又造了自觉兵团的反。王力同志说：接管前应当同他们商量，他们有那么多群众，他们砸了自觉兵团当然不对，接管不同红色造反兵团商量是错误的。

当代表谈到红色兵团翁森鹤，到处说自己同中央文革小组挂过钩，卖老资格时，王力同志说：谈不上什么挂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来了嘛，我们要接待，要做思想工作，要帮助解决问题，谈不上什么挂钩，你们来了同样要接待。他有问题可以揭露，他下面还有不少群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处理，你们找他们谈谈，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与自我批评。

代表们汇报到杭州红色劳动者总部，拿了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要合同工临时工统统转正时，王力同志说：

总工会、劳动部那个文件是非法的，临时工都统统接受进来，扩大了工人队伍，又要重犯五八年的错误，要有几条办法。

上海也是这样，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精简回乡的工人，回去了一百多万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成立了这个总部，这些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组织，要取缔。他们在那里做工就参加那里的革命组织，不要单独搞什么组织。

总工会、劳动部发那个文件，是故意捣乱，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造反派要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要斗你就让斗吧，斗得光荣，全红总（指“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部”）的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组织也已经瓦解了。造反派要讲原则，要坚持原则。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要搞几条，请你们先写几条给我们参考，一条是反对这个制度，一条是在运动中不能打击他们，一条是按原则办事，该回去的还是回去。再一条是不能单独建立组织。请你们根据下面碰到的问题，写四、五条，最多六条，再不要多了。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整理

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

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


王力关锋在中宣部传达陈伯达的指示

王力 关锋 陈伯达

1967.02.01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到中宣部“夺权”，王力、关锋传达了陈伯达的指示。本文根据红旗杂志社《无产者》等九个战斗组整理稿翻印。未经送审，只供参考。〗

关锋同志的讲话

现在宣布开会。

中宣部的同志们，《红旗》杂志的同志们，外单位到这个大院来的同志们：

今天，王力同志和我受陈伯达同志委托，来干预一下中宣部的所谓夺权问题。现在我先宣读陈伯达同志的一件批语：

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由外边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外人来扰乱。

陈伯达

二月一日晚十时

下面，我讲点意见。

中央宣传部的权，主要是宣传的权，顾名思义，就是宣传的权。这个权已经由中央接管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等等。早已不归中宣部管了，归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管了。那么，中宣部的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要“夺”什么权呢？司机班、印刷厂、收发室、电话总机等等，这本来是《红旗》杂志、中宣部两个单位的。一个行政处，是归两个单位，为两个单位办事的。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应这些单位的要求，《红旗》杂志把司机班、印刷厂等单位接管过来。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听说分成两部分。你们刘桂芝、张力生这一部分，成立以后，作了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在这里，我不给你们作结论、下断语。希望你们好好革命，但是，你们到中宣部来搞“接管”，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你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理由把宣传部“接管”过去。特别是你们还印了一个《通告》，我看了，说印刷厂不通过你们不能印东西，这更是错误的。《红旗》杂志印东西，印我们的机密文件，难道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不能的。你们把印章收起来也是错误的。林杰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误。他是正确的。你们来很多人要找他辩论。我已经通知办公室，他不跟你们辩论，他要忙于第三期《红旗》的出版工作。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是对革命不利的，不好的。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考虑到这一点。据说，你们当中还有人讲，王力同志和我是你们的名誉团员，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支持你们。

我说明一下，我同王力同志见过他们的人。他们到甘家口宣传挨了打，早晨六点钟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接见，我们正好在那里，接见了他们。他们宣传十六条是好的，打他们是错的。当时他们给我们戴了袖章，这是常有的事，决不是什么名誉团员。对你们的活动，我们不了解，不清楚，没有接触，就是见过那么一次。江青同志，你们也可能送了一个袖章。决不允许任何人打着江青同志的旗号来招摇撞骗。戚本禹同志同你们没有接触，不了解你们。说不上什么对你们支持不支持。再说一遍，你们在外边作些什么活动，我们不了解，也可能做了一些好事，但到中宣部来“接管”，搞这一套，是错了。希望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立即把中宣部的各种印章，钥匙等等一律交回来。印章交回之后，该封存的封存，该启用的启用。如财务科的印还要用，中宣部的大印可以封起来了。如果这些印章在谁手里不肯交回，而用来为非作歹，乱开条子。乱开介绍信，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要以法律制裁！

下面谈谈阮铭同志的问题。

阮铭同志很长时期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能下结论，不能下判断。有的同志讲，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来，是阮铭引进来的，要他们到这里来“夺权”。阮铭说不是。这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总会把它查清。即使不是你引进来的，不是你策划的（因为还没有搞清），阮铭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首先是你不应该支持他们来“夺权”，不应该表示支持。你说你看简单了，看错了，你的立场到那里去了？你头脑里的毛泽东思想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很好分析呢？司机班、印刷厂等等是两个单位的，你是知道的。他们接管了，会不会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你是想得到的。阮铭同志支持他们来搞所谓接管，是错误的。你说你判断不出来，为什么不报告呢？没有接到你的电话、信件嘛！进一步说，是怎么回事，大家在运动中是会搞清楚的。这里不多讲。

下面讲几个原则问题，希望革命同志考虑。

第一、要分清两类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经过半年多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不要乱轰一气，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各种分歧、意见，要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来处理。

第二、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我们发扬大民主，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纪律？必须要纪律。我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黑纪律，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歪曲我们党的纪律，抵制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黑纪律。但决不能因此就不要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必须要。阮铭同志你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你应该想到把中宣部的公章交给他们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你说你不了解，不是你操纵的，那你应当报告嘛！这里还要不要一点纪律？同志们，我们发扬大民主时，不能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反动纪律，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乱来是不行的。

第三、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刚才念了一段语录，在人民内部是民主和集中。对待敌人，主席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专政。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民主，只给予人民。对那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社会渣滓，一点民主也不给。大民主不给，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

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总反击时，有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些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件事好得很。他们出来了，我们正好来一个大扫除。当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是好人，反动组织中大多数好人，是受蒙蔽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处心积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我们要实行专政！

我为什么要讲第三点呢？是希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性。

我的话完了。

王力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刚才关锋同志讲了很重要的讲话。这些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刚才陈伯达同志同我们一起研究的意见。我没有多少话好讲了，只是补充几点。

为什么讲你们这次到中宣部“夺权”是错误的？你们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张力生等瞠目结舌，答不上来）你们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部门，它是管宣传的。这一方面的权，现在用不着你们来“夺”了，这个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早就由党中央收回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权了，没有宣传权了。关于宣传部工作的这一方面，党中央已经委托中央文革小组管了。请问你们：你们来“夺”什么？而这个权，告诉同志们，不能随便来“夺”的！这是一点。

再一点，现在的中宣部，它干什么？就是一条任务，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搞。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夺”这个权？“夺”他们在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权？（关锋同志插话：“夺”这个权就违背了十六条了，当工作组嘛？）这就违背十六条，当工作组嘛。要你们来当工作组吗？中宣部的同志欢迎你们来吗？（中宣部革命同志答：不欢迎！只有阮铭是欢迎的）如果你们是来“夺”这个权，那也完全错了。这个权用不着你们来“夺”，可以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自己来“夺”。这是一点。

那么，你们来，是不是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呢？这里倒是有权可“夺”的。（关锋同志插话：《红旗》杂志还在照常出版。）《红旗》杂志是我们党中央的杂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红旗》杂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你们是不是到这里来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如果是这样。那你们是完全错了。不但“夺权”不行，你们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也是极端错误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拥护毛主席的、真正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应该有责任保护《红旗》杂志。支持《红旗》杂志，谁破坏《红旗》杂志。你们应该挺身而出嘛！而同志们，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革命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毛主席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不但不维护《红旗》杂志的正常工作，反而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司机班，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印刷厂，还有幼儿园呢？（众大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不但这样做，当《红旗》杂志的林杰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评你们时（这是帮助你们），你们还要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冲《红旗》杂志。叫嚷要同《红旗》杂志辩论。你们辩论什么？

在这样一个革命的紧要关头，这样一个大的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刻，《红旗》杂志要战斗啊！它要在第一线进行战斗啊！它要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政治责任，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担负政治责任啊！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帮助《红旗》的工作，还是阻碍了《红旗》的工作？你们对《红旗》杂志有什么帮助？这正是一个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决战的关头，为什么要冲我们的指挥部，冲我们的参谋机关？你们错了！你们根本不应该到这儿来。同志们，这样做是错了！

听说你们叫“进驻”吗？（有人回答：他们叫“接管”、“夺权”）你们“夺权”以后，在这里私设公堂，打人，有没有这事？（张力生狡辩。群众喊：他扯慌！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接管”中宣部，利用党中央的机关，就在这里私设公堂，在这里抓人、打人。你们知道这是犯法的、这是违法乱纪的吗？不管你多么革命，这样做，都是不许可的！

你们有什么权力掌管中央宣传部的印章？有什么权利？你们知道掌管中宣部的印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拿这个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们做了没有？拿这个印章可以调干部，可以分配工作。这些印章你们都掌握了！你们要交出来！（关锋同志插话：不交回的话，要抓起来！）要立刻照陈伯达同志的意见办，所有的印章都要交回，所有“接管”的人必须一律退出！

（印厂有同志揭发，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有人曾盗用关锋同志的名义到印厂去招摇撞骗。）

关锋同志

这倒说明一个问题，你阮铭确实同他们有联系。至于什么样的联系，我不知道。当时我确实打了一个电话给阮铭同志。说《红旗》要接管印厂，你要是革命的，要支持，不要挑起群众斗群众。

这些事一下子难以判明，时间还长，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的。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的是：

一、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要走，退出去；

二、把印章、钥匙等等交回来；

三、不许再到《红旗》扰乱工作。

有人煽动说要调十几万人来。好嘛！全北京的来都可以。我就不相信北京工人会听你们几个人的话。如果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来《红旗》扰乱工作，要由刘桂芝、张力生完全负责！

这里的善后处理，交印章，清查印章拿出去后有没有用过，要成立一个小组。这里要有阮铭参加。他要负责。再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红旗》杂志的革命同志参加几个人。


康生王力接见中共中央某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代表的谈话

康生 王力

1967.02.02

〖被接见者：某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两名代表和有关同志〗

康生同志：

（一）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向已经参加你们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国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话不管什么人说的都是错误的。

（二）向你们机关已经参加运动的外国同志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要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能歪曲事实，挑拨两党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这样做是错误的。

（王力同志插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绝对不许我们任何人对兄弟党同志进行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两党的关系，如果有这种的情况，必须立即受纪律处分。如有反革命活动，要法办。）

（三）至于外国同志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兄弟党的同志各写各的大字报，谈自己的观点，这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的。

（四）（当康生同志问到在座一位同志的孩子的情况时说）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光听小孩子的话是靠不住的。他们现在向你保密，千万要注意，千万要注意！现在不少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斗。现在外面有风声，说“联动”在中联部有据点，在统战部也有据点，这个教训一定要注意。现在儿子和女儿讲的一套不能完全听。刘菊芬是刘宁一的女儿吧，成了清华的一个反面头头。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还有乔冠华的儿子，我们千万不要主观。毛主席说过：“亲者疏，”就是说我们要从疏远的方面来看待自己的亲人。你们要他们好好学习军委八条，特别是最后一条。我跟好多人都讲了，要劝劝他们。（王力同志插话，对着在座的一位同志说：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态度，要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亮相，要站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这个时候还不晚。最近毛主席指示，社论上也反复讲了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老干部都要亮相，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机关那一套旧规章、旧制度统统要打垮，要群众自己起来搞，群众来监督。要打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

（五）外边学生不能进来插手，不准到你们机关来夺权。（王力同志插话：坚决不能让学生进驻，来了立即请他们出去）

（六）（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请康老对复兴大路十八号的文化大革命作指示）今晚没有时间了，以后再看吧！你们自己搞吧，我相信你们可以自己搞，自己放手干。如果要我提意见的话，我就提一点意见：我觉得你们自己相信自己不够，放手干不够。

你们三个部长还专门给我写了一个夺权的请示报告，说“形势很好，要夺权”，你们机关的请示太多了，这个也要请示，那个也要请示。部长请示我，要夺自己的权，这怎么讲得通呢？这还要给我写报告？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笑话，我在请示报告上面划了一个大问号，不答复！这象话吗？真是荒唐！（王力同志插话：这是谁干的，简直荒唐得很。）

（这时，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扼要的说明，第三联络站还没有成立，部里向康老的请示就写上了，伍修权同志就知道了“三联”的领导人是谁，其矛头是指向谁。革命群众问伍修权同志怎么知道的？他说：“凭印象来的”，“印象就是印象”，“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等）

哦！我还不知道，单凭这个报告，就是大笑话，荒唐！

（王力同志插话：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要亮相，态度要鲜明，要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对他们要区别对待，根据社论上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我们应该很好地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


王力传达中央文革对到新华社帮助工作的学生的指示

王力

1967.02.07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晨三点多，王力同志到新华社，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来新华社帮助工作的同学的四点指示。〗

（一）主要任务是帮助调查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二）新华社，不夺权，没有监督任务；

（三）对新华社的领导和干部的情况、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有批评建议之权；

（四）参加工作的同学要组织起来，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不能各自对本学校和本组织负责。在这里工作要对党中央负责，对新华社领导负责。

其它：一、去年六、七月的革命派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不一定是革命派。在自己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就会忘记阶级分析。同学们要甘当小学生。不要到别的单位当工作队，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内部群众。二、不要搞资产阶级新闻作风。有些地方搞黄色新闻。这是转移斗争方向，不要这样做！


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 关锋

1967.02.07

一、关于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所策动的反革命事件问题。

王力、关锋同志听了被接见同志的汇报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如下讲话。

王力同志：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

我们汇报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的罪行，而拘留了十七个人的情况。王力同志很气愤的说：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的要那个有严重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王力同志接着问：现在地、富、反、坏、右跑出来的多不多？我们把济南有关“国际造反军”的情况谈了一下。王力同志问：青岛那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那些坏组织与工人联合会有联系吗？熟悉情况的同志谈了拘留了几个组织中的4─5个头头，因为转移“工人联合会”的人把这四个头头抢走了的事

王力同志气愤的说：“工人联合会”把他放了，谁下的命令放的？把四个头目都放了！

关锋同志：公安厅造反派对业务工作都熟悉吗？现在你们的接待工作不用那么多人不行吗？光搞接待也不行，因为你们是专政机关，主要是镇压反革命。

王力同志：“山西省搞无产阶级专政，选举了人民法庭”。当谈到工人联合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小撮人到处造谣说：军委成立了海陆空调查团，调查“一二一”事件时，关锋同志说：那些谣言太笨拙了。造谣多了就没有听他的了。调查团老不去，人家就不信了。

王力同志问到解放军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时，我们说：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王力同志说：他说的是总部，没有说这个整个组织，要考虑群众的多数并问：现在退出来的有多少？代表说：退出来的不少，但他们还蒙蔽一部分群众，如淄博五零一厂。王力同志说：要有这么一番大斗。

关锋同志说：要经过一番大斗。

王力同志说：青岛反复多少次嘛。

关锋同志说：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么一搞，有些干部就不敢表示态度了。

王力同志问：现在有多少干部表

态了？你们应该发出个号召。

关锋同志说：干部只要站在革命一方面，就要欢迎，早站出来的要欢迎，晚站出来的也要欢迎，只要是真正站出来的。

王力同志说：只要真正站过来的，就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关锋同志说：现在工厂能生产吗？张金成是工人还是干部。代表作了回答。

王力同志问：那你们在这几个工厂的势力怎样？应该进行工作，这么个好机会，你们没有发出号召吗？大众日报要号召全体工人生产，对于破坏生产的要实行专政，对破坏生产制造事故背后捣鬼的家伙要实行专政，革命的工人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对革命工人要进行宣传，号召他们顶住，坚守岗位，抓紧生产，不要受蒙蔽，革命派要采取明确态度，号召他们起来造反。

代表谈了有关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某些人最近的活动情况。

王力同志说：人家轰轰烈烈的搞夺权，他们却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这样干法，那能叫闹革命？王力接着说：重要的问题还是夺权，联合会的某些人靠造谣过日子不行，不管你以前怎样革命，在关键的时刻，不革命是不行的。你们对这个事件采取了鲜明的态度，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组织主要是头子的问题，在紧急关头，他们争权夺利，变了，这就不行，对广大群众则要与他们区别对待，但是犯错误一定要批评。不要什么人都往公安局里送，这样做是对自己不相信，抓多了就起不了专政和镇压的作用了。代表们谈了他们（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工人联合会）在北京活动的情况。王力同志说：让他们在这里闹吧！夺权嘛！三结合嘛！还有军队嘛！什么告状不告状，没有用，还得靠当地斗争。

二、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代表汇报了反革命事件（指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冲击山东公安厅）以后，又谈到了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上，及最近夺权问题上与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王力同志说：拿了印算夺权了吗？

王力和关锋同志说：对待干部要很好学习主席思想和红旗第三期社论谈到这个问题，三结合问题，就有领导干部，你们省委内最坏的都是谁？

代表说：谭氏（谭启龙）的、白氏（白如冰）的都是破坏的，那个苏毅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很反对，在维坊厅会时还搞点子。

王力同志站起来说：真是刻骨仇恨，他比谭启龙还坏，许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他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关系怎么样？斗没斗他？

代表说：没有。

王力同志说：现在还很舒服！你看严重不严重。

关锋同志说：济南最近的坏事不能是谭启龙搞出的，还会是谁指挥的？

王力同志：名义是白如冰抓的，我看可能是苏毅然。

关锋同志：济南市的杨毅怎么样？

代表们把知道的说了。

关锋同志：听说他在三级干部会上，他与王效禹等三个同志，是反对谭启龙的。

代表此时详细地谈了夺省委大权的问题。

王力同志问：常委会由哪些单位组成？又问，向中央发报的电台在谁手里？

代表：在昨天（六日）把实权都夺过来了。

王力同志：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对原来的干部，要分析，要排队，要正确对待。

关锋同志：要学会掌权，学会办事，不然怎么能掌权呢？说话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和核心，有的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代表专谈了夺权和反扑的情况。

王力同志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山大和联合会搞什么名堂，现在就是问你们的机构。接着问：省委、常委……有没有人？

王力同志说：机要人员还要用，因为有些工作学生不懂。

关锋同志说：象山师的董××，山大的高××，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争取，以功补过，将功赎罪，“惩前毖后，冶病救人”，是党的传统政策。

关问：省委、常委都怎么样？

代表：省委问题很严重，问题很多。

关锋：当然不少，要不，还夺权？

王力：三结合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工厂的产业工人，有代表性的领导干部。

关锋：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敌人，就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

王力：一棍子都打倒就会打到自己的头上来。又说：你们对领导干部区别对待了，一般地就放心了，不要一概统统打倒，那不行。

关锋：要善于分析。

王力：区别情况，区别对待，贵州省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一个贫农代表问到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成立了常委，可以研究解决，夺权了吗？你们就要解决。

关锋：这些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了解情况，不好答复。现在快到春耕季节，一切问题都要研究安排，还得吃饭嘛。又说：你们的情况知道了，就等电报，看看名单。又说：对科、处长以上干部都要排队，选几个标兵，看看干部怎么处理。

王力：这是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什么权都要夺过来，要不就是占了房子，抢了大印，也没用。对于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掌权。

关锋：高××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如果高××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打倒的就多啦！

王力：红旗第三期社论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的政策，这是很宽的。

关锋：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很好地学习。

王力：这是很重要的政策，要善于研究政策。

王力、关锋同志：请你们代向今天没有见到的同志问好！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要点

王力

1967.02.07

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有三结合的领导。即革命群众的负责人，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部队的负责人。这是判断和反映是否代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夺权，还是脱离群众的夺权的标准。

必须着重强调与革命干部的结合，这是当前夺权斗争的关键，这是毛主席一再强调的问题。这个政策关系到很多人。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作法正好符合敌人的需要。我们不能这样做。省市委的夺权不是这样三结合的，一概不承认。

克服革命造反派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否能把毛主席的路线坚持到底的关键。党中央要求服从中央的领导，要跟无政府主义思潮决裂，这种思潮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严肃对待，决不能允许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怀疑，也打倒。

要接受巴黎公社的教训，要充分利用权力机构和专政工具。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临时权力机构，就不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王力对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讲话

王力

1967.02.09

〖时间：晚八点三十分，地点：新华社。〗

王力首先说：“明天报上要登主席批的文件，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各报要登在显著地位，要组织学习这个经验，这里面有毛主席的话，要特别强调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

讲话要点：

一、主席强调夺权要三结合：革命造反派、干部、军队。

二、是否真正夺权还是假夺权要看：（1）是否三结合。（2）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中央认为，山东的夺权：（一）是真夺权，（二）军区的支持是得力的，（三）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些过左，领导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的很少，左啦，要他们回去的，按此精神改进，过一段时间再来汇报。山东红卫兵是革命的，最早举起了革命旗帜。但在夺权斗争中犯方向性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过左了。

三结合中第一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中的第三段。我没有注意干部政策，已做了检查。没有注意干部政策的造反派也应检查。

当前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红旗》杂志社论，把干部问题放在第三位，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应该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我们检讨，红卫兵也要检讨。

过去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贯彻不够。《红旗》杂志社论第三段，毛主席修改的最多，对干部一定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过去干部在那里工作，现在都打倒了，夺权后不是剩了空房子和几个印章了吗？

对干部一定要区别对待，在夺权同时一定要对干部进行排队，要区别对待。目前危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处处是表现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完全错误的。对领导干部，中层干部一概打倒，这就会发展到打倒自己，这是很危险的，应该警惕对领导干部的政策。贯彻好的，区别对待得好，一般干部的问题就好办了。

一个省的第一书记问题很严重，拿到全国一比就不一定很严重。有的省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也排不出来怎么能行呢？夺权单靠红卫兵和工人组织不行，一定要让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新的领导机构，毛主席说：“干部一定要立新功，立新劳”。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一点。

三、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发展到最后打倒自己。在省的常委中如果一个也不能用那么就说明造反派有问题，要按“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办，要允许将功赎罪。北京没搞三结合，关键在于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毛主席又反复交待，反复交待就是这个问题。

四、学校没有军队，干部和群众要结合。

五、清华井冈山革命造反派有比较强的左派核心组织，被人贴了几张大字报不用怕。你们搞反托派不对，（井冈山的同学说：我们没搞反托派）应该围绕《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口号。当前要批判：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六、现在，中央决定准备把外出的学生全部撤回来。中央各部、各报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经委、计委，外单位不要参加接管。北京目前打架最厉害的地方是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和公安局。在那里外单位的人都要撤回去。

在谈到工人日报时，主席说“工人日报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了，那里的事，由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解决”。

想下命令让外出串联的统统回来，无论是革命左派，还是保守派的，统统回来。除了中央给了特殊任务之外，现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决定，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大家都说：行！）

（清华井冈山的同志说：总部让大家回来。肯定不起作用）这是无政府主义，应该批判。回来重点放在本校、本市、工厂、农村。


王力对《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讲话

王力

1967.02.14

王力：你们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形势？

学生：大联合、大夺权。

王力：你们是经过挑选的，至于同学们拥护到什么程度，拥护多久，还要看一看，在斗争中考验你们，左派组织不是没有变化的。左派组织的核心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不能光看招牌。有些招牌是不错的。从去年六月、七月、八月，甚至到了十二月份，不少的左派组织都是不错的。但在今年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变化很大，很剧烈。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很重要。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可能看出一个眉目，比如说，目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看出一个眉目？我们希望再斗争三两个月看出一个眉目，但北京现在还看不出一个眉目来。这个夺权斗争有很重要的问题，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没有这样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行的。这个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可以让群众创造，但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三结合，这关系到……。

北京是不是真夺权？房子占了，大印拿了，但革命、生产这两付担子担起来没有？三结合，一个是真正无产阶级代表，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另一个当地驻军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这个比较容易产生。第三个方面是真正的有代表性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他们行不行呢？不知同志们是不是想过，学生、红卫兵，是不是有他们的局限性？光工人也不行，他长期的在一个工厂，做一种工作，但他对北京的生产和革命……。所以他也有局限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的，都要靠他们，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在目前叫蒯大富、聂元梓当北京市长行不行？要有工业生产，农业的经济，特别要有打仗的经验。在当前，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路线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和王明路线是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志们要注意红旗第三期社论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造，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因此，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主席今天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三结合解决不了，就是不能夺权，夺了权是骗人的，有一个人去中宣部夺权，我们叫他退出去了。中宣部的权不能由外边的随便接管，老早叫中央文革掌握了，剩下一个机关的权，中宣部的群众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你去是夺人家文化大革命的权，那怎么好！（众笑）

有的权夺来夺去，倒没有真正的夺权，有的夺了，并不能很好的巩固，带“长”字的都叫靠边站。有一个单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轻人，一个带“长字”的都没有，不能夺权。现在流传着对司局长稍微靠近一点就叫“保”字派的说法，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而从那一级出发，这样搞下去，我们要失败。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受挫折，就不能继续前进。

同志们！你们要接受教训，有的同志在杭州、长沙、青岛、济南等地犯了错误，许多错误都是出在这里，凡是有一个干部参加夺权，就是保字派的，而不去识别这个干部是站在毛主席路线这一边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实说，这些同学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反对革命的。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关锋同志支持过他们，但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他犯了错误。我开始讲，不要光看招牌，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是个革命组织，所以我们支持过他。但是它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变了。随着这个组织的改变和扩大，各式各样的人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有左中右，可是我们不少人认为加入这个左派组织就是左派了。那有那么多的左派！看不到变化是不对的，对于我们有阶级感情的人我们是想保的。比如对蒯大富，我们还是想保他。但我们对他的错误还是要批评的。在他闹风头主义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看看再说。

对于军队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主席的领导下，是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军队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错了，但斗争的锋芒千万不能指向军队，军队中个别人是有错误的，但如果因军队个别人的错误而把矛头指向军队，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上当。一定要想到有敌人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对军队中个别的坏人和军队要分开。一定要看到敌人，警惕敌人。听说福建要把斗争指向军队的韩先楚，这个不对头，要分析。韩是最早反对省委的，这些且不说，福建是前线，台湾在对面，为什么全忘了敌人？在这个时候，同志们很热心，你轰我，我轰你。把陶铸轰了之后，所有的副总理都要轰，甚至连文革小组也要轰，但是就没有发觉有敌人。究竟什么人在搞这个鬼，被打倒的当权派。四类分子在搞什么鬼？内战打的很起劲，就是看不见敌人。打内战我们并不怕，打来打去有好处，暴露了敌人，教育了自己。我们过去忙于“救火”，主席批我们，你们管这些干什么？叫他把房子烧了，窗子砸了，死了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同志们！你们下去要调查，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千万不能掉进里面去，同志们要站的高一些。

夺权的问题，报上原来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句，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各地夺权后的组织叫什么名称，我们还在研究，当然由群众创造，以后新的省（指夺权）一个一个经过中央研究批准再登报。登地方报纸。

中央考虑，各省市包括各个部，工厂、学校不叫人民公社。学校叫什么？十六条已经说了，工厂可叫革命委员会。临时夺权机构可以叫各式各样的名字。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在于哪个阶级掌权，我们革命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搞那么多花样，巴黎公社发生在九十六年之前，公社失败了，如果成功了，是不是能保持到现在？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陈伯达 康生 王力

1967.03.02

〖时间：3.2夜至3.3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会议室。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康生：南京有冲军区的没有？（代表：八一医院发生过）你们要和他们（指八一医院）斗争，要反对，到处贴他们的大字报。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部队，是林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夺好权、党好权、主要靠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不管什么理由，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军队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话，就会卷入他们的宗派斗争中去了。

二、关于“亮相”

康生：“亮相”好象是说化了妆出来唱戏，下了妆后还是原样，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动，要真正出来革命才行。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关锋：亮相就是公开站出来揭发问题。

王力：亮相必须有鲜明的旗帜，真正站出来和群众一道揭发他们是怎样搞阴谋的，怎样镇压群众的，并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然后跟群众一起闹革命。“亮相”这个词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学的解释，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才能算数，才能看得出来（真假）。

三、关于三结合

康生：根据《红旗》四期社论，对老干部要全面的看，要从他们的整个历史，也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时期，对他们加以保护是一回事，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搞三结合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三结合是指革命的三结合，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伯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可以作为三结合的核心人物，这要从实际行动中考察。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差一点（指能力）也可以。那么多干部总会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帜是鲜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可以。有的是要争取团结他们，但不能作为”三结合”的核心。

关锋：请他们挂帅，作领导核心，跟争取团结他们是两回事。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江苏省委干了些什么事，要充分揭发。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江渭清好？还是高啸平好（代表：没有多大区别……江渭清更坏。）你们要冷静考虑，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边。

关锋：李世英、陈光，你们不起来揭发江渭清、彭冲在过去干的那些坏事，凭什么搞三结合？！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事？反对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主席一边，反对刘、邓路线，和革命同志一起将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组织打你们，不是为了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争作三结合的对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创造条件。李世英、包厚昌参加了生产委员会，你们不要以为有人支持，就有资本了，已经亮相了。参加生产委员会，并不等于在原则上（和错误路线）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五、关于宣传工作

康生：你们要把宣传工作好好检查一下，从你们的报纸上看，你们的宣传工作不太好。……马路新闻不要相信。……你们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天，好的东北要学，不好的东西不要带回去，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本来他们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众包围着的，你们把他们集中到了一起，本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却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结果群众一看，呵，这么多！而且很快传到香港登了报，两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持黑牌子……，你们要说服群众，不要这么搞。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嘛！这么干说明你们没理可说了。还有”砸烂×××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我们的讲话，你们不要出大字报，不要登报纸。

关锋：报纸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报纸，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的，不能成为”集体所有制”。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一九四九年我们解放上海、南京时，工人还组织起来护厂，而现在都要砸？！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以及报纸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学。我看你们学的不够，天天闹闹嚷嚷。你们主动检查自己好，人家报纸上有错误，你们报纸上有没有？人家有些缺点，我们有没有？人家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看自己有没有？你看人家夺权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不大好，可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组织内部纯不纯，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产党内还有彭、陆、罗、杨，我们不相信一个群众组织内就没有。敌人不但在外部反对我们，也会钻进我们的内部来反对我们。思想上的整风很重要，组织上的纯洁性也很重要。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破私立公，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反对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同时我们脑子里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有敌人，也必须反对它。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的。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王力

1967.03.03

一、宣传正确对待干部问题，不要只是注意团结，忽视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没有亮相的，有错误的，没有检查的求团结没有好处。

二、凡是闹小团体的，不管经验多么好，不组织他们写文章。

三、加强"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要把夺权后生产建设方面的成就充分反映出来，要写工人的劳动热情，思想革命化和干劲，也要写崭新的生产面貌，注意第一季度完成计划的单位，要进行报导，春耕生产的报导要压倒一切，要抓好。

四、夺权地区要充分报导，不一定要求那么好，看出是个经验就可报导，不要那么严格。没有夺权的地区，一般不报导。

五、"三结合"的经验，要报导得更充分，更细致些，特别是团结大多数的经验。

六、在报导中不提建立新政权，只提临时权力机构；不提巩固新政权，也不要提全面大夺权。

七、各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不介入革命组织的辩论，不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作的立即撤回。

八、革命组织内部整风，不作全面报导，开门整风不报导。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几个同志的谈话

王力

1967.03.08

〖时间：晚，地点：人民大会堂。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战斗团总部，广播学院《北京公社》几个同志出席。〗

王力同志：二·一八事件是很严重的，出了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整风内容，应当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通过整风使广播局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总部个别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但是这个革命的组织！就是这个组织很大，很杂，不纯是需要整顿的。

（整风小组汇报了学习情况。）

王力同志：你们学了些什么？……你们那几篇还不够，还有贵阳第一棉纺厂的经验，是毛主席批的，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也是毛主席批的一篇文章。"搞臭风头主义"这篇文章与广播局很相似，不老老实实的搞内部问题，在外头混，好出个风头。（王力念文汇报社论……）

整风小组谈到三结合问题时，王力同志说：现在还不是那么太忙。现在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问题，战斗团和全局革命同志进行整风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问题。

王力同志叫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到大会堂。

王力同志说：一直没有时间找你们，今天有点空，李敦白、李娟、康树集也是第一次谈话，没有时间处理广播事业局的问题。你们的检查（指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我看过了，检讨得还好，不必那么沉痛。战斗团一定要整风。要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要开门整风，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全局统一的革命组织，建立一个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战斗团过去作了许多工作，当然帐不能记在个人身上……现在建立三结合还不利，应进行整风。下面积 大部口不一定都建立整风小组。有的已经建立起来可以和联络员结合起来。总部有些联络员犯了错误，下面的联络员有的有责任，有的没有责任的，有的责任不大。

要提倡战斗团开门整风，我号召全局革命同志进行整风，只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都要着重自我批评，对总部的批评是欢迎的，也是可以的。适可而止行不行？还那么批评下去不行。要学习主席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贵阳的经验》、《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你们（指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要好好学习这些文章，对你们的情况更切合些。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整风。要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

12·31夺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建立一个能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完成，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后来又倒退下去了。不能忘记这个任务，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坏事可以变成 好事。为整风创造了条件。你们不能超越界限，要掌握原则，中央指示很清楚，是个别人的，不是整个组织的，不能把整个组织搞得灰溜溜的，更不能把这个组织说成反革命组织，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击！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和中央提的口号是违背的，如果采取这样行动是非法的。过去你们也搞小砸，不提倡这个做法，要彻底砸烂旧机器是指的政权要彻底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们总部的几个人，经过考验，我们有一些人，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还有许多毛病，夺权后暴露出来了，经不起考验，我们本来对广播局的估计太乐观了，过去确实是那样认识的，一个联络站，一个是宣传小组，不是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宣传搞得也很好，事实教育了我们，并不那么简单，很小很小的风浪，一些同志就经不起考验了，你们没有经过风浪，应从中得到教训，大风大浪前头还有，要看到整个斗争的全局，我们好象对同志们讲过，二、三、四月是决战的关键时刻，是指省市一级的，全国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要等明年四月才能看出一些结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决战，我们应当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一步也不能离开，紧紧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一步也不能离开，紧紧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一步也不能离开，离开了你们给谁广播，发出的是谁的声音。这方面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有意见也可以讲，但对中央文革小组必须绝对服从，谁不服从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谁不广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声音，谁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动摇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尤其不能负责岗位上工作，不能含糊，不能听别人的话，不允许有坏人插手，不允许有黑手，这一点不能含糊，他们代表什么路线，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这是阶级的决战，你要是真不听话，请走路，闹，就派军队，电台不能含糊，军队就是专政，枪杆子只能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支柱就是军队，电台不允许有问题。特别是不许电台对中央有任何的独立性，这一点同志们我刚才讲的是斗争的全局。现在处在两个阶级斗争的紧张的时候，看来现在中央文革小组还不到垮台的时候，人家敌人是希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垮台的，那么一些小小的风波，你们就不那么正确，采取错误的做法和行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我们希望胜利，争取胜利，我们有这个信心。如果有风吹草动，你们屁股坐到那里去了，还没有风吹草动，真有了，同志们是否还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可信赖的。市台是小问题，是小事情，中央台争权是大问题，中央台夺权掌权是大问题，我老早就告诉了傅崇碧（市台的同志）搞不好就派军队，几个钟差别几分钟就解决了，你们是中央台，是毛主席的电台，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电台。你们当成小事，当成儿戏，问题就大了，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天大的事。中央台掌权后不意识自己的地位，毫无觉悟，你们热衰于到外面去搞什么造反公社，大会发倡仪书、全红总、这些东西比起电台掌握在谁手里是很小很小的问题，这么大的电台你们不认真抓，谁掌权你们不管。掌权后不能搞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于思想上。

你们好用请罪这个词，不要什么请罪，你们的错误很大，大在你们是中央台，处于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又是当权的，口头上说说没用，要真正的触及灵魂，别的地方炮打中央文革性质还不那么严重，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又是当权的，要认真地触及触及灵魂。你们认为夺权斗争就那么顺利吗？我们提出干部问题，三结合问题，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欢迎就那么顺利吗？阶级敌人就那么安稳？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口号搞复辟的！从上到下都有这种活动！你们炮轰是小小的炮打而已，人家最恨中央文革小组。2·18电台问题我们是重视了，去了两封信。但在中央文革小组还排不上什么位置，不把它当回事儿！可这与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间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当然我们是分开看的，不认为是你们搞的，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是不怕炮轰的，一些学生到很敏感，我们没讲什么话，他们就摸到了政治气候。我们希望电台有能和中央文革共患难，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的和我们站在一起。刘邓上台要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就要人头落地的，要顶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能随刘邓上台就倒过去，马列主义可以播，修正主义可以播，马列主义就不那么高明。这还是什么马列主义。

（谈到整风）

王力同志说：整风是个教育，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整风的方法是要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就改，不要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你们要分清，你们总部的人就通通那么好，我不那么相信，通过整风，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大乱、分化，都是错误的。过去乱是乱梅益、丁来夫。现在要建立新秩序，乱谁？你们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门整风、学习。号召全局的革命同志都要整风。战斗团外是革命的组织也要整风。在整风的基础上，研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建立全局统一的战斗组织。要反对风头主义、反对占山头。要学习三六日文汇报社论。要研究革命的三结合，要准备革命的三结合。马上搞三结合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王力同志对三个犯错误的同志说：你们三个人都那么坏，我不相信！你们那个总部都那么好，我不相信。这个组织这么大，都好吗？我不大相信，要整顿，要向前看，12·31夺权后的工作要及时搞好，要继续搞好三结合。要派军队代表，这是毛主席提出的，群众革命代表是主体，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参加，才能组成。领导干部没有群众通过，我们不能作媒。领导干部要与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应与群众站在一起，批评自己，改正错误。

今晚八点半发表红旗五期社论。你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整风，要向前看。必须把31日夺权没搞好的，没完成的，继续搞好。这个整风过程，就是酝酿革命派团结，酝酿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对革命派是整风，对立场还未过来的，先是过来，过来后也是整风。

整风要联系到整个掌权以后思想和作法，掌权以后有变化，好多思想毛病都暴露了。有两个夺权问题，第一个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自己以为是夺了，实际差得很远。第二个权，压"私"字的权，没有认真去压。

对敌斗争问题，可以穿插的搞，集中的搞，首要分子要有专人小组，研究他们的材料，要打得准，把他们捏死！集中力量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二是把一切干部都打倒。我们要把矛头集中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斗争目标就明确了，三结合才能搞好，夺权才能搞好。三结合不能草率，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不能一风吹，否则就会翻案，就会有复辟，这样就是推翻了十一中全会。

战斗团要整顿，总部要调整一下，你们注意不要有山头主义，要自下而上的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推选真正的代表，建立战斗性的组织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你们（指王自强等同志）的思想真通了，你们要做工作，要对有对抗情绪的同志作工作，你们要检讨，你们要个人检讨个人的，不要集体检讨，搞集体检讨就不是整风了。对你们当然要一看二帮，要看行动，不要诅咒发誓，要从夺权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检查。提高自己。不要开什么大会，大会有什么用处，多开小组会，大会整风在必要时也可以，不要提大揭发大批判，大审查，还是提整风好！战斗团整风就是这么个精神，这么个问题，这么个方针。

学校整风是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主席号召大联合，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是革命的新阶段，老实说现在应反的是极"左"的倾向，现在有人提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总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可以变好事，12·31夺权，两个权都没有夺好，第一个权没有夺好，第二个权没有认真去压。发展到2·18事情，不是偶然的，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性质还是内部问题，要用整风方法，分清是非，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掌握运动的同志也走到运动的反面，这样不能不严肃对待，广播局这么大的单位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任务没有很好的完成，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用什么形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二、怎么样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要解决三结合，就要认真对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让他们翻案，要继续认真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干部的一概打倒这个错误不是革命群众的，而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的一方面，这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干部就解放了。在提到当权派这个字眼的时候，王力同志说：笼统地提当权派是不对的，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谈到关于三结合，派军事代表的时候，王力同志说：主席指示县以上的机关都要派军事代表，县以下要派民兵代表，包括机关财贸、大、中、小学也要派军事代表。谈到权力机构时，王力同志说：权力机构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

战斗团这么大，很不严密，他们（指三个犯错误的同志）没有政治警惕性，对待“全红总”也是这样。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的讲话

王力

1967.03.13

〖时间：下午，地点：友谊宾馆〗

同志们，留学生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从斗争前线回来的留学生同学表示欢迎，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全场欢呼口号：坚决和中央文革站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志们离开国内很久了，文化大革命有八个月没有参加了，我来见你们主要向同志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刚才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因为同学们在这里向我提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关于留学生同学回国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法，很多问题都是我新听到的，不好回答。同学们提了很多问题，给谁管？哪个单位发？回来后没人管。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搞法？这些问题我想不在这里谈，已交换过意见，这里不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大革命中最高级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最新的命题，最新的原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

这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最近从一月开始的新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天才地概括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这样一个原理。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谁的命？为什么还要革命？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内部，有一部分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错误的。部分改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对的。是不是说要把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都要搞掉，都要彻底改革？那么就要走上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必须承认，这十七年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承认，最近这几年，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占统治地位。否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个根本事实，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根本否认了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十七年来的成就，这是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十七年中，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我们党内，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全国解放之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国胜利后，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后，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就没有了呢？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呢？资产阶级就消灭了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就没有了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了这个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抓住了这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发展下去，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紧紧抓住这条纲来进行革命，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斗争，建立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什么思想？什么方针？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他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那就是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不是逐步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他就主张要欢迎资本主义剥削。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阶级是欢迎资本家剥削的。他公然反对合作化，他的合作化没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一个农民要发展到三匹马、一张犁才能搞合作化”。也就是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对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们也是不赞成的。反映到我们党内，在我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反右派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主张在中国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人，他们有很多观点同右派的观点一致的。在反右派后，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他们实际上不赞成，而总路线本身也是同他们进行斗争的产物。他们提出“反冒进”。这条社会主义总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压制我们……（未听清）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缺点，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这些问题，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猖狂地进攻，这就是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时他们从各方面全面地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猖狂地进攻。这就是“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统一战线上的投降主义，文艺战线上的自由化，国际政策上的“三和一少”。这些都是在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带头提的，这是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针对他们的进攻，毛主席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时讲了三个问题：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九五六年，苏联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总结了国际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特别是一九六三年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一九六二年特别提出这样一个敌我矛盾，使大家注意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时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但要特别注意，提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矛盾要变成敌我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时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就是四清，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刘少奇提出形“左”实右，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产物。刘少奇提人海战术，包办代替，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冷冷清清。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不是解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哪一个社会都可以用。封建社会也可以用，那时候有清官也有贪官。又说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这也是脱离了阶级来讲的，没有上纲。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二十三条中毛主席提：重点是整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提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结果把所有的干部一律打倒。排斥一切，否定一切，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结果，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大量宣传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向全国做报告，只有王光美算蹲点，别人都不算蹲点，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那么全部中央委员全部都要打倒？他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公开攻击毛主席，放录音，到处讲，提形“左”实右。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的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加上京剧改革和其他文艺改革。江青同志的京剧改革攻开了反动堡垒，建立了新的文化艺术榜样。十七年来贯穿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次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间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批判吴晗，这就是说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在北京，当时以刘邓为领导的中央机关和彭真把持的市委不执行，所以在上海找了姚文元等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特别是揭露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北京各报都不登，拒绝转载。于是在上海印了小册子，北京不要，也不准发行，同志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众答：是资产阶级专政）对，这是资产阶级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统治。以后在群众的压力下，北京报纸不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们转移目标，力图把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纯学术的讨论，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官问题，历史剧问题，就是不许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措施，登峰造极，到了顶点，就是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搞的。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接对抗的纲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不许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不许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政治斗争，不许批判揭露这些家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实际行动也是这样干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开红灯，文章不许发表，对资产阶级反动文章开绿灯，自由放行。差不多在这反动汇报提纲提出的同一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搞了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彭真在刘邓的支持下，却针锋相对，用非法手段，把他的提纲作为党中央正式文件散发全国。他们得意忘形，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反党反毛主席的面貌。首先是彭真，其次是刘邓。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主席就发表了文章，揭露了彭真的问题。毛主席主持了党中央会议，揭露了彭真的问题，在这之前揭露了罗瑞卿，以后又揭发了陆定一和杨尚昆，到五月十六日发了一个通知，叫《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通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也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彻底揭露文艺界、教育界、财贸军政部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要进行这一点，必定要批判那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轻信这些人物，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用这些人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过去这些人是在党内做实际工作的，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转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那是指彭、罗、陆、杨）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还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要充分注意这一点。同志们，现在清楚了吧？（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五月通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这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党中央发出了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开始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底，这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舆论准备时期。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开始，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七位同志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战斗动员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信号。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毛主席的号召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全国掀起了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进攻的高潮，反动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声势非常大，非常快，非常好的革命形势，这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是非常好，可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他们却吓破了胆，觉得不得了，他们被大字报吓坏了，就下命令，不许群众上街，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等等。在毛主席讲了不要匆忙派工作组的指示后，他们却匆匆忙忙派了大批工作组去各学校、工厂、机关，去镇压群众，去包办代替。他们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从来不作阶级分析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眼里没有阶级敌人。因此在他们这条路线错误指导下派出工作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对立，去压制、镇压群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斗争锋芒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等一小撮人，而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却把斗争矛头转移。现在总结起来，这些工作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要起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意见，对所谓党委提意见、贴大字报，就要打成反革命，刘少奇直接掌握清华大学，就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清华大学掌握的还有薄一波、王光美。打成反革命的不仅蒯大富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上千人要检查交代，上百人被打成反革命。

第二件，他们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所有的干部一概打倒，都靠边站，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已经查明，这是他们干的，不能怪学生，刘少奇一贯形“左”实右，在土改时，刘少奇、彭真直接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就是这样，叫搬石头，把所有干部统统搬开。刚才说在四清运动中，他的形“左”实右，把所有干部统统打倒，叫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除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把所有干部一概打倒。他是乘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以中央名义干的。北京大学第九期简报中说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因为工作组不准斗黑帮引起的，那天革命群众起来自发进行斗争，斗时有个别过火行动，但被斗的人都是坏蛋。工作组长张承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刘很快批转这个报告，要全国各地效仿办理，当时六月十八日以后，这一段相当普遍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敢给工作组、党委贴大字报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西安交通大学更早了。六月六日的事件是交大李世英（革命学生领袖）被打成反革命。这时候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社论“假左派、真右派、真反革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抵制了。同志们要注意，从六月六日起人民日报就夺权了，陈伯达代表文化革命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七月间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人民日报》，刘邓路线的主张受到抵制，这条路线从上到下全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抵制。六、七月间，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在北京当家。在五十多天期间，刘邓路线占主导地位，他们颠倒是非，压制革命群众。毛主席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到七月下旬，毛主席亲自决定撤消工作组，后来决定召开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和公报，改组了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确定了接班人，由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接班人（全场热烈鼓掌）。

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陈伯达的工作会议报告中引用了，同学们大概已看到了。毛主席在大字报上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呀！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志们也可以重读一下，可以读《红旗》上重登的那篇。“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陈伯达只引到这里，后面一句话没有引，这句话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令人深省吗？”

十六条公布后，毛主席写了大字报，还有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当时没有发表，传出去了。他热烈支持红卫兵。因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之下，当时在个别学校，红卫兵被看成是反革命。当时红卫兵写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第二篇“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写得好得很。但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统治地位时，认为红卫兵是反革命的，这两篇文章，毛主席在七月三十一日看到，就批给大家看，八月一日写了信，热烈支持红卫兵革命的文章，这封信没有发出去，但传出去了。红卫兵的文章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迅速开展红卫兵的运动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接着在十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对没有觉悟的干部做工作，在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加以区别，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轻还是重，是坚持还是改正。所以在八、九、十月间，在中央全会上纠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路线在全国广大范围展开了斗争，从十月开始，群众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刘邓路线的运动。《红旗》十三期社论，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红旗》十三期社论阐明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实质。为什么要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的方针。《红旗》过去发表过不少好文章，但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从十三期社论以后，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群众开始敲锣打鼓地去报喜，以后每一期社论发表都有报喜的。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提出平反问题。十月六日在北京十万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周总理作了讲话，以后毛主席提倡革命大串联。加上十一中全会提供的武器，从十一月份开始，全国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是否结束了？刘邓现在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组织上改组了，也通过决议，是否两条路线斗争就不继续，停止了？不是这样。十一中全会后，有些人表面上接受、拥护，工作会议文件他赞成，但还搞他那一套。所以八、九、十三个月，革命群众运动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十一中全会后，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搞了很多花样，把我们提的口号接过去，你说工作组不好，他就撤退，你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好，他就组织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你说红卫兵好，他就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他们持他们有权有钱，发红布做袖章、发经费、发大衣和被子，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薄一波自己就要当红卫兵的政委呢！他们组织群众斗群众，组织武斗。十一中全会后更严重，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机关干部斗学生，组织家属小孩──红小兵──斗学生，抵制推广革命路线，坚持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大字报提到这是什么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有很多人反对，这不是刘邓，刘邓已没有发言权了，其中就有一位叫陶铸嘛！（笑声）他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十三期社论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那些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坚决反对。陶铸说，这样提太“仓促”了。其实，毛主席八月份就提出了。这不是两个字的争论，他是不许批评工作组，不给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认真平反。他只说：“蒯大富，你不是反革命”，这怎么行！这不是蒯大富一、二个人的问题，北师大的谭厚兰，地质学院朱成昭（现在不怎么好），都被打成反革命。《红旗》社论以前，我们听了他们的意见，几乎在所有著名学校中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坚定的革命同志并没有平反，他们的地位根本没有改变。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支持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一直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是批判他们，不是严肃对待他们，而是马虎过去，实际上是支持他们，也是害了他们。当然，那些人自己也有责任，为什么自己不觉悟，不站在正确立场上去？为什么害怕得要死？陈伯达报告中说：“怕的出奇”，丑态百出，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个样子。为什么不严肃对待他们？这是因为陶铸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要继续搞而且有所发展。

特别是在十一月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特点是工人起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六、七月以来，工人运动（忽起忽落），直到去年十一月，工人运动才充分发动起来了。十一月初，上海最早起来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打击的造反派只有几千人，经过两个月时间，发展到一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产业大军，只要站到真理方面，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定地站到这一方面，人数看起来很少，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的过程证明真理在他们那里。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到处都要起来造反。工人起来，同学生不一样，学生只是接触到学校领导和教育方针方面，以后到社会上破四旧……但真正决定城市和国家经济命脉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学生起来看作是违反他们的意愿的，要进行镇压，而工人、农民起来，他就要完蛋，就最后要被埋葬，所以就千方百计要压制工人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的。陶铸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代表，他自己说要把工人运动“压下去”，这是他的口号，那时工人要平反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许可、反对。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有的工人要到北京告状，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许工人组织起来闹革命，工人上了火车，铁道部不让开，堵塞了一百多列火车，这是全国最大的事件。当时中央文革打电报去解决的，火车一定要保证畅通。张春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到工人中去听取意见，支持工人建立革命组织，当时受到上海市人委一些人的激烈攻击和反对，他们组织了几十万赤卫队员来保护自己。这样，（使得）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经过一个月斗争，革命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瓦解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下，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级的标志。上海如此，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少数到多数，从被镇压到闹革命，斗争高潮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志们二月份才回来，又没有赶上。

革命从小到大发展了，他们就利用掌的权，在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底，乱开支票，要搞乱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不要相信，他们心里喊的是“刘少奇万岁！”他们唯恐文化大革命胜利，就是要破坏，从开支票到反革命经济主义到今年一月是个顶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铁路停车，港口停顿，不收购猪肉，以致上海买不到猪肉而有些地方却减价出售，渔船不打鱼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来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必然要夺权，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着的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系列的政策、战略都是毛主席亲自决策的。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支持，对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支持，对夺权斗争的支持，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决定了的，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介入，一定要坚定明确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报纸上一系列社论已讲了，这里不多讲。

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红旗杂志三、四、五期都讲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干部，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系统提出了干部政策，很完整。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组织形式问题，贵阳解决了，贵州棉纱厂的经验，是毛主席提倡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关于两个夺权的问题。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权。这个问题首先由《首都红卫兵》报上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位同学的文章提出的，毛主席看到了，立刻加以提倡，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重要的问题。以后报上又发表了鲁迅兵团的两篇文章。

在一月至二月中，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策，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的，经过毛主席审阅通过的。所以有了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一系列的理论性文章和文件，这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正轨，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年二、三、四月能有眉目，各省市同中央各部的一些重要工厂和学校能在这三个月搞出个眉目。现在三月已过了一半，所以同志们要努力啊！但教育部至今还没有眉目，你们也有责任。同志们要补文化大革命的课，但补课的概念不是倒退回去。当前我们面前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新的表现形式呢？不会没有，我们提出的口号，他们接过去的，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那么老实？一心一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会这样老实的，不要那么幻想。这样紧张的斗争，每前进一步，必须要斗争。毛主席讲“三结合”，有人马上接过去了。毛主席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结合”，可是另一些人要搞不革命的“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三结合”，还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过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些主张反革命复辟的人都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棍子打死！打倒！权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他们一点不着急，很舒服。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得不那么好，不那么高明，要经过锻炼提高，他们就不能容忍，恨之入骨，毛主席讲，必须要正确对待干部。有的人接过去了，要保他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不作阶级分析，不分左、中、右，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我们要讲团结，一定要在原则基础上团结，对干部一定要作阶级分析。现在有人跳出来说要代表全体老干部。那有这种事！实际上他代表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刘澜涛、薄一波都是叛徒。安子文是国民党分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否认参加共产党并发表他的反共声明。他们不能代表全体老干部，说他们革命几十年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谓打着老干部旗号的就有敌人和叛徒，也有在敌人面前无愧为无产阶级英雄，但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被打中了。他们受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袭，变为资产阶级，变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看看我们的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老干部，显然他们所谓全体老干部是代表前两种人，他们把全部仇恨集中在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的人上了他们的当，中了他们的毒。只有必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才能参加“三结合”的领导。而且他们要到群众中去。毛主席一开始就反复教导我们，到群众中去。我们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的只是一小撮。是有一股逆流，一股反攻倒算的空气。另外“三结合”搞反革命复辟的，必须把他打退，在这个原则上不能后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界限如果没有，就谈不到“三结合”这是第一问题。

在我们队伍里有各式各样的思潮，不要相信金字招牌；如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三司有了名，到处打起旗号。都是造反队的旗号。在革命组织队伍里不能认为统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的，一定要看到我们庞大的队伍在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国这个社会是大量小资产阶级结成，在我们队伍里必然要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各种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斗争到底。必须注意我们队伍里反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我们一定要善于引导，一定要以毛主席思想来引导，不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来引导。这些思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利用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利用它，这种思潮在二、三月间集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在夺权斗争中进一步暴露了，泛滥起来了，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口号。毛主席党中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一个重要的口号，无产阶级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可是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人讲冲击，提出了另一种口号，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打内战打到底”，这些都是错误的口号。还有“打、砸、抢万岁”，这是一个反动口号。在西安就把一个国防尖端的重要工厂砸了。有的是“反托派”的口号，我批评了。有的地方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是错误的，现在主要的倾向是无政府主义。发生这样一些问题，在夺权中就要争夺权利，互相砸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现在要夺脑子里“私”字的权，要不断改造改造思想，要进行整风。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提倡的方法很好。

关于整风的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特别着重于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要互相攻击，这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两个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分清是非，但个人要着重自我批评。最近又提倡了贵阳棉纺厂的以行政部门、单位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毛主席的指示引导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领导都是通过报纸、杂志，要很好地学习。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有党中央发表的一系列的文件，都要学习。这个运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经常有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报纸、杂志指导全国，我们要好好学习，来正确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切同志必须树立起这样一个决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目前的斗争很多，需要同志们在伟大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今天的介绍就讲到这里。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王力

1967.03.16

从上到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一股逆流值得注意，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研究一下第五期红旗社论，不能把这种东西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放到第五期红旗社论提的那样就可以了，在三结合，两个阶级决战的时刻，应该注意，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到一个重要口号，阶级敌人总会接过去，他把“三结合”也会接过去，他也可以搞不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反对资产阶级新的复辟活动，主要是在决战时候，（问：是否主要是三结合？）同意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是无产阶级夺权还是反过来呢？搞复辟的三结合，假夺权，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建立三结合。斗争是什么结果？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夺权还是翻过来？你们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要搞那一套，要复辟，就必然要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

干部问题，要正确对待干部，红旗第五期社论提出来，排斥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清楚，肃清其余毒你们要发挥一点。《要爱护革命小将》写的不够，不好。干部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着重批评他们包办代替的工作组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现在看来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表现，就是把所有的干部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团结干部，特别是清华的同学要注意，刘少奇由王光美、薄一波、叶林是他们打的，别的地方甚至把一般的党团员打成右派。团结干部首先必须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间来进行，事实上打倒干部的旗子是他们（刘邓）打的，在别的学校也是这样。必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干部问题也要着重批判他们。对干部，群众打倒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笼统的提打倒当权派呀，中层干部呀，带“长”字的，这没有阶级分析，要用阶级的路线的，站在那一边原则的区分来辨别他是左中右，这一问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刘邓一直是有斗争的，他们的主张是不对的，错误的，到刘邓路线揭发后，同继承刘邓路线的人一直是有斗争的，同脑子里有刘邓路线余毒的同志一直是有斗争的，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是：二十三条毛主席就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干部政策，十六条完全适用，是做阶级分析，对干部要分析，同志们要把毛主席干部政策旗子拿起来，毛主席的是革命路线采取的政策，刘邓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刘邓反动路线有一贯的思想。毛主席批判他们四清中形“左”实右，在四清运动中不是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没有阶级分析，封建社会也有贪官，他们是只要有四不清的干部都要整。对毛主席提出的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四清我们还没有体会。

以前，刘少奇、彭真搞晋察冀，当时搞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干部和石头一样搬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要烧，这是错误的，他应该是领导骨干嘛，应该是他们领导来烧，这种思想是刘邓的余毒。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就要抓住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这条纲。这个问题红旗社论的那一段是毛主席提出的。就是两种形式：一概打倒，不能把这个罪加到群众头上。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军队的问题也要讲一讲。是不大好写。成都、福州、宜宾我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让回来的？在解放军的问题上，有些同志是有错误的。还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三司联络站陈伯达同志是讲了话的。要掌握一条，有意见（对军区）要提，可以提，可是要采取适当的途径。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问：三结合是否都要搞）一个问题是要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与1949年原则上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军管是在已经有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已经有了广大的群众，广泛的群众运动，有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现在实行军管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支持群众的左派，准备建立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保障四大，保障社会秩序。更好地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促进开门整风。不区别是要犯错误，那不对！军管这个问题，不实行的要实行，官僚的可以以后撤消，作为过渡，军队支持左派群众，主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支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不但要有总路线，还有具体的政策，这样不会犯刘邓工作队的毛病，这是无产阶级的，同志们要相信这一点，军队保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掌握的。也有犯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不要公开对抗，不然好人坏人就分不出来了。不能轻易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有一部分不好就是一部分做了坏事，绝大部分都是好的，是好人，这一条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忘记了就要犯错误。

（福州的情况）具体的不了解，你们要总结一下识别左派、中间派、保守派，这个不好登报，可以给军队参考，帮助他们识别。

我们出去的人，不做阶级分析，容易莽莽闯闯，以前刘邓搞了群众的黑材料，现在去了不问他们的情况，就一头扎到他们那里、跟头头们转。不是有好几个联络站请罪嘛，我们不同意用请罪，动不动就挂牌子。青岛、山西、长沙、福州……是不是可以把不让回来的人统统开个单子给我，中央已经有命令了嘛，统统应该回来嘛，只要不是凶杀、放火。

昨天是合肥，北航在新华社的一个同学，他说安徽夺权的这派很好，昨天我同安徽代表谈话以后，他承认，他一个月在八·二七组织里，没跳出八·二七来研究。对安徽正在研究，反正很复杂。我们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代表团不能回答。问他们在夺权以前红卫军主要成员是陈明远，有什么理由说他们要抢权，有什么证据？为什么11日安徽三天血案立刻就写了呼吁书的16个干部组织发展了二千七到七千多的干部组织与那个组织有联系一概要分化打倒究竟是什么理由？从这个时候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斗争的锋芒集中的对这个组织，斗争锋芒是对准于得水，死在监牢里（一只手搓草帘子，二十一天），为什么脖子上没有印子，为什么舌头未伸出来，面容正常。为什么镇压该组织的决定还有李葆华开会参加？这十六个干部中可能有不好的，是否都不好？是否比现在还未站出来的还不好？三结合不能根据官儿大小。我只举个例子说，北航红旗同志觉得都很不错，这些问题我们没法回答，为什么三天血案的直接指挥者王光宇（安庆）还结合，这样搞下去，李葆华是否可以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是否李葆华是对了？原来学生是不是对？反对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刻骨仇恨是不是对？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作结论。夺权斗争是很复杂的，不能轻易作结论。中央很慎重，一个一个研究，既然翻过来，也没什么。

四川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我接到很多信。宜宾地委北航红旗同志早反映过情况，现在还认为四个人是反革命，我认为这四个人的案子完全是颠倒黑白，完全是李井泉他们一手制造的，是李井泉1962年到宜宾给右派和拥护彭德怀的人翻案，（地委）第二书记刘结挺坚决抵制，李井泉就陷害他们，把他们开除党籍坐了两年牢，他们没有屈服，这个案子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我们查了全部的档案材料，比较清楚的，现在把支持这些干部的人（这个案子打了一百几十个干部）都在镇压，这个矛头完全错了。他们派三个人来抓刘结挺等三人，带着逮捕证，我和关锋同志通过公安部把抓人的人抓起来。把宜宾方面军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至于他那里还有什么复杂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看他猖狂一时。（河南）最近搞刘建勋的少了。河南我们还未研究，以后再研究。河南来，怕要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才行，他们认为左的右的都要来。我们要考虑搞一条，在北京不要抓人。反正不要紧，一个省一个省的要到北京来研究。夺权要经过文革小组参加研究，毛主席批准才能定下来。

不要去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有人问毕业生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考虑，同学自己去考虑嘛。

（北京石油学院有人回家）这不好，应该让他们回来。不参加组织，自由战士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对学校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区别对待，团结。

（有人怕犯错误）这就不犯错误了吗？

毛主席的意见：大学、中学、工人开代表会，毛主席的意见是开中学红代会，然后再开工代会。然后再联合，这样好一些。

（中学是否实现班级大联合）这是一种提倡，要根据具体情况，是否是时机，要看具体情况。通过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起作用，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旗帜不鲜明就不能联合。要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具体安排。

人民日报准备系统研究一下，听听汇报，唐平铸的问题我们很久都不知道，后来以后搞了很久，我们才知道是×××搞的。

社外监督小组是必要的，留多少人在人民日报工作还可以商量。本来我们建议评论和文化革命工作是否可以合并。社外的同志主要参加这一方面的工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社内的是不是可以不搞了，要建立起临时的权力机构。逐步要有革命的三结合机构。临时有几个人作为核心建立短小精悍的班子。人民日报也无所谓，三结合，就是要有权力机构。政治部机构的同志怎样？王若水、李希凡两个要做为标兵，从全国来看，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全国还有什么人？

1．不要社外监督组的名义。

2．评论组与文革报导组合并，留下的同志数量不要多，这样适当。

定下来这几个月不换，比较固定（三、四、五月）是关键时刻。是关键时刻。集中到评论报导部，当前任务是搞好报纸。不在报社的同志要建立一联系，发展一点。留下来的同志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服从人民日报权力机构的领导。统一指挥工作，内部按民主集中制选举领导同志。

军训报导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主席未批示。现在还不能见报，主席没批是有他的考虑的。对唐平铸要么就那么坏，要么就那么好。要立几个标兵，唐平铸也是一个标兵，唐平铸过去建立政治部不对，取消政治部不报告也不对。

总是要过的好一点，不要太泄气儿，（人民日报）六月以前是吴冷西办的，他就办的那么好？六月以后，陈伯达同志搞的。七月八月陶铸插了几下。唐平铸有动摇，陶铸的话也听，文革小组的也不是不听，说他完全听陶铸的也不符合事实。在公开揭陶铸以前唐平铸同志与陶铸疏远了。他与陶铸有裂痕，而且他上了陶铸一个大当，以后对陶铸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久就写了揭露陶铸的材料。但是这个同志并不那么坚定，听毛主席的话并不那么坚定。但他揭露陶铸比报社内其他同志早。后来你们就把他打倒了，出来一个冒雨吉，也没有打我们的招呼，临时夺权。这一段比前一段还是比唐平铸同志的时候还是要好。所以不必那么灰溜溜嘛！大家都做了一点工作嘛！反正不能是恢复原状，要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三结合，精神是这样，形势不一定。笼统的打碎机器主要是贯彻革命的精神，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实质是保证这张报纸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哪一个阶级的工具，哪一条路线的工具。工作还要做，要做到，包括你们自己，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对唐平铸究竟是什么看法。你们又送材料又提建议就要研究你们的态度。有五至七人组成领导核心。可以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你们要研究中央、主席提倡的订一个宣传报导计划，一体周知，充分讨论，一体周知。

夺权斗争嘛。二、三、四月能各省市、重要学校、重要厂矿、中央重要的部都能看出一些眉目来，搞革命的三结合，需要夺权的地方要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联看来不适合时宜，阶级斗争形势，三结合发展需要，看来不要搞……，一系列政策定下来，运动进入正轨，而且要来北京的学生主要都来了，看来就不要搞了，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大学开学应该你们回答嘛。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应该继续下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问到李先念、余秋里、谭震林）我不大清楚。李先念当前是谁反哪？（医大红旗……）这对不对？

谭震林2·17的讲话（不许传达、印发、执行）。外边不要公开，公开了还以为我们搞的，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搞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陈伯达 康生 王力

1967.03.21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 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蓬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

肖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嗽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华：谁先开的枪？

陈：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视肖）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无声）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哪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蓬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13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背枪的×××……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19日。23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拷。每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从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 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蓬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蓬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14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了。

肖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肖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

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肖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蓬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

（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肖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肖：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蓬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肖：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肖：（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

（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人：我们14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师。

众：×××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我们怕××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蓬，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蓬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13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没有，造谣。

王相义：……

（金莱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

康老：他现在在哪儿？

答：在地院。

康老：怎么在地院？

金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他谈一谈。

冯：（谈黑材料）

康老：是不是要烧？

冯：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康老：程光远怎样？

冯：……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为什么对高克亭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关锋

1967.03.27

〖地点：北京钓鱼台。〗

王力：

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近要批判“清宫秘史”，特别是刘少奇的东西，已成立领导小组准备系统批判。批判刘少奇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抓这个就不对了。新闻界要批判吴冷西，胡乔木，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当前夺权斗争，要很好宣传，反复宣传。如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后，每一部分都要写文章宣传，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反复宣传。（陈伯达同志插话：真理不怕重复，只要用新的事实，新的语言来写，就不会重复。）主席讲：“今年一月，斗争达到了顶点。”

要宣传军队支左（左派）、支工（工业）、支农（农业）、支接管（包括军事代表）。军政训练不宣传。

主席说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

革命派在占优势的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但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派的方法去实现大联合。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4月2日开会（按：现因故延期一周）。这是一件大事，非常重要，是毛主席亲自关怀这件事的。北京市的特点：由主席指示先开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这样大联合就有了基础，思想容易一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筹备。

过去跨行业的联合不能否定它，有一定的贡献。今后要以大企业为主实行大联合较好，天津正按北京的经验搞。

关锋：

报纸要抓四个方面：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头条。

宣传要结合政策，要结合实际，要根据毛泽东思想。脑子里不要有一鸣惊人的想法，要老老实实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宣传要点：

一、全国运动是大片光明，夺权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有些人善于把我们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攻击我们。对于左派少的地方，要作艰苦工作。宣传对坏人不起作用，但对孤立、揭露坏人有作用。

二、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指示。

三、当前宣传中心：1．大联合、整风。要防止坏人整小将。2．正确的对待干部。执行干部政策就是上一个斗争过程。防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花招；反扑；混进革命队伍；打击首先站出来的革命干部。3．宣传革命的“三结合”，反对合二而一，搞折衷。4．宣传夺权和掌权，特别是掌权后的效果。5．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应该把革命放在首位。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并列的。6．宣传军队支左。7．宣传军队支工。8．宣传军队支农。9．批判反动路线。当前主要是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也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如果不批判就直接阻碍了革命的“三结合”。10．批判刘邓。现在运动发展到更深入更高阶段，单靠红卫兵小报是不够的，要把全国的报纸都调动起来，11．宣传打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宣传要有分寸，是一股逆流不是主流，所以要有分寸。

王效禹的文章是主席修改的，所以看法和提法要以王效禹的文章为口径较为合适。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的谈话

王力 穆欣

1967.03.28

一、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人民日报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共十九个人，五个领导干部，两个工人，其他为青年。遵义红旗占优势。

二、中央文革要求立刻抓人民日报吴冷西的斗争。吴冷西是新闻界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世界上有影响。斗吴冷西要说理，不准武斗，不要戴高帽子。吴冷西目前在北京卫戍司令部。王力说不要去揪他，要把准备情况上报，要斗倒，要把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批透。

三、人民日报要成立政治部，管思想工作。

四、关于报纸的批判，今天已经发表了戚本禹同志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这部影片在北京只有两部，是刘少奇、陆定一有计划搞的。把卖国主义说成爱国主义，一字之差。这个批判从今天开始，要彻底批判，这个批判是去年十二月份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的不够，批判的不够。”目前新闻工作要转入批判，宣传工作会议的方针是交流经验，统一口径（批判）。批判分三类：

不点名批判：刘、邓、陶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刘少奇为主，刘少奇又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重点，这本书流毒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坏，必须清除。

点姓、不点名、点职务：如报纸上的王××，胡××，蒋××。

点名、点姓：如夏衍，吴冷西。

全国各省市也按这三个口径来批判。

陈伯达插话：胡乔木的新闻观点要批判，他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要批判。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王力 肖华 关锋

1967.04.16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同志。〗

肖华：

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年1962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地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毛主席提出的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一。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出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了。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一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总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

刚才肖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个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王力对外国马列主义者的讲话

王力

1967.04.29

“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就不能不集中表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社会上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起不了多少作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危险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社会上资产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和作用，他们是社会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约束在党内范围内，而在文化大革命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就是夺权的集中表现。这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和摧毁，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一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

“最近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决战时刻十分重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是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彻底批判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次革命是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些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散布反动路线的毒素，这一批判斗争运动不能不涉及每个战线，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要清除其影响。他有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过去没有清算过，这种思想在过去的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混杂在革命队伍中，比较隐蔽，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手法，对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装着拥护的样子，打着拥护旗号，不断拿出其货色，又不断缩回去，所以能长期隐蔽。在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他们还是可以参加的，但如按他们真实主张去做民主革命不会完成，只会失败。现在把他几十年来的东西集中起来研究，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就是考茨基、孟什维克、陈独秀观点，把民主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幻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后再搞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在全国胜利后，他就是布哈林、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观点，要搞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完成后，他就是赫鲁晓夫观点，要复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一整套的。在抗战胜利后，他的一套和平民主阶段的纲领就是要搞合法议会，把人民武装交给人民的敌人，主张到政府中去做官，一做官，美金就来了，按他这一套去做，中国就要出现法国、意大利的局面，还要更惨，使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法西斯，千百万人头落地，什么宪法，部长，一个早上统统光了。他不是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吗？是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观点，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一有机会就冒出来向社会主义进攻。中国没有象样的社会民主党，但社会民主主义者钻进党内来了，其总代表，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拉下马，靠边站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及黑《修养》彻底批判，把修正主义思想破了，作为反面教材来提高革命派及人民的觉悟。这个大批判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运动。”


王力关锋李广文给新华社的指示信

王力 关锋 李广文

1967.05.09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点一刻，新华社总勤务室收到王力、关锋、李广文同志寄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王唯真同志、总勤务组并新华社全体同志：

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等重大的政治任务。《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重要文章。发电报组织新华社各地分社反映报道，这是一个紧急的战斗任务。五月八日，当我们检查这一工作时发现，新华社××处个别人竟然拒绝发出电报。在王唯真同志指示后，××处的个别人仍然拒绝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瞿怀明同志转达了王力同志的意见，指出拒绝发出这样的电报是错误的，负责者应进行检讨。当时，××处接电话的×××同志不但拒绝检讨，而且仍然拒绝发出电报。我们认为，五月八日拒发电报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最近，新华社还连续发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的战斗的宣传机关，是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的。因此，我们希望新华社全体革命同志注意以下几点：

（一）必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真正的、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新华社以吴冷西、朱穆之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华社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应当在这一大方向下联合起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以任何借口转移这个斗争大方向，都是错误的。

（二）新华社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掌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的宣传和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各群众组织和所有革命同志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全心全意地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执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也是斗争大方向的问题。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妨碍政治任务的执行。

（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二月十四日关于新华社问题的通知，必须坚决执行。王唯真同志、总勤务组的同志和各部处在现在的业务领导机构，应当行使职权，并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来。所有同志都要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不得撤离职守，影响工作。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不同意见，应当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辩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负责人，有意见都可以提，但不得妨碍领导机构的正常工作，不得打乱正常的工作秩序。

（四）对于五月八日事件应负主要责任的同志，必须认真检讨和改正。全社革命同志应当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经验教训，提高觉悟，改进工作。

我们相信，新华社的全体革命同志，一定能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光荣任务。


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戚本禹 王力

1967.05.15

〖时间：1967年5月15日下午3：30分－5：50；地点：政协礼堂东池会议厅。接见单位：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二司、工总、九一三、一始工人造反司令部、黄石代表、天门代表、解放军文艺代表团、卫校代表、三司红色造反团、三司。〗

（在我新华农进来以前，三司以在里面，新华工、新湖大等进来后为了前面的座位和三司吵了起来，因为前面靠桌子的座位每一单位一个记录者，可三司四人座在前面，要他们退下来二个，让工人和解放军他们不让，结果吵了起来。正在吵得很凶的时候，王力、戚本禹进来）

戚：你们吵，吵我就不接见你们了。（笑着说）

戚：（坐下后）噢！我见过你们一次，（看见代表们带的袖章后说）新华工、新华农……（这时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等单位纷纷献了袖章，新华工代表把“新华工”别在王力同志的军装胸前）。你们给了，你们没有了。上次我说要见你们一次，一直没有时间。

同学：（这时武汉军事院校代表进来了）他们都是被抓过的，都进过牢的。

戚：那不要紧。

戚：王力同志来见你们。（介绍王力。）

王：这是戚本禹同志。（鼓掌）

戚：我们今天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主要是来调查研究的，今天来的有没有两派？

同学：有，有三司的！

王力：刚才不是在吵架嘛（指他们进来时我们和三司吵架）。

同学：（介绍刚才吵架的问题）略。

戚：这点事你们就吵，吵得不可开交，你们的造反精神太大了。（笑）我五点半还有会，现在三点半，开到五点半。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开，他们谈听你们的意见。上次已经给记者（谈）过这些问题，武汉的问题主要靠武汉的老百姓解决。我不讲了，你们谈。

同学：我们先谈一个多钟头，然后请首长指示。（三司指示要两派各谈一半时间。）

戚：你们可以多谈点。

王：你们现在就谈吧！

武汉代表：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鼓掌）

王：你叫什么名字？

同学：（介绍）叫某某某。

戚：你们呆在这里不好，要和群众一起战斗。

同学：首长做指示后，我们马上回去。

戚：今天来两派。

（武汉革命造反派开始向首长汇报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武汉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革命造反派惨遭残酷镇压，抓、取缔……当谈到军队内部问题，军区机关24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200多人，谈到雷达兵问题时。）

王：雷达兵学校抓人是什么时间？

同学：3月21日

王：这是从2月开始的？（指武汉抓人，搞资本主义复辟。）

同学：二月就开始了。

（同学接着谈，当谈到武汉“二八”声明后，抓人时。）

王：武汉抓了多少？

同学：2600多人。

（当同学谈到敢死队，抓了人坐牢，又指着敢死队人说，坐牢挨打的人来了。这时敢死队战士起来。戚、王连连点头。）

同学：当谈到二司问题时，军区谭（震林）式人物说：学生现在不抓以后要抓。

（王叹了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抓人时，他们还说抓人这是通过江青同志的。

王：（微笑）哈，县里什么时候开始抓的。

（同学谈韩东山，黄石，天门问题，论韩东山。）

戚：我知道。

同学：天门二人来等见首长，可是没见到，正准备走时，家里又来人说家里又在抓人。

（王点了头。）

同志：有的逼的妻离子散，有的急得跑到新疆！

（王长叹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某某某地一个人头上钉了三颗钉子，可在上吊后派出所还检查说，这是自杀的，同学说：这不很怪？那有这样事？）

（王摆头。）

（同学谈到绍宇锐时。）

同学（介绍说）：就是武汉的“红卫兵”。

（戚点点头。）

（同学谈到北京有联动，武汉有几动：特动、军动……）

戚：（轻微地）哼！

（同志谈到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48张时，念：“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戚：（打断话）不要念了，这我看了。（这时王力接过看）

同：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王任重是内部问题。

（王力轻微地笑。）

同：前几天在北京抓了武汉的特动，他们偷东西，搞到北京来了，

（王力笑……。）

同：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

（王力点点头。）

同：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王力点点头。）

同：解放军战士、武汉军区某些人、武装部都散布“秋后算账”论。

（王力连连点头。）

（同学谈到武汉军区内有一直站在毛主席路线的一边，如某某某。）

王力：谁？

同：张静。

王力：是什么人？

同：湖北军区副政委。

同：军区内坏蛋还造谣，如：通过……（不清）给新华工三点指示。

戚：（举手）我知道。

同：江青同志讲话他们篡改（解放军举起材料给戚看）

戚：点头。

同：陈再道从北京回汉，武斗不减少，反而增加，三天之内发生150多次。

戚：点头。

同：谈韩东山在黄……（不清）

戚：算了，不谈了，你们材料我看了。

同：（这时代表讲完了）我讲（新华工）。

戚：让不同意见发表，不是有个三司吗？三司在这里！

（三司代表发言，略）

（三司造反派发言，略）

（二司发言，略）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联合发言，略）

（工人总部发言，略）

（卫生学校发言，略）

（解放军发言，略）

解放军代表：斗他们时，腰弯90度（作姿式）

戚：点头。

戚：你们100多少人？

解：抓77个人，共164人。

戚：武汉卫生学校。

（解放军代表念一份血书，是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念完后交给首长。）

（戚接过血书，王力点点头，接过看。）

解：你看直升机散的传单。

戚：是，是，是……。（接过）

戚本禹：今天我们听了你们很多话，看了很多材料，我们很感谢大家。王力跟我看了材料，听了你们发言，我们有三个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

第一、湖北来京工人、学生，赶紧回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运动，中央对湖北问题正在调查研究，以后再解决。如果中央再需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再来。（问：你们来了多少人？）（答：五、六百人）你们赶快回去，因为你们都是勤务员，中央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第二、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形势斗争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第三、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王力：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王力：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

一华工同志问：陈再道大字报上街可以不可以？

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送上门。

同学：“打倒陈大麻子”是反动口号。

王力：以后不要这样喊就行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能不满足，但我们只能讲这么一点，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以后解决湖北问题时再请你们来。

（以上稿指示根据首长和我战友对话一节一节合起来的，所以当中有不全之处，有错误我们本人负责，供参考用）


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 康生 王力

1967.05.26

〖时间：1967年5月26日22时50分～27日凌晨零点40分，地点：人大会堂一楼西大厅。出席：呼市造反派代表30人，军人代表26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等领导人满面红光步入会场。）

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军队的留一半，清查一下，除了集训的，还有没有散兵游勇的，倾向你们的劝他们回去，中间的也要帮助他们回去，少数头头顽固的交卫戍司令部，三司也可以留下三分之一，818来了吧（818王志有同志站起来，递照片），红联、八大员来了，你们不要赶，你们去说他们也不听，告诉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去做工作。军区造反派回去要听吴涛政治委员的话，听腾司令员的话，他们先动手，我们后动手，这样才有理。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还打电话问内蒙事态怎么样？三司很听话，就是很听话嘛！工会大楼先不要进，要孤立。于顺昌挨过打吗？三司要听筹备小组，军队的话，一步步走，发展的慢不要紧，容易巩固，否则左、中、右都进来了，就要打内战。下面的保守组织不要砸他们，他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派少数人参加，开的好可以鼓掌，他说的不对可以质问，政治上的优势不要马上想占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容易对立，呼市，包头交通方便，处于反修前哨，左派发展有步骤，要坚决学习五·一六通知，社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这次反复，左派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内蒙乌兰夫、王逸伦。

筹备小组不要齐了再成立，几个人先成立起来工作，四川筹备小组才四个人，这是司令部嘛！

我就讲到这儿，下面由康生同志给大家讲一讲。

康生同志：

刚才总理把中央的措施讲了，详细情况没讲之前同志们不知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笑）。

（总理说高树华同志很守纪律呀）内蒙之所以这样，是乌兰夫的罪过。通过这件事更加暴露乌兰夫十几年的叛国罪恶，要宣传揭发乌兰夫的罪过，希望三司、东纵、“818”今后利用这点来批判乌兰夫，三司过去做了，但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做，要指出乌兰夫是蒙族的叛徒，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三司要加紧做这个工作，彻底的揭露，要把斗争的大方向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内蒙就是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要彻底暴露，批深、斗臭、军区王良太、黄厚、张德贵从开始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最后把反革命（面目）暴露出来，革命群众也应得到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受多少挫折，最后还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三司、818、工厂的，东纵的也好，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发表了，两个编辑部发表了文章，和毛主席著作，明天还有，你们学得怎么样呀？我们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什么做武器呢？要向林总所讲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个阶段三司是守纪律的，实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我出一个问题，去年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有五点，哪五点？

高树华（站起来回答）：学军事、学政治、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总理、康生听后点头，并补充说还有三八作风。

康生同志：

保守派闹事，王良太他们有三个目的，（1）对中央施加压力；（2）推翻八条；（3）保护保守组织的活动。

昨天收了他们的车票，有糊涂的人还高兴呢，以为他们胜利了。过去他们犯了错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胜利了，要特别警惕，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千万要注意，斗争还没有完，各盟市还很紧张，毛主席说要戒骄戒躁。现在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保乌兰夫的人会不会打到你们内部？我看你们要警惕，我看是有。内蒙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做好，不要骄傲，不要麻痹，不要放松警惕。

第二，我们要总结他们的错误，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里存在着对保守派的策略问题，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你们那儿还有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按马克思的话，你们还没有完全被解放。”不能只靠打，砸，抢，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包括在北京的提出了反动的五条，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了，吴忠启这样的人就按法律制裁了。当然这是少数。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要帮助教育，真正的左派要掌握策略。毛主席说过：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因为别人挑动而犯错误。

毛主席提出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以前的经验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保证，不能只看到黄厚、王良太。你们要听腾司令员、吴政委的话，同他们配合好，向他们学习。有缺点可以给他们提出来。内蒙是个很活的例子。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要相信解放军，不能动摇解放军。从这个事件更证明了解放军的作用。工学院的来了没有？（陈永华站起，以后郝广德把各学校代表向康老作了介绍）我提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有打内战的危险，现在有没有苗头，我不知道，过去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外界有压力，现在中央支持了，外界压力小了，将来一天天你们的权就大了，就争权夺利了，北京有句话叫“摘桃子”嘛！你们那里的“桃子”也快熟了吧！（众笑）北京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吸取的，你们要大联合，有事情要商量，我要问你们打不打内战，你们都会说：不打，光嘴上说不行。

总理和王力同志讲了，你们筹备小组很久了还没有成立起来呢，希望你们商量一下，很快地搞起来，革命是需要的，所谓筹备小组，不是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人就行，不用搞选举，人不要很多的，是筹备小组，以后群众有意见可以搞掉，人可以少些，快些搞起来。有的单位多了可以减少，有的单位要求增加，可以增加，增加一个师长，工学院没有，没有可以增加一个（工学院陈永华站起来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不要那么谦虚了吗？一想起这个东西就打内战。

王力同志：

乌兰夫不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爷，要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5月6号就打起来了，他们共同流了血，面对着产业大军，应该团结，前几天我去广州，原打算开50万人的大会，后来分成两摊，一个5万，一个2万，这就是宗派主义在作怪，是向英国人示威呢？还是向英国人示弱呢？当然不是和稀泥了。内蒙还是不可轻敌，你们在内蒙打内战，泽登巴尔高兴，勃列日涅夫高兴，乌兰夫、王逸伦高兴，王良太等人高兴，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的缺点。

总理：

在工会大楼打死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爬电线杆子掉下来了，死了。不管该死不该死就不用追究了，这个事让筹备小组去处理。中学生要一样做工作，军队有可能，可以下去军训，北京正在搞试点，大家可以帮助中学做。

联动抓了后，主席叫放了，考虑他们是青年人，可以教育，现在有不少人认识了错误，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观点，在北京的少了，他们到外地去了，到内蒙去的是和军区黑司令部联系，少数的顽固头头可以管教，分阶段。

“工农兵”底下的贫下中农、工人可以说他们是革命的吗！如果观点一样可以成为造反派。

乌兰夫、王逸伦不能放回去。王逸伦的案子没弄清，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从头就坏。乌兰夫在内蒙还有民族问题，运动还在发展，对少数民族要团结他们，你们今天来的蒙族同志也有几个吧。

康生同志：

我要讲几句，你们要研究了，你们提出要王逸伦，你们并没有汇报材料，搞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人，材料要调查好！搞不好他就放毒。如果他说在东方大学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已死了，你们找谁去？他说三二年在北京入的党，介绍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你们怎么办？乌兰夫也是这样，要调查，掌握了材料，有了材料才好作战，乌兰夫、王逸伦的材料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依靠大会轰，当然开大会可以造声势。

总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拥军爱民，你们要好好做，一个是对军队，一个是对保守组织，一个是对内部，这就看你们的了，对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了。

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

王力同志：

要抓住主要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咱们就谈到这儿吧，欢送你们回去。

总理：康生、王力同志同声说：“你们回去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理手举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众随同高呼、鼓掌欢送首长。”


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谢富治 王力

1967.06.29

谢富治：

当前要把这个革命推向前进，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占了优势时，要把文化大革命指向更深入的阶段和更高峰，只有把革命的队伍联合起来。在革命初期，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现在要使革命前进，必须解决联合的问题。对两派处理不适当，会有很大危害。

王力：

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信任了，死不作自我批评的，主席就不能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只要我们领导上加以引导，是能够做到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坏家伙暴露出来了，根据苏联的教训，必须发动群众打倒他们，另一方面革命派过去受排挤、受打击，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小将、中将、老将解放出来。如果不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被这些人打倒，被关进监狱里去，被整黑材料打成反革命，被杀头。同志们我们要有鲜明的爱和憎，因此，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就要保护他们，谁伤害他们都不允许，一定要有鲜明的爱和憎。这次我们工作团，毛主席说一定要组织小将参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体现这个方针，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揭发他们的人，要重用。不要有框框，不要受年龄、资格、级别的限制。我们的年龄大了，总要有人接班，对革命小将，要大胆使用，要教育，培养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红卫兵现在当省委书记不行，当大学校长也不行，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要好好培养他们，对他们的缺点要批评，但不能伤害他们。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相信和依靠开展的大多数在二十三条里边也就提了，是与刘少奇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同刘少奇一直作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会议上的指示

谢富治 王力

1967.07.19

〖余立金同志出席〗

一、谢富治同志讲话有如下几点：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当时谢发了脾气，眼睛一瞪）你们要180度大转弯，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

二、王力同志讲话：

（先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讲到军区。）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打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作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三、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谢讲了二个多小时，王讲了三个多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王力同志在军区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谢富治 王力

1967.07.19

〖地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武汉三钢、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参加接见。〗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

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的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放！（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实际上是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

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几次，在去年八月份，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 ，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同志们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

让我们喊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根据录音整理）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口号）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

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二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录音整理）


戚本禹王力关锋给新华社的电话

戚本禹 王力 关锋

1967.07.24

戚本禹：

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有几点意见，请转告新华社革命同志，作为研究问题参考。

我认为新华社革命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了很多工作，“很多记者同志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中很英勇，应该表扬。但是，现在在新华社内部黑线影响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同志或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反映情况，例如：《×××》、《××××》等绝密文件可以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一些人物，但不发给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还有这样的现象，是很奇怪的，希你们向中央文革作检查，请王唯真同志抓一下此事。

7月24日

给新华社的第二次电话指示（七月二十四日晚十一点零五分，中央文革办公室瞿怀明电话传达。）

王力、关锋：

今天下午，戚本禹同志意思是协助新华社革命群众检查××部领导是否在王唯真同志领导下，而不是要王唯真同志作检查，请新华社革命同志特别是××部革命群众协助王唯真同志作好这一工作，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是我们一起商量好的。


王力关锋就新华总社请示报告给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的信

王力 关锋

1967.08.00

伯达、康生、江青、本禹、文元同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华社许多地方分社的记者，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左派群众一边，出生入死，坐监狱，被绑架，向中央反映了真实情况。

为了表扬这批战士，在宣传战线上树立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我们建议召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战士会议。

一、八月下旬召开。

二、文革小组同志，准备集体接见一次。

三、登报支持他们，他们中许多人还受打击。

四、新华社提出一个初步方案，办事组和×××需作审查一下，请批示。

王力、关锋

八月×日


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王力

1967.08.04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五十分，王力同志委托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王道明同志和中央文革宣传组韩玉贤同志，亲切探望来京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亲切问候，并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五点重要指示。〗

一、第一位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三钢、三新一定要团结，大敌当前，毛主席这样关心，革命派没有任何理由搞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搞联合，要搞团结。这个问题是决定武汉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关键。三钢对三新，三新对三钢，都要互相看长处，多做自我批评。办报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问题。

二、武汉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武汉各工厂、学校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同时挑起来。

三、拥军爱民。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要拥军爱民。军区改编了，独立师调走了，这是毛主席采取的一个根本措施，这是对武汉人民最大的关怀。武汉军区作了检讨，这个时候造反派应当把拥军爱民的旗帜高高举起来。对待武汉军区，应该欢迎他们检讨，主动向他们介绍造反派内部情况。拥军爱民的口号应作为武汉地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一个标志。

四、对百万雄师、公检法及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正确对待，不能打击、报复，不能提刺激性口号。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阶级兄弟，不能歧视他们，把仇恨集中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一定要团结的方针、教育的方针，政治工作的方针，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才能扩大，对站过来的同志要欢迎。

五、警惕坏人。对个别坏人要注意，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对个别坏人要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对个别坏人，也要少抓人。要抓最好通过他们（保守组织）自己觉悟起来抓。要少抓人，主要是政治攻势。


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王力

1967.08.07

〖地点：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按：陈毅这个庞然大物，其三反罪行累累，早在今年二月，周总理、中央文革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已命令他必须滚到群众中作检查，接受批斗。但是，他一直负隅顽抗，拒不到群众中来。因此，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七月十七日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小撮保陈小丑却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了一连串非议和谩骂，恶毒攻击造反派，恶意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八月四日戚本禹同志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时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戚本禹同志的这一席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陈派的威风。这一小撮小丑竟恼羞成怒，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姚登山同志“捏造”戚本禹同志讲话，说什么“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同时，他们还写信给中央文革搞什么“控告”，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就在这一形势下，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晚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姚登山同志，说王力同志于晚上九点找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一起谈一谈。

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走进王力同志办公室，王力同志的左小腿部分打着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表示了极其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同志的伤情。王力同志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零一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快。

王力：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一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闲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谈。

（王力同志看了代表名单，一个个认识一遍）

王力：好吧，先听你们的，我们学。

（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外交部运动三起三落，谈到联络站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十八日夺权，谈到四月份“总部”出现时……）

王力：“总部”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在外交部有多大影响？

联络站代表：据他们说有二百三十人，他们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

（联络站代表继续谈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代表阐明我联络站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同志插话：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

联络站代表：谈过。

（又继续谈运动情况，当说到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时，分析了一下外交部的具体情况。）

王力同志：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同志：“攀险峰”是什么组织？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张，说它还不错，是不是中间的？

（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联络站代表提到在七月十七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同志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联络站代表指出“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都是联名写的。）

王力同志：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嘛！

（联络站代表谈到目前外交部运动情况，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同志：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同志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同志：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

（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

王力同志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同志，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了？

朱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

王力同志：（对部监督小组的同志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七月一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同志：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

王力同志：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告诉王力同志说，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竟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

王力同志说：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同志：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联络站同志谈到整风，检查了我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也谈到有些同志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同志：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三个月，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同志：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联络站的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关心我们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站出来亮相。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联络站代表把整风中我们检查对待群众的问题给王力同志谈了一下。）

王力同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用压是不行的，要做思想工作。希望你们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调来搞党内工作的同志二十刚出头。他搞党总支书记工作，管好几个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干得挺好吗，他只有两个口袋，没有四个口袋。（大家没听懂，王力同志说两个口袋是普通战士，四个口袋是干部嘛，大家都笑了。）

（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

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又回到“总部”来信的问题上）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十七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同志看。）

王力同志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

（联络站代表在离别时表示希望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推动一下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说：主要还是靠你们。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途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同志：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最后，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同王力同志握手告别，并对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王力

1967.08.08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王力

1967.08.10

新华社的分社大多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表现很好。请你们立即排个队，把那些坐过牢的，受过打击的，在关键时反映重要情况的表现好的优秀记者排个名单，到北京开个会，报道一下，长长志气。我们中央文革要集体接见他们。这件事，请你们快办，越快越好。中央文革办事组要直接抓，新华社要快办。

总社那么多人，要把闲人都组织下去，到那些乱的地区跑一跑，向中央反映情况，那个部门都可以下，除了留人坚持工作，剩下的都可以下，还可以轮流下。不要老是两派在家吵架。这事可以第二步再办，先开分社的会。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王力

1967.08.15

〖八月十五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现根据记录稿摘要刊登如下。记录稿未经王力同志本人审阅，仅供读者参考。〗

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首先向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王力同志早日恢复健康，王力同志说：

我的脚一根骨头再长一个月就好了。我全身被打了，但没有内伤，不会成为残废。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同志们，并向同志们问好。

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右派作了充分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

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象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现在他们是垮台了。他们的头头干了坏事。我们到武汉时，满街说他们是“百匪”，老太婆说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们说服革命派不要叫他们“百匪”。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受蒙蔽的群众。

武汉的“三司”，人们叫它“康老三”。根据材料看，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在“七·二○”事件中，每个政治派别，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而三司同“百万雄师”唱一个调子。这说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后来中央发表第一条消息，三司就彻底垮台了。

工总的翻案问题是焦点。“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只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会这样讲话。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他们用全套专政工具来搞全面复辟。脓疮出来好，因为有毛主席在，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这两个条件，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现在军区改组，独立师调出武汉整训，人武部、“公检法”彻底改组，“百万雄师”彻底瓦解，革命阵线分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各方面来支持，形势大好。

你们在新华社工作，看到很多消息，这里告急，那里流血，可能认为形势不好。其实形势很好，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所谓到军区去抓一小撮，这里抓陈再道，那里抓陈再道，都是不对的。北京有的学生对形势的分析不对，没有看主流，没有看事物的本质。对形势的分析不对，处理问题的方针就不会对，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这个大好形势，可是就有人看不清楚。这些人过几个月就看清楚了。

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有的人有反动言论，攻击毛主席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人就那么高明”，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自己高明。中央文革是在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干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大清楚。他们看作朋友的，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

是不是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就不革命了呢？不继续革命就会走到资本主义，走到苏联修正主义那条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是走狗，不是一小撮，那么我们对大多数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所有没有垮台的干部，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垮台；对于那些不要打倒的干部，都不打倒，要团结他们。当然，真正扶不起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斗争矛头，必须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面不能扩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要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说：“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不要说是反动组织，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是一小撮。“百万雄师”也是一样。我和“百万雄师”接触过，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到武汉，陈再道派了一个保卫科长跟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小将经常挖苦他，说他是“铁杆百万雄师”。他最害怕到革命派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到水院去，见到造反派并不可怕，后来他成了保卫我的人。绑架我的汽车上有三十多个战士。我给他们做了工作，后来有人打我时，这些战士都护着我。可见，要相信群众，哪有那么多的坏人！陈再道把中央文革当敌人来宣传，许多人受到蒙蔽，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支部队，四个营已经上街了，后来有两个排，他们的政委只作了一刻钟的工作，战士就痛哭流涕。军队转过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我们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了四天工作，最后野战军除个别的以外，全部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决不能动摇。武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总社的同志，大量的要下去，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向中央反映情况，在总社和好的分社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下，你们要下去，赶快下去。

下去以后，不要指手划脚，不要参加他们派别的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千万不要指手划脚。要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就是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人家就不允许，要准备挨打。

到哪里去，都要把中央已经知道的情况讲一讲，不清楚的，自己去摸去，犯错误也不要紧。

搞国际斗争的一定要知道国内。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最高级的斗争。国内问题搞清楚了，国际斗争就好解决了。事情总是那样，高级的解决了，反过来看低级的东西就好解决。什么外交部的国际斗争，光是吓人。

我对每一个新闻战士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首先是革命的战士，第二才是新闻战士。不能颠倒。如果我们（指中央文革）不是直接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作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就没法写文章。我同人民日报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相连，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相反有些报馆的人，关起门来，整天写呀写，写不出东西，天天搞无米之炊，那怎么行呢？

下去应该是“三结合”。我们这一次到武汉去，就是这样的。一般干部，还有革命小将，同时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我们下去以后，没有任何等级观念。


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王力

1967.08.26

大批判是头等重大的任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位的重要工作，是巩固夺权斗争成果的关键，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好权的关键。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和夺权斗争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要在组织上夺权，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包括大破以刘少奇为首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套货色，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我们夺到的权才是巩固的。我们胜利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很多人对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刘、邓、陶的修正主义货色，还分不清楚。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常常把资本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东西，这样就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对党内最大的的一小撮走资派，首先是对刘、邓、陶，特别是对刘少奇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不能说完成了夺权斗争，更不能说已经夺到的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这一条，仍然会不知不觉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把刘少奇的那一套也当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没有革命的大批判，刘少奇就打不倒，他会翻过来。没有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斗倒，他们就不服气。革命的大批判不能以势压人，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方法。

第三、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大批判这个中心环节，不但不能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无法改。林彪同志说：“没有破就没有立，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没有大批判，文化革命就会中途而废。

第四、只有抓住革命的大批判，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继续前进，才能真正武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真正教育我们这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革命的大批判是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第五、用什么去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就是要靠革命的大批判。经过大批判，这些受蒙蔽的群众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刘、邓、陶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才会觉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第六、军队也要抓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支左工作，解决军队内部的问题。

第七、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抓革命的大批判。

只有紧紧抓住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进一步巩固革命的“三结合”。

（据传达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

□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王力反思录》节录

王力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綫』。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小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

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了，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说要出版五本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要他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对他们谈了很多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等等。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关锋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这样。这话没说完就回北京了。……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真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就向毛主席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会开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参加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刘宁一。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意见。最初刘宁一主张不去，大家说，人家邀请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我们不直接骂人，但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刘宁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这封信是我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定稿的，正式发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个重大政治决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去，责任应由苏共来负。公开信列举苏共不断在党内党外发表很多反华文件，安德罗波夫还发表了反华文章。公开信还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去了，但二十大你们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们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倒台后，我们建议各国共产党开个会，希望你们改变赫鲁晓夫的作法，你们又不改，你们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远。一九六五年三月，你们不听我们劝告，坚持召开分裂性的兄弟党会议，我们要求你们公开承认错误，承认非法，你们也没有作。分裂的责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二十三大，这个责任在你们。我们还是相信苏联大多数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们还是要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

苏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来我国。日共是以宫本为首，吴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笋为首，我负责接待。黎笋没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不发表公报。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一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主席汇报。这时刘少奇要出国，邓小平要去西北三线，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十四楼，又开了一个会。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要加的。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过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批判邓拓的两个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们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吴冷西、陈亚丁、尹达住锦江饭店后楼的套间，其余人住的是锦江饭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电影，是江青组织的，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要批判的电影。有时在小礼堂，有时在后楼的会议室。毛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写些陆定一的材料，我们写不出多少。因为吴冷西的人民日报不归陆定一领导，我更不归陆定一领导，平常来来往往见了面开个玩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严慰冰的事我们不清楚。陆定一说话不慎重，说过些不好的话，叫我们凑凑，也没有凑出多少。我们没别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这时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上海起草小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锦江饭店，她有别墅。柯庆施给毛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主席标准的别墅。她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都是她到锦江饭店来。来了就到客厅见见谈谈，看看电影。张春桥是起草小组的，他好象是秘书长，招待我们三顿饭吃得好，时常来看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来了就讲她那一套，骂彭真，骂中宣部阎王殿，骂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她自己如何受打击，没人理，说阎王殿的阎王我一个一个都去拜望，一个个副部长我都登门拜访，可是没有人理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时她还没有骂常委和书记处，只骂彭真和中宣部。她还给我们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说她要请尊神，靠部队，靠林总。

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毛主席回话。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扩大会和上海起草小组会同时举行。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检讨，揭开彭真的盖子。实质性的问题都在上海。有人说常委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那回事。常委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来，开了几天会就修改了几次。杭州的会完了，起草小组的会还没有完。杭州开会完后，康生、陈伯达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没详细说，因为没有什么精彩的发言。康生说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和刘仁没有检讨，没有考虑整个市委是否改组。总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了“警卫”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东兴是局长。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五一的活动彭真没有参加，从此就不出面了。康生还说到，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刘少奇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大吃一惊。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正在编刘选。

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开头第二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主席的亲笔，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给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叫剥笋政策，这一次只剥到彭真。这一段是上海写的，大概是张春桥写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这一段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开头不是黑体字的地方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些提法本来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体字，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黑体字说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很明确了，问题性质发展到这程度了，这是毛主席的亲笔。

第四，通知（七）段说到学阀、党阀，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说过。这些非黑体字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半段黑体字更明确地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就更明确了。

第五，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会议还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们正在读稿子时，徐业夫又打电话来找王力，又加了几句，就是通知（一）段内括号里的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这段加上，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但他们印得不好，不好看，还有错字。文件定稿时还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开发表时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三个版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三人，《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当天广播了。可是当天新华社就奉命通知撤销北京的按语，因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语。上海开会回来后，五一六通知发表前，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提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解放军报的，解放军报那时正副总编是唐平铸、胡痴，是刘志坚领导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评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发表前，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开会，一面在社会上揭露。五月十一日发表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说：姚文元文章提出吴晗问题以后，你们改变态度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绍，反而责问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段话是彭真打电话给曹荻秋时说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会上去了。

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康生传达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报问题大发脾气时讲的一些话，还有杭州会议期间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康生都有笔记，他写得很工整。这次经过整理，把它连起来，成为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好象是经过我整理的。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

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总理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书记。）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

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但毛主席不赞成林彪这个报告。大概因为林彪讲得太玄乎了。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门都调来一些军队干部。当时林彪经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挑的优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门。一九六五年调丁莱夫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他原来是一个军的政委。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

邓小平的检讨是临时作的，不是从九月份起就作的。邓小平的检讨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说这次错误是他同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的检讨说由他一个人负责，邓说他和刘两人负责，别人都不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工作组不能负责任。毛主席认为，别的一些人也认为，邓的检讨很诚恳，本来不能由他负责，他还说他负责。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

当时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认为邓小平的毛病也不过这些。作为一个负责同志，能这样检讨也就不错了。对他有意见的也无非说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见，没有象林彪那样把他駡得一塌糊涂。至于说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言不由衷。後面还谈到不寒而栗，要补过，要保持晚节。

检讨本来到此为止，毛主席看了後，希望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如说『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相信在相当时间内错误会得到改正，请给我时间，自己努力站起来。干了半辈子，跌了跤，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邓小平照毛主席的话说了。毛主席还把『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话来结束，要以积极的话来结束。邓的检讨，在当时条件下不能说是被迫的。但是对林彪的乱駡邓是不会同意的。

5月19日批评彭真、陆定一。彭还是说自己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同陆定一没有联系，请中央审查。彭真发言五分钟，大家批评他说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严慰冰是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

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彭真审查陆定一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XX，能不知道吗？批判变成了闹剧……。

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吗？这好象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别人批评陆定一，也说不出什么，只是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就是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总之都是笼统的，具体的没什么东西。陆定一不承认有反党集团，不承认搞复辟。严慰冰问题他辩解的多。会上人人都得发言，不只是康生、陈伯达说。

田家英自杀

二十三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彭真、陆定一撤消工作，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查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他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时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领导下搞试点。这时候陈伯达、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还是刚开始，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没有人说“自杀是自绝于党”之类的话。

一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条，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会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带批王力。都当成右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约而同去找康生，请他缓和一下。我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不要对陈云、王稼祥搞那么紧张。康生拒绝，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们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乱，有些烧东西的灰。康生给我写的一个画上的题跋，田家英那里还有照的一张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没骂过康生，他只骂陈伯达和江青。我对田家英是很欣赏的，私交很好。当时对他的压力当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顶也就过去了，何必自杀？在田家英自杀前姚臻也自杀了。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企图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楼，那是为了公开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事，让组织知道，是为了保全组织而牺牲自己。那次跳下来没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药然后上了吊。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董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了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意思是应该先加以隔离。）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对彭真、罗瑞卿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文件，对陆定一、杨尚昆也有一个说明他们错误的文件，是后来二十四日通过的。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来，到六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就是江青搞的鬼。因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乔冠华和我到杭州毛主席处，谈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事。说完这件事后，彭真提了个头，我接着讲了一通对学术批判和京剧改革的意见。我说一是不要动不动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扩大化，要有个界限。京剧改革不要一律排斥传统戏，鬼戏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兴，变了脸，说你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那时已经骂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但他还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讲：第一，江青有点“左”；第二，是要有个界限。他说对郭沫若、茅盾、范文澜不准批。我们告辞时，主席说再加一个翦伯赞。

因为我批评了京剧改革，触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会，是彭真找毛主席谈的，彭真说王力是优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钓鱼台，常委要我作点秘书工作。彭真讲的王力的好话，江青在文革中作为攻击王力的把柄。因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说王力的坏话，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这个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文革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没有开会，也没有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陈伯达调尹达、关锋、穆欣到钓鱼台十四楼，我还在八楼。吴冷西回了人民日报，姚臻自杀了，范若愚回了党校。有人说谢镗忠、刘志坚进中央文革是叶剑英提的，这不符合事实。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当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刘志坚，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为现在刘志坚是好人，就不说他是林彪提的，而说是叶剑英提的。

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

现在中纪委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说我在大事记中给康生开脱。其实大事记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说得缓和。正件说彭真背着康生、吴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纲。我整理大事记时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就只说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许立群关起门来起草，这比正件轻得多。写大事记时康生提出要给王力开脱，有些事是王力反对过的，其实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要给我开脱，我不赞成。因为文件太长了，不能再加了。后来康生在中联部讲话时说，没提王力是个疏忽，王力是正确的。中纪委把这作为王力的罪状，说王力在大事记中栽赃诬陷彭真，给康生开脱。

其实大事记比正件轻得多。为什么正件无罪，附件（大事记）倒有罪呢？这些我在《申诉书》中已写明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

（一）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五月三十一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六月一日传达，当晚写好，六月二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主席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伯达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伯达去夺取阵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

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伯达，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伯达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六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

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肖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文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肖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过江青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主席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一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主席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周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气壮，他都吓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们正在师范大学开会，突然有人递了个条子，说团校在展览馆礼馆堂组织大会，同彭小蒙辩论。根据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吴德去支持彭小蒙。（这次会上有周总理。不知是谁来个条子给江青，据说说的是二月兵变，我没听到）。我和吴德到展览馆，青年团说彭小蒙那个组织是反动组织，要在大会上辩论。

彭小蒙比蒯大富厉害，口才很好，讲话逻辑性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会把她的发言印发了。

当时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红卫兵或类似组织，对此首先鲜明表态的是我和吴德。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这样讲的。我们代表中央，表示他们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支持，不应该阻挠。会上还有个问题，团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学校一样搞文革？校方意见是不搞，我同吴德商量后表态说要搞，一般性学习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就把团校冲垮了。这时团校校长是周杰。这时来不及请示，我和吴德就表了态。

因为文革小组天天到一个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这时刘少奇那里的指挥就不那么灵了，毛主席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工作组不行了，到处轰工作组，有的被赶走了，中央不得不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不撤也被赶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大会上，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邓的检讨是自己写的，请我去修改过。他又打电话请康生、陈伯达来看，没有意见，他才讲的：这次大会我没去。刘、邓都是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毛主席认为旧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脱离群众的阴暗面，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在这个会以前刘少奇就说过。毛主席认为再不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就要成为人民的敌人。群众对党是有不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干部特权，群众都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认为群众意见都是对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主持。总理、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参加。毛主席那里开会都是他自己定名单。陈云同志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是常委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开会时都不通知他。1964年以前就没有他。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原来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会。后来张春桥告了状，说少奇同志对“北大六一八简报”有批语，毛主席大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

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全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时，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可以。总理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但文革小组向毛主席汇报的署名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总理要报告，就单独报告。

毛主席本来已退居二线，这时又回到第一线主持常委会。

毛主席不在时，林彪主持常委会。政治局的会他不参加，就派叶群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也是派叶群参加。

7月1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


王力眼中的文革历史（《反思录》摘）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甚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

  毛泽东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份地夺。」（八○四页）

毛泽东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王力多次讲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挤死好多人。「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肋骨挤断了三根。」个人崇拜之狂热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王力说：「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过他不赞成「砸烂」、「火烧」等这些口号，但也说：「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因此王力这样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有个讲话甚至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至于徐向前当过军委文革组长，那是稍知「文革」史者都了解的。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这才是历史。


王力反思录：毛泽东七十叁岁生日的谈话（节选）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着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叁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

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上文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邓小平在1981年12月26日对王力有过一个这样的评价：“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同上书P4）


王力略介

王力(1922-1996)江苏淮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免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

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17岁时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改名王力。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是康生，同在渤海区委工作的还有关锋、刘格平、鲁瑛、王效禹等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那篇“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王力也不知道内情，他的时运，是随着批判《二月提纲》而起的。

1966年2月3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康生等人参加，王力也列席其中。会后，彭真指示许力群等人整理成《二月提纲》。这是针对姚文元等人而发的。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了全党。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江青、康生三次谈话中，表示了对《二月提纲》的极为不满。他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看了后不满意地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在1966年4月初写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初稿，也就是后来人们惯称的“5·16通知”。毛泽东对初稿作了重要修改。

这个提纲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了修改这两个文件，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王力、张春桥等人。这个小组便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革”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到武汉后，谢富治才知道毛泽东要亲自来武汉。

毛泽东来到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的。7月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的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当天，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片“热烈欢呼”。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成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激怒了保守派“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3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不走，被保守派塞进汽车，押往军区大院四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恼羞成怒。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0事件”。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乘专机直飞武汉。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消息传到北京，北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百万人大会。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成了英雄。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王关戚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 于是，威名显赫一时王力立刻失去了自由。他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押入秦城监狱。

1976年10军事政变后王力获得了自由。王力晚年被贲门癌所困扰，他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1996年10月，王力因癌致死，终年75岁。


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

王海蓉

1967.09.08

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外交部联络站王海蓉等同志

最高指示：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可能发展到小组织，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周总理8.31日讲话，中央首长9.1日讲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立即响应，认真学习，坚决照办，不能含糊。

九·七《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中明确指出：“凡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的东西，不管来自那方面，都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顶住。”

王力八·七讲话是什么东西？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摆着革命的架式，采取煽动性语言，放出遮人耳目的烟幕，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我们必须识破王力八·七讲话冠冕堂皇的外衣，彻底批判他的八·七讲话，批判他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实质内容。

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夺权。他力竭声嘶，锋芒毕露，以为时机已到，“有政权才有威风”，向中央夺权！

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他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唱反调，“将”周总理的军，“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军！

八·七讲话是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一发“炮弹”！

八·七讲话是“怀疑一切”的活标签，它全部否定八·七以前我部运动的光辉成果，全盘否定不该否定的东西。

八·七讲话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丑恶表白，别人都不行，唯我最革命，要听我指导！

八·七讲话给“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八·七讲话私字当头，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认真回顾，仔细分析，难道八·七讲话所造成的恶果还不明显，还不惊人吗？

王力在八月七日抛出这篇讲话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

可是算盘打错了，“风吹月老天不动，浪打船头道难移”，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

周总理8.31日的讲话，中央首长9.1日的讲话是何等的好啊！王力讲话是何等的丑啊！一好一丑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态度，两套方针！同志，你站在那一边，必须作出果断的抉择！

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后，还可以做肥料。！

我们要锄八·七讲话这株毒草，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挽回它所造的损失！

同志们，我们坚决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吧！

外交部

王海蓉 刘华秋 冯联直 陈德和 王永华 方 峰 李奉阳 陈贞芳 李钟英

红代会北京轻工红鹰兵团《523》战斗队转抄9.13


王平权（王力之妻）就“王力事件”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函

  ……

  王力同志在中央文革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时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王力不属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中央文革的工作是毛主亲自领导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经常参加和主持中央文革的会议，王力参加起草的一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自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军内一小撮”，“全面夺权”，“越乱越好”，“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等口号，都不是王力提出和发明的。当时有一个和中央文革平行的“中央专案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全都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这个专案组所作的迫害老干部等坏事，没有王力的份。王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就被关起来了，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提出“武装左派”以后，才由部队发枪，建立所谓“第二武装”，到一九六八年，武斗规模才越来越大，成为真枪实炮的武斗，那时王力已经早就被关起来了。总之，王力不等于中央文革，王力不等于中央专案组，王力所参加的一段，只是文革初期中的初期，不能把中央文革的账，中央专案组的账，文革中后期的账，都算在王力头上。

  在王力同志参加中央文革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王力起了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王力同志是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不论从思想上讲，从组织纪律上讲，他都不能超出这个框框。但是对某些具体事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也尽其所能作了些应作的事。如，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他是有保留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就要打到刘少奇，王力建议陈伯达约彭真和陶铸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作检讨，这才把整刘推迟了一年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王力在武汉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提“打倒刘邓陶”的口号。王力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几个月内，坚持按常委名单发文件，即也要发给刘、邓，江青为此撤消了王力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江青动员王力在批邓会上发言，王力一言未发。王多次提醒主席：你不是说刘邓要有区别吗？主席也对王力谈了许多对邓小平的好话，主席说打倒刘邓只是打倒一两年，以后邓还要留在常委会，刘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对王力说他不同意对刘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王力把主席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江青等传阅，后来中南海揪斗刘邓陶夫妇，王力又把主席那段话抄下来送戚本禹和江青，江青很恼火。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在怀仁堂会议上王力是同意老前辈的意见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周总理要他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的记录，他整理后在会上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合乎事实。王力还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谈话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周总理亲自在会上宣读，陈老总拉住王力的手说：“写得好极了，要是这样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陈伯达要写一篇《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王力拒绝写，后来毛主席肯定王力的看法是对的。林彪、江青、张春桥在怀仁堂事件中进行了一连串不正常的活动，王力在秦城时加以揭发，专案组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报告的，不能揭发，王力还是坚持揭发了。

  关于七·二○武汉事件：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中央在北京定的，“四项指示”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向武汉传达的，王力既未参与制定也未传达这个方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揪斗王力，按毛主席的话说，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的回忆录也承认，王力是作了替罪羊。七·二○以后，王力反对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反对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反对拍电影，反对全国游行。可是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王力，是为了毛主席。”那王力当然就不好说什么了。王力再三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防止引起冲击军队的风潮。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王力这个当事人一言未发，并且递了条子，反对叫他们弯腰。周总理在会上说，“王力是处处捍卫军队的。”可是江青等后来却造谣说王力“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其实正是江青，康生等自己把军队搞乱了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康生接见学生时攻击北京卫戍区，从而引起“打倒李钟奇”的风潮，王力当时就递了条子，说不能把北京的军队搞乱。第二天即四月四日周总理让王力再作一次讲话，加以补救。究竟是谁“毁我长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所谓“八·七讲话”：有的文章说王力跑到外语学院发表了“八·七讲话”，这是谎言。事实上八月七日王力并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钓鱼台病床上听取外交部姚登山等人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有许多重要的话没有整理进去，如王力说，“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又如姚登山等人说：“我们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他加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放心。”这些话都没有整理进去。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在八七以前和以后，王力都没有过问外交部的事。外交部夺权，与王力无关。至于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揪斗陈毅，是江青组织的，那时王力不在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时，王力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在斗争王力的会上吴法宪提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的罪名，周总理立即插话说：“这没有王力的事。”

  关于“反对周总理”：真正反对周总理，向周总理夺权的是江青。江青提出：“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他们在几个问题上，如有关军以上干部会议问题，五一节刘邓陶是否上天安门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问题……。他们利用这几个问题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围攻周总理，王力都站在周总理方面，为周总理讲话。武汉事件后邓大姐到钓鱼台看望王力，江青大骂邓大姐，王力为此和江青吵了一架。

  ……

  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说，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他们还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王力和江青的矛盾，上面已经谈到一些，在对京剧改革问题上，对彭真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对刘邓的态度问题上，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上都有矛盾。王力经常用毛主席的话来纠正江青的话，还有王力向毛主席反映，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毛主席立即调阅了那个文件，并责令中央文革公开检讨。这更使江青对王力恨之入骨。江青本来就说：“你王力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武汉事件后，王力反对他们的一系列作法，她再也不能容忍了。而且由于他们自己把局势搞得很乱，不可收拾，她正好把王力“端出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羊。江青用毛主席最忌韪的话来进行挑动：“武汉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是他的了，不是毛泽东的了。”毛主席才问：“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江青借着这句话就到处说：“毛主席问王力是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证明王力是苏修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们又诬陷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才引起毛主席对王力的怀疑，当然打倒王力同打倒其他人一样，最后都是要毛主席点头的。把王力关起来后，周总理还指示：不许贴王力的大字报，贴了的要覆盖；王力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管；对王力问题不要无限上纲。当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王力同志的几句话：“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还没有把王力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关到秦城后，毛主席周总理也不让任何人提审王力，江青就用放噪音，灌药，假枪毙等办法来折磨王力，力图置王力于死地，杀人灭口。

  ……

  王平权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读《王力反思录》后

秋石客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系成一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作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王力反思录》读后 丁东

《王力反思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在中国大陆高层引起较大的反响。

王力生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烬美、邓恩铭共同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五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央写作班子，成为中共重要的笔杆子，起草过“九评”和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共九大到十一大的视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字，也是他根据毛泽东的话归纳出来的。1966年6月，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1967年7月在武汉被群众组织打伤，回北京时受到中央组织的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一个月后又被打倒，后关进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晚年生活上虽然得到较好的待遇，但1984年被开除出党，他引用王光美说法，这是当了替罪羊。1996年去世。去世前，他已经将此书基本编定。此书约八十万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1982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嘱附家人死后方可发表。

《王力反思录》的突出价值，不在于思想理论部分，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基本上是按邓小平的理论而思想，自己发挥离不开这个基础；其突出价值在于独家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尤其是特别嘱咐生后才能发表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后人研究文革史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关键史实，将会成为后人治史的依据。由于王力从五十年代末就接触中央的核心活动，文革第一年参与了中央的高层决策，他的书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陆续去世，后人就更难了解其中的真相。王力深知自己亲身经历的重要性，所以回忆这些往事就成为他晚年的主要活动。有些事如果他不写，可能永远无人知道。

叙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现在大陆流行的史书其实大可疑问。中共高层的原始档案不开放，只能是官方怎么说史家就怎么写。而官方的基本逻辑是黑白分明。党的高级人，都有盖棺论定。他们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被认为是好人的，史书上只说好话，如果他当时伤害过别人，则加以避讳；被认为是坏人的，修史时只能说坏话，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也避而不提。文革史的这种研究格局和叙述基调，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领导集团的利益需要所决定的。近些年民间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稍有突破，但远远不能改变这种基本格局。按照这样的逻辑写来的史书，文革中的坏事自然都归到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身上。王力在文革头一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时下流行的史书里也被归入坏人之列。他自己是不甘于接受这种成见的，于是就要用史实来澄清。他的记忆很好，文字表达能力又强，对于处在不利地位的他来说，除了靠史实说话，没有别的途径为自己辨白。于是，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便展示在他的笔下。试举两例：

回忆1966年二、三月间的事情时，书中写到——

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581页）

这段文字话虽然不长，涉及的人物却包括毛、彭、姚、许、杨、邓、王、戚、关、江十人之多，从中可以窥见党内关系的复杂和游戏规则的微妙。

回忆1966年7月时，他写到——

七月一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613——614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与此不能说没有极大关系。这也可以成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关系的一把钥匙。

像这样的重要细节，在书中不下百处，都有填补文革史空白的意义。王力讲出这些史实，意在表明自己不但无意整人，而且还想保护一些人，起码有这种潜意识。

后来对王力的处理，与林彪、江青及关锋、戚本禹这些前中央文革成员，有重要的不同。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但未能受刑事处分。这可能与邓小平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了好话有关。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可见毛泽东晚年一点也不胡涂。

1981年，王力还在秦城狱中，第一次有了写信的机会，就将上述谈话的后一半上书邓小平。邓小平读到他几篇文章，派邓力群与他长谈一次，给他传话说“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邓小平的表态，使他晚年获得了一个活动空间。

王力生前曾经接受采访，他的言论公诸媒体之后，引起了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发出“江东弟子今何在”的质问。其实，王力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没有必要封住他的嘴。

怎样看待这些中共政治上的失败者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此前，陈伯达晚年的遗作也在香港出版。他们笔下的历史与正史自然有诸多差异。对这些差异，我倾向于相信失败者回忆的真实性。除了他们的叙述本身的逻辑力量而外，考虑到他们在写作这些回忆录时的政治处境，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只想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罪名加以澄清，如果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官方很容易运用掌握在手中的舆论机器使他们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本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对康生、陈伯达等都有持平之论。比如肯定康生的书法家地位，否定他是文物大盗。他谈到陈伯达在1964底感到毛要整刘少奇，和他商量，劝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检查，使毛、刘冲突推迟了一年多，这与陈伯达的回忆也是一致的。作者讲这些细节，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对康生、陈伯达的负面评价，但能启发读者，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简单化。

对文革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毛泽东能够在他的晚年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当时在党内不曾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现在官方的史书，谈到党内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种抵制，多有所夸大。相比之下，我觉得王力的回忆更接近当时的真相。文革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探究这些原因，需要以理清史实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力反思录》提供的史料是无法回避的。


周恩来林彪合力打倒王力

蓑笠翁

－ 军队的稳定是周林共同的利益

前言， 王力等被打倒， 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因为当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次被打倒，对时局的冲击无异于晴天霹雳。 但是王力等为什么被打倒？ 陈益南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渔歌子等人也曾经写过《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但最后都没有完整的一个答案。 实际上，本人认为，王力等的倒台实际上是，毛泽东在7－20之后，面对日益混乱的局势而被迫采取的一个局部自残， 是为了缓冲周恩来林彪等军队势力在受到造反派造冲击后所造成的矛盾，而中央文革在权衡不伤筋骨下而抛出的替罪羊。 特别需要提出的就是要澄清一个流出已广的误解那就是主要是周恩来一人独立向毛泽东摊牌而造成王力等的打倒，而忽略了林彪的作用（因为很多人认为林彪是破坏因素）， 而此观点主要是因为有关杨成武的文章引起的。

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选择向中央文革开炮的机会很好： 1）是在传来毛对王力的批语后， 中央文革小组自乱阵脚， 内讧已经展开； 2）林彪在1967年夏天对周恩来的明确支持； 3）周深受伍豪事件的折磨， 此可以作为一个回击。 实际上林彪对于王力等人乱搞军队的事很是不满，中央文革插手军队的事情，是林彪一直防范的。

大家都知道，王力的倒霉是源于王力的“八·七讲话”所引起的8月22日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眼看局势大乱，火烧到自己的眉毛了， 在1967年的8月24日午夜，周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王力给外交部的谈话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造词有些问题。占外交部的事,火烧英代办处,连锁反映（应）到外贸部、其他部……这样下去怎幺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1 髙文谦 《晚年周恩来》；2邬吉成　王凡 《红色警卫》】。

除了这个问题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而此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么认为的，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军队干部遭迫害。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愤然批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 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去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后退给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爬虫” 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己则蒙混过“关”。 “王、关、戚”随即被隔离审查…【3丁晓禾 《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

这种说法其实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王力的倒台完全是周恩来和林彪合力的结果。 因为王力的“揪军内一小撮”根本就不是林彪所喜欢的。

实际上，林彪一开始就不赞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虽然林彪曾经批示过“完全同意”的字样。 林彪一直想保持军队的稳定， 这和老周的想法是一样的。对此很多人表示不信。 因为在文革兴起之时，１９６６年１０月5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 造成了以后多次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混乱局面。 其实这不是林彪的原意，而是一开始林彪就想把军队置之于文革之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指示秘书起草《军委命令》从而保护军队离开文革的风暴。但是毛泽东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废。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 违背林彪原意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经毛泽东审批改过以后下达【4张宁 《林彪在“文革”中》】。

这个可以从侧面证实，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 “文革”的讲话。叶剑英和陈毅在会上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批评，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叶告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著在此加了一个括号【5范硕 《叶剑英在１９７６》１１５页】。 11月29日，叶剑英和陈毅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啊！” 后来林彪看到看了会议记录后对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6 张云生 《毛家湾纪实》】。 林彪很少这样笑过，但是林彪内心对于文革中冲击军队的事情的真实态度却跃然而出。 后来林彪更亲自主持制定出《军委八条》来稳定军队。

后来又有个专门对准《军委八条》的《军委十条》出台。 两者的区别很大，一个是要稳定， 一个是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不予追究。 因为流行的说法是“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7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 实际上这是在林彪倒台之后，大家把脏水都朝他身上泼。该文件草稿的确是林彪口述，秘书记录起草，送关锋斟酌，关、王、戚商量、修改，林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就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作了批语，并对第一、三、四、六、七条等内容亲自做了文字修改， ４月６日，又对林彪送审的修改稿做批语【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 可见， 出台的《军委十条》所表达的含义完全是毛泽东的意思。

二 “军内一小撮”的出笼

那么周恩来的态度更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来就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周恩来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9童小鹏、阮黄南、巩玉闽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

后来“军内一小撮”的提出让矛盾顿时激化了起来。“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出笼的呢？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 而提出这个要点（指揪军内一小撮）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毛泽东对此又不可能一无所知【10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事实证明了，“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而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则是其一贯风格，主席画圈我画圈。 因为毛泽东从1967年1月起就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例如，在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27至228页】。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当然， 在7－20事件后，此说法明显的升温。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12 《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开炮的社论。 这个事情到了1967年的第12期《红旗》达到了顶峰。《红旗》第12期（8月1号）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那么林彪对于此提法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林彪9－13事件之后，中央专案组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 【13 赤男 《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 这个明显透露出督促林彪反面衬托出林彪的消极的那一面。 有人认为，说林彪积极同意此说法是因为借机消灭其他例如四方面军山头，扩充自己的势力，实际上林彪在文革一开始就保许世友了。真正的很多事情都是把黑帽子扣到林彪的头上，因为死人是不能辩解的。 从整个文革中军队的调动和支配来看，林彪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限，反而是周恩来忙前忙后（7－20前后的军队的调动就可见一般）。 与其说林彪砍山头，不如说是毛泽东肃清军队中不忠于文革路线的人。

特别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毛泽东借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而警告林彪不要走的太远，实不知真正让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恼火的是其中关于林彪的提法。在有些书中如此写道：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实际是指林彪借机肃清军队，打击四方面军的人）”【权延赤１９６７：《毛泽东南巡始末》】。 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

三 周林利用了毛泽东的批示

真正让毛泽东恼火的是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 在这篇社论中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并且大力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 还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对于军队是特别的关注， 不可能假手任何人。林彪对于军队的控制日益增加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的。 而且就是在同时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起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15《杨成武将军自述》】。 杨成武回忆到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指的就是林彪。 而且后来毛泽东庐山会议这前和9－13之后，多次说到“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16《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并且为此才造成了张春桥同陈伯达吴法宪等人1970年的八一建军节社论争论。 在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主张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双方争论不休。

因此，毛泽东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 实际上毛泽东因为对于军权的高度敏感担心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而这个批示到了北京就变了味。毛泽东的批示没有几乎没有人看出这个批示是针对林彪的，而看出苗头的是周林几个人而已。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因为“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林彪作为军队的代表，当然不喜欢军队乱， 这和他一贯想维持军队稳定的想法是一致的，王力等人提法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 但是就是这样子，很多包含后来称之为“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和许世友等人都受到严重冲击。 等发现中央文革小组把斗争指向王力等人时， 林彪根本就没有发表一句话表示对王力等人的支持。 早对中央文革不满的周恩来看到林彪的态度，趁势对其反攻，打了个大胜仗。当毛泽东接到杨成武带来的周恩来的密报后，发现下面的人搞错了，但是已经是木已成舟，王力等人大势已去。后来，毛泽东的批示和对王海容的谈话明显透露出自己的无奈。

四 王力等终于垮台

中央文革利用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借7－20事件欲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而“揪军内一小撮”会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当看到红旗的社论后，又担心自己被架空，而且中央文革都利用“揪军内一小撮”进行军队的清理，客观上将使林彪的势力更大，如果在保持军队的整体稳定的基础上，这也将给林彪借7－20事件带来清除四方面军势力机会。 故， 毛泽东一方面在《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上写了“大毒草”和“还我长城！”的批示， 另一方面毛泽东已经对7－20事件进行了反思。 于是毛泽东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指陈再道）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17 叶永烈 《陈伯达传》/《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

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批红旗的社论特意抬高林彪，在批复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时称陈再道为同志也是为了防止林彪借机批四方面军的山头，没有想到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18 《杨成武将军自述》】并没有传达下去。所以当毛泽东的的“震怒”传到北京的时候，中央文革自乱阵脚。 因为《红旗》‘八·一’社论的三个直接当事人是林杰王力和关锋。 而作为“旗手”的江青对于王力早就不满（这里不多论述，详情请见（《王力反思录》），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借此打倒王力。

而就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 此事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反弹。8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悍然宣布“夺取”部党委领导权。整个外交部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各地区司的外交业务瘫痪停顿。

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16楼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 康生和陈伯达做了长篇发言批评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审时度事， 可以借机回击一下这个夏天中央文革对于自己的攻击。 就在此时，8月22日晚，北京数千红卫兵、造反派演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火烧英国代办处。

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 周恩来又和陈伯达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19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8月23日凌晨】。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 可以想象的出， 从这句话里， 周恩来已经下定了决心来整治一下王力等了。

周恩来也知道，对于中央文革的反击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是利用中央文革内部矛盾拿下中央文革里面的几个笔竿子还是比较有把握， 这样可以起到消弱中央文革的整体势力，等到他们回过味来，也就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了。于是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

这个时候的周恩来还要知道一下林彪的态度。 而林彪没有派叶群来参加批王力的会议。 对于林彪态度，没有什么具体的描述。 唯有杨成武回忆到他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王力事件时林彪只是冷冰冰的态度，以此断定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以至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实际上，林彪本来就是沉默寡言之人。 可以说，林彪在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具体的批示之前，林彪很少表态的，从三不政策，到主席画圈我画圈都说明了林彪的出事为人。 从林彪不多言谈， 就以次来推断林彪，杨将军也算是犯了一回主观主义错误。

林彪深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器重，特别是王力等的器重。在中央文革自乱阵脚批王力的时候，林彪还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不是要打倒王力，但是林彪却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实为防止自己在军队中架空他自己。 所以，林彪并没有派叶群出席会议， 但本身就是一个表态。你们批你们的，我不会明确表态我会支持王力，因为王力的做法对于我来说也是不符合我（林彪）的利益，你们批正合我意。有人说，是林彪想利用批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借机整其他非一方面军×（或4野）的山头。就算林彪有此想法，但是同中央文革利用这个口号想染指军队来比，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会借机打压中央文革。因为，在这之前和后，在林彪的支持下，杨成武和黄永胜等人都硬顶过中央文革【20 见前述/髙文谦 《晚年周恩来》】。 这次顺势斩断中央文革的一条胳膊或大腿，应该是林彪乐意看到的，但是没有毛泽东的直接表态下，林彪也不会表态。因此叶群没有出席会议，但是对于周恩来来说，非常清楚林彪同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故林彪的不表态就一种表态。况且林彪知道这样批王力会把矛盾转向他人而非对准自己，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八月二十四日午夜约一时左右，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周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幺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但是此时的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准林彪的，所以特意嘱托杨成武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21 权延赤：《征行一－杨成武在1967》】。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直接打电话给随毛泽东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当毛泽东收到杨成武的材料，据杨成武回忆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毛泽东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没有错的。 而且毛泽东是思考了到了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难做决定呢？因为这明显不符合自己的初衷，但是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王力，再保也不好保了。以后的事情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下面会论述到）。 有人解释说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削减自己的胳膊，这也是个原因。 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22 宗道一：《“王八七讲话”舆外交邻“夺权”闹剧》，转引自《中华儿女》杂志，2002年笫l期】。

毛泽东心中明白， 本意警告林彪的已经被转移了目标，林彪还不能动，送上的材料是对准了王、关（戚是后来又被打倒的）等人。 经过痛苦的抉择，毛泽东不得不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 平息下众怒，肯定也是恨中央文革不能理解其意，是在挥泪斩马谡。 这在后来王海容见毛泽东时，前去打探消息，摸毛泽东对王力态度的底。毛泽东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23 宗道一：《“王八七讲话”舆外交邻“夺权”闹剧》】。 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引自髙文谦的解释】。

同样，毛泽东认为王力是个人才， 特别是就在前不久是万人迎接的“英雄”，但是在周恩来等人的摊牌下，现已沦为阶下囚， 毛泽东他本人也有难处。毛泽东抛出王力的利益在于平息了周恩来的愤怒，因为时下的混乱局势非周所不能治理。毛泽东也知道林彪顺水推舟把矛盾引向王力， 对此是洞若观火。反过来，此时的毛泽东还需要林彪的支持，虽然对林彪不满。但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最后导致了以后的大决裂是必然的。


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渔歌子·

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问题提得很好，作者的思考也很能给人启发。作者指出，在武汉“七二０事件”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根椐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８月７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作者提出：“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澜的得力助手，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引者注：王力、关锋被逮捕的时间是８月３０日，此前的７月２５日天安门欢迎王力大会按推算应为３６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因此作者提出质疑：“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陈益南先生的思考，使我想到了有关“王、关、戚”事件的两条“最高指示”。

一条是毛泽东对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指示，即毛泽东在上海要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的口头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此外，毛泽东“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见《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卷》１８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

另一条“最高指示”，则是至今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或是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毛泽东亲笔批示。９月７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９月４日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４１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批示（可称之为“九七批示”）的日期是在作出前一指示（８月２６日）的近一个半月之后。然而，“九七批示”的提法、语气，与前一指示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一指示认定王、关、戚犯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逆天大罪，而“九七批示”却认为他们只是“犯些错误”（并认为这“有益，可以引起深思”）；前一指示称他们“不是好人”，而“九七批示”却称之为“同志”，前一指示叫“把他们抓起来”，而“九七批示”却似乎不存在他们已被抓起来了的事实，还嘱戚本禹将他的这个批示“便时”“告之关、王二同志”（可以想见戚本禹看到此批示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九七批示”的态度是善意的，温和的，爱护的，同志式的，而且，显然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是认可的。戚本禹检讨了些什么呢？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者为“九七批示”所加的注释中可知，戚本禹检讨了这样三点“严重错误”：（一）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按照这三条，王、关、戚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罪。

毛泽东的态度，怎么会在一个半月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不由得不使人“多问几个为什么”。

前一个指示，没有原文，只是杨成武根据自己的笔记记载向周恩来传达的，而且按照指示中的要求，“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而“九七批示”则是毛泽东的亲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明是“根据手稿刊印”）。按说，这后一个批示的份量应更重些。然而奇怪的是，前一个指示，当时很快就通过官方的或民间（造反派红卫兵）的渠道传遍全国（同时传遍全国的还有另一些相关的“最高指示”，如“打倒王力，打倒，打倒”，“打倒王力，还我长城”之类），而这后一个“九七批示”，却始终没有公开传达，无人知晓。须知，若是在当时就传达出来，“王、关、戚”诸人定会如释重负甚至欢欣鼓舞，正如陈再道得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仍称他为“同志”一样，马上就会明白自己的“问题”性质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会被打倒了。可是，当时“九七批示”并未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关、王二同志”继续身陷囹圄，戚本禹不久也跟着进去了。那么，又是谁封锁了这个“九七批示”？为什么？从“九七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未将“王、关、戚”视作“坏人”或“罪人”。那么，为什么又要让他们下台呢？

有一则故事，从另一侧面道出了事情的某些玄机。

在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载《中华儿女》２００２年第一期３５—４２页）一文中谈到，王力、关锋在８月底被捕后，因中央对外秘而不宣，直到９月底人们都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刘华秋和王海容等急于了解毛泽东的态度，便在９月２４日凌晨毛泽东刚回到北京时，由守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以要休息为由对这位表侄孙女下了逐客令。王海容回来汇报后，刘华秋等人翻遍唐诗宋词，也没有找到这两句古诗的出处，只得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老先生。这才知道这是出自晚唐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中的句子。于是，刘华秋、王海容等人认定王力倒台已成定局，“当天，王海容、刘华秋将这一情况用最快速度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大胆撰写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

按宗道一文中所述，刘华秋、王海容等人当时对罗隐这两句诗的理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其实，这个理解是文不对题的。罗隐《筹笔驿》是凭吊诸葛亮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原意，充满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因时运不济，终于壮志难酬的感叹。原诗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只是表现出痛惜，哪里能从中体会出什么“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的意思？若再联系上原诗中这两句的前边两句：“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对诸葛亮这位失败的英雄的衷心赞美了。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诗，其实应该理解成是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痛惜之情。若是按刘华秋、王海容当年的那种理解，毛泽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引用另外的诗句，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类，这样内容和感情的诗句多的是。然而毛泽东却偏偏引用了这样两句，这不是曲折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对抛出王、关、戚的无奈心境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他这个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英雄，有时候也不得不受“时运”的制约，他也常常是“不自由”的啊！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感到“运去英雄不自由”？当时有什么形势逼得他非要以王佐断臂的决心抛出王、关、戚？这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解秘及人们更深入的研究。


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老田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处理720的现场不是那么从容地坐飞机撤退到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系统地回顾了一些老军头的历史，如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

许多造反派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派大好，好得不得了。但是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杀出来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背后的危险，看到了造反派与对立面当权派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在一月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了，相反当权派却在真切的威胁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因为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已经非常明显与公幵，表现在一月夺权之后就有了二月逆流，这个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中央怀仁堂里的口舌之争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在几乎遍布全国的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上。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全面而真切的威胁，他们因此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实现了军队当权派与地方当权派的整合过程，再加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斗争经验，要凝聚足够的力量，来消解造反派带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权派内部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不仅已经完成了整合过程，还统一了思想与行动方式，全国各地在1-28军委八条出来之后，都出现了一个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就是通过宣布反动组织和抓反革命这样比较"文雅"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在4-6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规定中间可资利用的"漏洞"不再存在，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风潮。实际上目标仍然是解决造反派对当权派的威胁，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失控，各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街垒战。

各地的当权派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出自上面什么人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瓦解当权派的反抗能力；二是进行战略退却避免摊牌与决战，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造反派恰恰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当权派基于切身利益并已经完成力量整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进行比较彻底的肉体消灭比如大清洗，才足以瓦解造反派所面临的威胁。

如果不想进行大清洗，那么就需要进行战略退却和让步。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对着杨成武深情地回忆老军头们的种种好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就是坚定否决了要清洗他们的理由。这些老军头们在思想上对文革的倾向毛泽东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陈再道的评价是"思想反动、头脑简单"，实际情况就是与陈再道思想一致的人很多，但是公然跳得这么高当然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的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对陈再道都已经打算网幵一面了。

毛泽东是指挥战略退却的专家，即使是撤退也决不能是弃甲曳兵而走，而是要有足以鼓舞士气的胜利效果（至少是表面上的，这对人民的士气极为重要），同意也要保留实力并避免最坏的后果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资料说周恩来曾经亲自去上海与毛泽东密谈，回来之后就宣布了对王关进行隔离审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的是：毛泽东要避免各地当权派再自行其事，组织和动员武力与造反派决战，各地形势不能容许继续失控，由当权派主导的优势武力对造反派进行的街垒战必须停止，这应该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退却所可以指望达到的合理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出面来代表中央政府，控制住各地诸侯，同时以舆论高压和组织措施对武汉军区进行"杀鸡吓猴"式的处置，震慑各地前一段基本上是在自行其是的当权派。

然而仅仅靠震慑其效果是不能长久的，势必要寻求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心服"的方式，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形势不会继续恶化到剥夺他们既得利益，让他们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必要，这个时候让步姿态是必须的。

王关戚被端出来，就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下是打算对当权派既得利益给予必要关照的——在当权派眼里树立周恩来的形象暗示这样一个行动将由周恩来主导完成，同时也要各地诸侯不能再各自为政，要听中央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地要把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进行到底。

王关戚被抛出来是合适的：一来他们是中央文革里面比较活跃的分子，二来也是造反派力量的象征，特别是王力，刚刚从武汉支左回来。这个被抛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文革运动转入退却阶段，因此前锋变后卫，后卫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古老故事重演。

当然王关戚被打倒必定是需要一个说法的，但是真实的说法是永远不会公幵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在案。反正有奋斗就有牺牲，不管这个奋斗正确与否，不过这一次牺牲的对象是他们三个，也因为他们三个的级别既没有低到让对垒的一方认为无关紧要的程度，也没有高到足以让另一方觉得如丧考妣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再道的宽大无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陈再道在多个方面是具有严重罪行的，对1967年4-7月份死在武汉武斗中的无辜者是确实负有责任的，这个处置方式显然对当权派也具有安慰意义，与端出王关戚的作用相同，一正一反。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1967.07.31)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胜利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歼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所拼凑的十四个国家的侵略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鲜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它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毛主席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剥削阶级总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被剥削阶级稍有反抗，就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反动派手里拿着刀，革命人民也必须拿起刀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暂时取得某些成就，只要敌人实行武装镇压，一切都成泡影。

修正主义者的最大罪恶，就是反对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南布迪里巴德之流也是这样。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一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正日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拚命抓枪杆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⑴⑶）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军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受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拚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用修正主义的《修养》来指导我们的军队，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

鼓德怀、罗瑞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拚死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贩卖从外国搬来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专搞资产阶级正规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否认政治思想工作是决定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彭德怀胡说什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罗瑞卿用“大比武”来冲击政治，并且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的指示。

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军事技术，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我们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是什么？是飞机吗？是大炮吗？是原子弹吗？不是，完全不是。我军的最大战斗力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事实上，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是一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完全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竟然认贼作父，把“蒋委员长的伟大及其生平”和蒋介石的“智、仁、勇”，“忠孝、仁爱”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国民党的反动政治。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好，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几十年来，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定、最彻底地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林彪同志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一九六○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林彪同志的思想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林彪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所提出的对毛主席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原则和方法，对全军和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实现思想革命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他们的篡党、篡军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7.08.01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ｌà＠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邋去掉走底